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鉴真大和尚的弘法业绩....
发布日期:2005-03-17  阅读次数:8167

论鉴真大和尚的弘法业绩和佛界地位

 

 

今年,是鉴真大和尚登陆日本东渡弘法1250周年。海内外高僧大德、知名学者、友好人士云集中国扬州大明寺,共同缅怀、纪念我国历史上的律学宗师,日本律学始祖,中日文化、佛教交流的友好使者鉴真大和尚。

一、佛学传承

鉴真大和尚生于唐垂拱四年(688),武则天长安元年(701),随父至扬州大云寺出家。尔后,他游学二京,先后受名师诱导,精研佛法,为他日后成为江淮一方律宗宗首奠定基础。赞宁《宋高僧传·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以下简称《鉴真传》):

殆中宗孝和帝神龙元年,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诣长安,至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于实际寺荆州弘景律师边得戒。虽新发意,有老成风,观光两京,名师陶诱。三藏教法,数稔该通,动必研几,曾无矜伐。日僧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以下简称《东征传》):唐中宗孝和皇帝神龙元年,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杖锡东都,因入长安。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于西京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为和上。巡游二京,究学三藏。

两传记记载大体相同,对鉴真大和尚的佛学传承,都语焉不详。为清晰、准确地论述鉴真大和尚的弘法业绩和佛界地位,我们很有必要从唐朝佛学发展的大背景锲入,周详地探讨鉴真大和尚的佛学传承,把握他的佛学思想的真谛,才能深入研究他对佛教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在佛学界的地位。

唐王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极盛时期,随着政治上的日前强大,经济上的空前繁荣,文化事业也进入兴旺鼎盛的历史阶段,这是促进佛教长足发展的客观基础。再则,唐代承继南北朝、隋朝佛教发展的优势,又受到唐代前期帝王如唐高祖、唐太宗、武则天等的推奖和提倡,初盛唐佛教发展进入极盛期。广建佛寺,弘传佛法,佛经的翻译和佛学的研究,非常活跃,佛教中又分出许多宗派,如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法相宗、禅宗等,而律宗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宗派。

唐朝前期,印度佛教的发展达到顶峰,唐代佛学界的有识之士,继承东晋法显的精神,远道赴印学佛,掀起了到印度求法的热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如实反映了初唐时期的赴印盛况。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人,一是玄奘,他特别重视佛教的宗教哲学理论,后来成为法相宗的创始人;一是义净,他特别重视考察佛教的僧团制度和戒律规定,自印度携回并翻译了许多佛经,以律部为多,“遍翻三藏,而偏攻律部。”(《宋高僧传·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卢璨为他所写的《塔铭》(《贞禄》卷十三)说:“前后所翻经一百七部,都四百二十八卷,并束力编入一切经目。”这比《宋高僧传·义净传》说他译经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要多出许多。又别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义净的事业,为唐代律宗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佛教自传入华夏后,到东晋时代,戒律渐趋完备,鸠摩罗什译《十诵律》、佛陀耶舍译《四分律》、佛陀跋多罗译《僧祗律》,诸律先后译出。六朝时代,《十诵律》、《四分律》并重,延至隋唐,《四分律》成为律之正宗。“律”,是僧伽行事的种种规定,需要遵守的仪则。“律藏”,是戒律以及与此内容相关的典籍的总称,为佛家三大法藏之一。历代高僧都非常重视“律”。梁慧皎说:“入道即以戒律为本,居俗则以礼义为先。”(《高僧传·明律论》)唐道宣说:“律为法命。”(《续高僧传·明律论》)唐李华说:“夫沙门奉律,犹世间行礼。”(《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载《全唐文》卷三二0)宋赞宁说:“夫如是,知戒律是佛之家法明矣。”(《宋高僧传·明律论》)可见“律”在佛门中的重要地位。

