鉴真与西戒坛院
管 宁
西戒坛院位于日本九州筑紫之野，太宰府遗址东，观世音寺西南角。西戒坛院始建于日本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五年（761），以鉴真和尚为开山之祖。现存建筑物包括：简易大门、钟楼、地藏堂、本堂（戒坛堂）、书院、茶室等。
圣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753，唐玄宗天宝十二载）12月10日，鉴真一行于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登陆，26日入太宰府。翌年（754）正月3日到奈良，4月初于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设戒坛，为圣武太上天皇、光明皇太后等四百余人授菩萨戒。后又在大佛殿西建立戒坛院，弘扬佛法，规范戒律。
由于受戒者众多，且东西诸国僧侣远来不便，淳仁天皇时，又于天平宝字五年（761）诏敕于下野药师寺和筑紫观世音寺①各建一座戒坛院，“东山道信浓国坂以东国国，以下野国药师寺为戒坛院。西海诸国以筑紫观世音寺为戒坛院”②（资料3）。当时，这两处戒坛院与东大寺戒坛院合称“天下三戒坛”，由天皇朝廷派员管理，是日本僧人受戒的必经之所。
《延喜式》玄蕃寮条规定：“凡沙弥、沙弥尼应受戒者，限三月上旬，集于僧纲所。先勘会度缘，然后受戒。受戒毕，具录僧数，使并十师连署，进官上奏。即省于度缘末注受戒年月日，并官人署名，即捺省印，以为记验。其外国沙弥、沙弥尼者，皆请当国文牒。东海道足柄坂以东、东山道信浓坂以东，并于下野国药师寺、西海道于筑紫观音寺受戒。即当处官司案记印署。并准上例，仍造历名二通，一通留国，一通附使进官。官付所司。”（资料2）
三座戒坛院中，下野药师寺戒坛已于平安时代废弃不用，东大寺戒坛亦曾为战火烧毁，现在建筑为室町时代重建。而九州观世音寺戒坛院，亦由于年代远久，资料散佚，今人提及甚少。
平成三年（1991），西戒坛院为台风所破，院中佛像、宝物等临时移至九州历史资料馆保存。资料馆借此机会对戒坛院文物和有关史料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举办了《戒坛院展》。本文根据九州历史资料馆公布的有关资料，拟就鉴真与观世音戒坛院的渊源作一简单介绍，以供参考。
据观世音“延喜五年资财帐”记载，西戒坛院建立当初，原有正堂（桧皮葺）、礼堂（板葺）、山门、库房等建筑。阳成天皇元庆四年（880），西戒坛院遇大风损毁，正堂和礼堂先后倒塌，延喜年间（901—902）已仅剩东门屋和西门屋等少数建筑（资料1）。堀河天皇康和四年（1102），西戒坛院遭大风损坏，鸟羽天皇天永二年（111）由律僧暹宴重建，近卫天皇久安四年（1148）又遭毁坏。到后土御门天皇文明十二年（1480）前后宗祗法师写《筑紫道记》时，西戒坛院倒毁严重，已经“似有若无”了（资料5）。
在观世音寺保留的有关西戒坛院资料中，有一幅16世纪前期室町时代绘制的观世音寺图，在该图的东南角，画有一小庭院，内仅一间小殿，这就是“西戒坛院”。尽管这幅图只是一种带有寺院缘起性质的画图，并非全部写实之作，但从其所绘规模之小，亦可想见当时西戒坛院破败的样子。贝原益轩在《筑前国续风土记》中所说的“近世以来，当寺废绝，仅存草堂一宇”（资料7），应为当时真实的写照。
西戒坛院重新恢复于江户时代的宽文年间。宽文九年（1669），福冈崇福寺僧智玄来西戒坛院住持，见堂舍破败，遂劝进诸方，“招京都佛师中田理兵卫修饰本尊”。后由观世音寺村领主镰田昌盛出资，“建立戒坛院三间”，安置本尊卢舍那佛像。延宝八年（1680），福冈城下富商天王寺屋浦了梦又出资将戒坛堂由三间扩建为现在的五间。但也有史料（福冈市东长寺所藏文书）记载说今存戒坛堂乃宽保二年（1742）年利用原观音堂的部分材料移建的③。此后，西戒坛院虽又多次受损，但现在的基本格局大体上是从镰田和了梦整建时期确定下来的。
2001年秋，笔者因事从歧阜到鹿儿岛，返程时中途下车，就便到太宰府一游。先凭吊过太宰府遗址，又参观了陈列馆，然后饶过府学，便到了观世音寺西戒坛院。观世音建筑保存尚好，只是比兴盛时期小多了。西戒坛院的山门已毁，仅存基石，入口为一简易门，连接着低矮的灰瓦土墙。站在门外，西戒坛院的整个院落几乎全部掩映在郁郁葱葱的苍松翠竹之中，透出一种来自远古的幽静。进入院门门，踏过原山门基石，迎面坐北朝南的一座两层佛堂建筑即西戒坛院的主殿——戒坛堂。
戒坛堂是一座方型堂，长宽各10米左右，上三下五间，纯木制结构，瓦葺，为重檐殿阁式建筑。戒坛正面有拜廊，上方两檐间嵌有一长方木匾，草书“西戒坛院”三字，边框上刻有代表天皇家族的十六瓣菊花纹和江户德川家族的五三恫叶纹，传为江户时代宝镜寺宫奉敕所书。门额上方又有一木横匾，行书“戒坛院”，为中国黄檗宗著名禅师木庵于延宝二年（1674）应镰田昌盛之邀所书。
进入戒坛院，一座用方石砌成的戒坛，几乎占据了戒堂中央的全部空间。石戒坛长宽各约5米，高约50厘米，前、左、右三面以木栏围绕，各有三级木阶，通达坛上。石戒坛北面设须弥座，台上端坐平安时代制作的戒坛院本尊—毗卢舍那佛木雕像，两胁侍为元禄年间制作的弥勒菩萨和文殊菩萨木雕像。
按《延喜式》玄藩寮规定，当时凡受戒僧侣，须于每年三月上旬先到僧纲所报名，由朝廷员吏“勘会度缘”（审查度牒及相关证明），审查合格后方可登坛受戒。受戒仪式后，再经“十师联署”，“进官上奏”，再度审查后，官府在度牒上签注该僧受戒的年月日，并署名用印。当年，有多少来自各地的僧侣，就是在这座普通的戒坛院内，登上这座神圣的戒坛，接受各位大德高僧的严格审查，成为真正的律宗大师。
石戒坛前后两侧柱上有楹联。后屏柱楹联为延宝年间（1573—1579）旅日中国僧人柏岩句，上联为“洁似琉璃盏”，下联为“净如宝月轮”。戒坛前侧柱的上联为“圣武敕坛和会三国以筑”，下联为“鉴真结界开显四分以成”，乃天保六年（1835）圣福寺僧仙崖禅师所作。
戒坛堂外，东面是一钟楼，上木下石，建于宽永年间（1624—1643）。又一小地藏堂，安置着一尊石刻地藏菩萨立像。西面有三座石塔：一座为五重塔，乃天王寺屋浦了无的供养塔；一座五轮塔，是鉴真和尚的供养塔，檐下有阴刻五字“开山大唐国”。青柳种信等编《筑前国续风土记拾遗》（资料9）所云（戒坛）堂前有鉴真和尚塔，有铭五字：开山大唐国，其余剥不可见（大和国招提寺有鉴真塔，此处置假墓，以使其徒回向。下野国药师寺亦有塔），当即指此塔。
西戒坛院另一件与鉴真和尚有关的文物即现为太宰府市指定文化财的鉴真和尚木雕坐像。
此像作于江户时代的宝永二年（1705），是由当时的住持僧运照发愿，福冈城下的松村宅兵卫等为檀越，由京都的著名佛像师照烧雕刻的。鉴真和尚瞑目凝神，手搭佛印，端坐椅上，神情泰然，气势恢弘，无论从造型还是面部表情、衣纹处理上，都与著名的唐招提寺鉴真干漆造像极其相似。估计在制作此像时，肯定参考了唐招提寺干漆塑像的工艺手法，是一尊不可多得的鉴真古造像。
另外，在九州历史资料馆调查发现的西戒坛院资料中，有两条与鉴真和尚和西戒坛院密切相关的资料。现摘出，以就教方家学者。
其一，江户时代文化——文久年间青柳钟信等所编《筑前国续风土记拾遗》（约1861—64年间成书）一书中有如下文字：“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六年（甲午）六月十二日，唐鉴真和尚（唐国扬州江阳县人，姓淳于氏，玄宗天宝十二年冬发舟来）乘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之船归化，到太宰府。寺传云：同年于当寺行羯摩，此本朝受戒之始也（按：同七年，(大师)于东大寺建戒坛院，圣武天皇以下430余人受戒，是乃当寺受戒之翌年也）”。（资料9）
另外，明治十三年福冈县编《福冈县地理全志》戒坛院条也几乎同样的记述：“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六年（甲午）六月十二日，唐鉴真和尚（唐国扬州江阳县人，姓淳于氏，玄宗天宝十二年冬发舟来）乘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之船归化，到太宰府。寺传云：同年于当寺行羯摩，此本朝受戒之始也（按：同七年，(大师)于东大寺建戒坛院，圣武天皇以下430余人受戒，是乃当寺受戒之翌年也）。”（资料11）