《四分律》在唐代弘传过程中,分出南山、相部、东塔三宗。

南山律宗的创始人是唐代名僧道宣,隋大业中,从智首律师受具足戒,专门研究律学,曾参加玄奘译场,为西明寺上座。他先后在终南山白泉寺、崇义寺、丰德寺修行、习律、传法、著述,故称此宗为“南山宗”。其事具载《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学识渊博,著述甚多,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简称《行事钞》)、《四分律比丘舍注戒本》、《四本律删补随机羯磨》(简称《注羯磨》)、《量处轻重仪》等重要律学著作,还有《续高僧传》、《广弘明集》、《释迦方志》、《古今佛道论衡》、《大唐内典录》等,赞宁盛称:“宣之持律,声振竺乾;宣之编修,美流天下。”(《宋高僧传·道宣传》)道宣弟子文纲,仍在关中传道,至文纲弟子越州隆兴寺道岸,开始将南山律宗推向江南。他有鉴于“江表多行《十诵律》,东南僧坚执,罔知《四分》。”(《宋高僧传·唐光州道岸传》)遂向皇帝请得“执行南山律宗”的墨敕,在江南弘传律学,“伊宗盛于江淮间者,岸之力也。”(同上)道岸律师为南山律宗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相部宗的创始人是法砺,居相州日光寺,撰《四分疏》、《羯磨疏》、《舍忏仪轻重序》等,为世所重,故其宗号相部。把相部律宗推向江南的,是观音寺大亮的弟子昙一。他在开元末东归会稽开元寺,在东越30年,讲《四分律》35遍,《删补钞》20余遍,声振吴会。

东塔律宗,创始人是京兆怀素,受具足戒后,专攻律部,初从法砺,发现诸说弊病,乃标新立异,撰《开四分律记》、《四分僧尼羯磨文》、《四分僧尼戒本》。他居西太原寺东塔院,因号东塔宗。怀素弟子扬州龙兴寺法慎,依东塔之疏,解释律文中的疑难,时贤推服。法慎有三个弟子,即开元寺昙一、福州楞枷寺怀一、余杭宜丰寺灵一,他们以东塔为本,而兼具两宗色彩,会合三宗,体现出江南律学的特色。

明了律学三宗的概况后,再看鉴真大和尚的师承传授,便能洞彻地了解他的佛学渊源。《东征传》和《鉴真传》谈鉴真大和尚的佛学传承很简单,很不明确,只有日僧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对鉴真大和尚的佛学渊源作了非常具体的记载:“鉴真和尚是天台宗第四祖师,从天台取,若从南岳取者是第五世。随弘景禅师受具足戒,并学台教。弘景是南山亲度授具弟子,随章安大师学天台宗。鉴真随道岸律师受菩萨戒,即是三聚通受之法。随融济律师学《南山律钞》、《业疏》、《轻重仪》等。道岸、融济,并南山道宣律师受学弟子。弘景、融济,俱释《南山律钞》。鉴真随西京禅定寺义威律师,听法砺律师《四分律疏》一遍,次就西明寺远智律师,听彼疏一遍,次就东京授记寺从金修律师及慧策律师,听彼疏各一遍。后随西京观音寺大亮律师听砺疏五遍。前后始终学相部大疏总获九遍。上之诸师并西塔满意律师受学门人也。鉴真受具五夏之中,如是游学,究砺宣宗。”

下面,我们将对《三国佛法传通缘起》所记载的各位律师,逐一寻踪。

道岸律师,是律学南山宗道宣的再传弟子,将南山宗推向江南的有功之人,已如上述。他在佛界的地位很高,“命世挺生,天下四百余州,以为授戒之主。”(《东征传》)“时号为大和尚”(《宋高僧传·道岸传》)屡受皇帝征召,特受荣宠,图画于林光宫,中宗为作《图讚》(《全唐文》卷十七):“戒珠皎洁,慧流清净。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学综真典,观通实性。维持法务,纲统僧政。律藏冀(原作异据《宋高僧传》改)兮傅芳,象教因乎光盛。”道岸所到寺院,统帅僧徒,善诱克勤,深契物心,天下以为荣,古今所未有。鉴真大和尚能成为道岸大和尚的弟子,佛缘匪浅,得益甚深。

弘景律师,又作“恒景”,是文纲律师的弟子。凝然《华严二种生死义》纸背弘景传所引思托《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又称《鉴真和尚广传》,以下简称《广传》):“弘景律师初受戒了,讲律百遍,是南山宣律师重受戒弟子。”他精研佛法,撰《顺了义论》二卷,《摄正法论》七卷,《佛性论》二卷(《见《宋高僧传·恒景传》),还为实叉难度所译《文殊授记》、天智所译《华严经法界无差别论》证义。他在武则天、中宗朝三次被召入宫为受戒师。景龙三年(709,也就是鉴真大和尚受具足戒之次年),奏乞归山,还荆州南泉寺。中宗亲自赋诗送别(诗已佚),中书令李峤、中书舍人李七等人作《送沙门弘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二诗现存,载于《全唐诗》。天下人都以此为荣。

融济律师,是南山宗创始人道宣的弟子,凝然《华严二种生死义》纸背融济律师传所引《广传》:“鉴真和上乃於长安受戒了,初即禀承满州融济律师学宣律师《行事钞》及《羯磨疏》、《轻重仪》等。”这位融济律师乃是“名匠一方,南山上足。”(《宋高僧传·玄俨传》附)

义威律师是道岸的弟子,《律苑僧宝传》:“律师名义威,出于周律师之门,明炼昆尼,慧解精绝,开法于西京禅定寺,四远响应,师尝著《事钞灵山》若干卷,《四分律钞记》六卷。”鉴真大和尚曾随他听讲法砺律师之《四分律疏》一遍。

远智、金修、慧策律师都是满意律师的弟子;大亮律师是满意的再传弟子。满意是法砺的弟子。唐颜真卿《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全唐文》卷三三八):“洪传法砺,砺传满意,意传法成,成传大亮。”凝然《华严二种生死义》卷四纸背满意律师传引《广传》:“鉴真大师从义威乃至大亮五人律师,禀学相部大疏,宗承殊深。”可见鉴真大和尚习研相部律学,时间很长,深受影响,确实是“宗承殊深”。

如上所述,鉴真大和尚“如是游学,究砺宣宗”。“砺”即法砺之相部宗,“宣”,即道宣的南山宗。也就是说,他的佛学渊源,深承律宗南山、相部两宗精义。从他第六次东渡日本时携带的怀素律师的《戒本疏》(即为《四分僧尼戒本》之疏)看,他也兼涉东塔之学。

鉴真大和尚除了精研律宗典籍外,也涉猎佛学其他诸宗。他曾随弘景律师学天台教义,第六次东渡日本时携带的诸多经书中,有《六妙门》、《天台止观》、《法门玄义》等,这都是天台宗的典籍;有《华严经》,这是华严宗的典籍;有《涅槃经》、《大品经》,这是三论宗的典籍。我们详考鉴真大和尚的宗师传承和佛学渊源,可以见出他从众多的高僧那里获得精深的佛学义理、渊博的象教学识和探究佛学的钻研精神。他反对宗派间的相互斗争,主张宗旨的兼学通受,他以南山律宗为本位,汲取相部、东塔律学的精义;他以律学为本位,融汇天台、华严、三论诸宗之学,体现出有道高僧的博大胸怀和宽容精神,代表着佛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凝然《三国佛教传通缘起》论及鉴真大和尚时说过:“四部文籍,常恒讲说,定慧证修,内外该亘,天台数观,研究精详,五乘洞达,三藏通晓。”用这段话来总结鉴真大和尚的佛学思想,十分恰当。

二、弘法业绩

鉴真大和尚一生的弘法活动,可以分为东渡日本以前和东渡日本以后两个阶段。他的弘法活动的基本内涵为讲律授戒、建造寺塔、塑造佛像、抄写佛经、培养高徒等,他的弘法业绩巨大辉煌,呈现六大特征。下文分别加以论述。

第一阶段,自京洛学成,东还江淮,广为弘传佛法。《鉴真传》:“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诱,郁为一方宗首。”《东征传》:“巡游二京,学究三藏。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于是兴建佛寺,济化群生,其事繁多,不可具载。”

两传说得极为简括,而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则具体指出:鉴真大和尚在天元元年,开始讲法砺《四分疏》,开元六年,讲授《四分律删繁补补阙行事钞》、《量处轻重仪》,开元十五年,讲《羯磨疏》。尔后,他在淮南、江北诸寺,讲律授戒,略无停歇。《东征传》记载鉴真大和尚46岁以前累计弘法业绩:“讲大律并疏四十遍,讲《律钞》七十遍,讲《轻重仪》十遍,讲《羯磨疏》十遍。……讲授之闲,造立寺舍,供养十万众僧;造佛菩萨像,其数无量,缝衲袈裟千领,布袈裟二千余领,送五台山僧,设无遮大会。……写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前后度人授戒,略计过四万有余。”《三国佛法传道缘起》卷下:“修造佛寺八十余所。”