按：鉴真一行第六次东渡，于公元753年10月19日离开扬州龙兴寺，11月16日从黄泗浦下海，12月20日于鹿儿岛秋目浦（秋妻屋浦）登陆，26日入太宰府，翌年（754）2月1日到难波，4日到达奈良东大寺。以此计，鉴真在太宰府滞留当一月有余。这一期间，鉴真一行曾做过哪些事，有过什么活动？包括《唐大和尚东征传》、《续日本记》在内的各种资料记载基本属于空白。1300余年后，青柳忽然说根据（观世音寺的）“寺传”记载，鉴真当年滞留太宰府期间，曾在“当寺行羯摩”，为人讲经授戒，不免有些耐人寻味。
首先，如果我们相信这一记述为真，则鉴真赴日后的第一次佛教法事活动就并不是如今人们经常所说的754年4月在东大寺的筑坛授戒，而是753年12月26日至1月末期的某日在筑紫观世寺里举行的授戒法事。如此一来，目前一些有关鉴真生平的传记作品就得重新改写或补写。而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记载为真，那么当时青柳等人又为什么要作如是说？根据的是哪种“寺传”，今“寺传”何在，“寺传”中又究竟是如何记述的？笔者孤陋寡闻，未见过青柳等人文中提到过的所谓“寺传”，所以这里也就无法提供更多的论据史料。在见到好本所谓“寺传”，之前，现在恐怕谁也不便就贸然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查：贝原益轩《筑前国续风土记》中有“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六年四月八日，鉴真和尚于此所（按：西戒坛院）始行受戒”句，明显是对鉴真在东大寺受戒法事活动的误记。或许青柳等在撰写《拾遗》时是此误所误，未可知。究意如何，还得靠今后对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
其二：宝永二年（1705）安见有定编《筑阳记》一文中又有如下文字：“师尝在唐时，有一梵僧以祇园灵土三斗遣，故凡所筑戒坛，取其土以涂，而其规矩皆取法于南山焉。”（资料8）
同宝永五年（1708）由当时的戒坛院住持运照撰写的《戒坛缘起》（东大寺文书所收）一文中，亦有如下一段内容相同文字：“（鉴）真大师始应本国之请时，将来天竺大道场并大唐西明寺之土，和以本国之土筑成，乃表戒法血脉三国相承也。此筑坛之不易者，谁不仰慕。”（资料6）
据这两段文字的记载，鉴真在东渡日本时，曾携去古印度和中国寺院的泥土，在修筑戒坛时，搀和日本的泥土，置于坛中，“乃表戒法三国相承也”。前述观世音寺西戒坛堂内石戒坛前柱上圣福寺仙僧崖楹联所谓“和会三国以筑”句，即源于此说。
考中国初唐时的戒坛模式，《关中创立戒坛图经》规定：“坛形三层，下坛方29尺8寸，高3尺。中坛方23尺，高4尺5寸。上坛方7尺，高2寸。上坛置宝塔，纳舍利”。依此，则西戒坛院的戒坛显然不合筑坛规矩。如果认为三级木阶可以代表三重坛，那么安见《筑阳记》和运照《戒坛缘起》中关于鉴真东渡时曾携有古印度和中国泥土，并将之安放在西戒坛院中的文字，不仅《唐大和尚东征传》中未见，而且东大寺、下野药师寺、唐招提寺以及后来的比睿山延历寺戒坛院的有关记录中亦未见有述，不知当时安见、运照等有何根据，如是言之凿凿。
又，《筑阳记》中所谓“其规矩皆取法于南山”，因南林寺戒坛早毁，亦无法印证。立此存照，谨供识者参考。
附：西戒坛院与鉴真关系资料
1、观世音寺《延喜五年资财帐 在庄庄总目录》（905年 东京艺术大学藏）
戒坛院
筑垣贰面 瓦葺 今校葺板
（东长贰拾壹丈柒尺 今校以板8丈 于不葺拾3丈7尺 北长壹10丈7尺 贞观三年中破 今校修理 10丈7尺不葺）
桧皮葺堂壹宇 长5丈 广1丈5尺5寸 高1丈（？）尺 贞观三年小破 户1具 全（今）校全
板葺礼堂1宇 长5丈 广1丈6尺5寸 高9尺 贞观三年小破 无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