此后直到66岁到达日本以前的20年间,鉴真大和尚所作的弘扬佛法的善事,远远超越这个统计数字。特别是在他五次东渡遇险的过程中,仍坚持弘传佛法,随时、随地讲律授戒,造殿塑像,第六次东渡离扬州时,临行还为二十四沙弥授戒。

第二阶段,自登陆日本后直到圆寂。

鉴真大和尚于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二十日(即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到达日本阿多郡秋妻屋浦,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渡海传法的宏愿。大和尚到日本后,受到上自天皇下至僧俗人等的热烈欢迎和普遍尊重。天平胜宝六年二月,大和尚八往东大寺,四月于卢遮那殿前立戒坛,首先为天皇授菩萨戒,夫人、王子亦登坛受戒,先后为四百余人受戒,盛况空前。《佛祖统记》卷四十:“即至,王迎劳之,馆于毗卢遮那殿,请其授归戒,夫人、群臣,以次禀受。”《鉴真传》:“初于卢遮那殿前立坛,为国王受菩萨戒。次夫人、王子等,然后教本土有德沙门足满十员,度沙弥澄修等四百人,用白四羯磨法也。”《东征传》记载得更为详明:“其年四月,初于卢舍那殿前立戒坛,天皇初登坛受戒。寻为沙弥证修等四百四十余人授菩萨戒。又旧大僧灵佑、贤璟、志忠、善顶、道缘、平德、忍基、普谢、行潜、行忍等八十余僧,舍旧戒受大和上所授之戒。”

出现这种佛门盛事,是因为日本国素乏能授戒的大德高僧。天宝元年,荣睿、普照到扬州初见鉴真大和尚时说:“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见《东征传》),在此之前,荣睿、普照曾邀请东都大荐福寺道璇律师去日本传戒,道璇律师“随普寂习传华严以及禅法,亦明律宗,亦善天台宗,达菩萨戒。”(《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他对华严宗、天台宗在日本的兴起,律学在日本的普及,都曾作出很大贡献。但是他还不能登坛授戒。《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说:“道璇律师虽先来朝,僧众不足,不能秉行结界登坛受具戒法,啻恒讲敷律藏而已。”如今,德高望重的“授戒大师”鉴真大和尚来到日本,带来14位弟子,立即可以开坛授戒,进行三师七证授戒的仪式,自然倍受日本朝野、僧俗的重视和爱戴。

鉴真大和尚于76岁时,无疾而终,在日本共11年。其间,建造唐招提寺和佛像,长传《四分律》、道宣《四分律行事钞》、法砺《四分律疏》、定宾《饬宗义记》,“自是以来,长敷律藏,受教者多。”(《鉴真传》)弟子思托还用汉语为日僧忍基等人讲授律学诸籍,培养大批律学师资。

鉴真大和尚的弘法业绩中,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事业,便是培养一大批“超群拔萃、为世师范”的弟子。《东征传》列出了他们的法名:扬州崇福寺僧祥彦;润州天响寺僧道金;西京安国寺僧睿光;润州栖霞寺僧希瑜,刘轲《栖霞寺故大德律师碑》(《全唐文》卷七四二):“金陵希瑜律师。”与《东征传》合。希瑜,一作法瑜,李华《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载会葬上首者为“润州栖霞寺僧法瑜。”

扬州白塔寺僧法进,随鉴真大和尚于第六次东渡日本。圆仁《大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法进僧都,本住白塔。”《续日本纪》天平胜宝六年正月十六日条云:“入唐副使从四位上大伴宿祢古麻吕来归,唐僧鉴真、法进等八人随而归朝。”润州栖霞寺僧乾印;沛州相国寺僧神邕;润州三味寺僧法藏;江州东林寺僧志恩,《东征传》:“近天宝九载,有志恩律师于此(庐山东林寺)坛上与授戒。”思托《延历僧录》、《高僧沙门释鉴真传》:“即江州庐山东林寺僧志恩,以唐天宝九载春三月,于寺晋远法师甘露坛上,为僧尼受戒。”颜真卿《西林寺题名》(《全唐文》卷三三九):“(永泰丙午)夏六月癸亥,与殷亮、韦桓尼、贾镒、杨鷫憩于西林寺,有清真律师,深究清净毗尼之学,即律祖师志恩之上足,余内弟正义之阿阇黎也。”

洛州福光寺僧灵佑,凝然《华严二种生死义》卷三纸背嵩岳定宾律师传所引《广传》:“爰有鉴真和尚弟子灵佑律师,心融三藏,名流天下,论辨难当,于讲解之次,诸有学者请出斯文,续前所无,制《补亡饬宗义记》一卷,添前九卷(按,此指定宾律师之《饬宗义记》,存九卷。)足成十轴也。”扬州既济寺僧明烈;西京安国寺僧明债;越州道树寺僧睿真;扬州兴云寺僧惠琮;天台山国清寺僧法云。《东征传》说这类弟子共有35人,但仅载以上15位弟子的法名。尚可考见的“超群拔萃”的鉴真弟子,还有:

天台山国清寺僧思托。他是坚决追随师父渡海弘法,历尽艰险,始终追随的弟子,“难有大和上、学问僧普明、天台僧思托,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东征传》)他的文史修养很好,在鉴真大和尚圆寂后,动手写了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三卷,非常详细地、生动地描述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弘法的前后经历、见闻,具有实录性质。可惜没有传入中国,已经佚失。日僧凝然的《华严二种生死义》纸背片段地载有思托原著的佚文,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日僧真人元开撰《唐大和尚东征传》,以思托之《鉴真传》为蓝本写成,仅一卷,已是略记。思托又撰《延历僧录》五卷。为什么《东征传》所列三十五弟子中没有“思托”之名,因为《东征传》是根据《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写成的,此书是思托撰写的,所以没有列入自己的姓名。

苏州开元寺僧辩秀。《宋高僧传·唐苏州开元寺僧辩秀传》:“天宝四载,受戒于东海鉴真大师,传律于会稽昙一,至德中举高行,隶名于吴郡天元寺。乾元中,下诏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长讲戒律,秀应其数也。”(按,此段文字,全出清昼《唐苏州天元寺律和尚坟铭》,载《全唐文》卷九一八)《坟铭》又云:“孤制律枢,近持僧纲,自胥(缉)湖南北,皆宗仰焉。”

栖霞寺僧昙玭。刘轲《栖霞寺故大德玭律师碑》(《全唐文》卷七四二):“既落发于金陵希瑜律师,受戒于过海鉴真大师,后与友人高陵恩律师追远永之游,乃偕隐于匡庐之东林,虽欲遗名,而名已高矣。”“大历初,乃归栖霞,其莅坛传戒一十五会,讲训经律三十七座。”“州牧兰陵萧公高其人,谓标望风度,讵独邺卫松柏耶!乃命为僧正,纪纲大振,虽一公帖四辈之望,无以上也。”

鉴真大和尚一生弘传佛法,业绩巨大,成就辉煌,呈现出如下六大特征:

(一)人格精神,感召众人。

鉴真大和尚受邀东渡日本弘法,明知渡海有生命危险,却立言铮铮地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东征传》)大和尚置生死于度外,义无返顾地准备船只、粮食、经书,毅然决然东向日本。虽然历经如海诬告、风浪击破舟船,漂流海南岛等磨难,五次东渡计划均告失败,日僧荣睿、弟子祥彦病死于途中,自己也双目失明,但他的弘法本愿始终不变,显示出大和尚重于承诺、意志坚强、不惧艰辛、百折不挠的崇高人格力量。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的大德高行对中外僧俗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讲律授戒,可以计请人次;造寺塑像,可以计清数量,惟独大和尚的奉佛弘法的人格精神,是“无尽藏”的,无法以数量计。

(二)超越地域,跨出国门。

鉴真大和尚游学京洛后,回归扬州,传律授戒。“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诱,郁为一方宗首。”(《鉴真传》)在东渡日本以前,他弘传圣教的主要地域在江淮之间。随着历次东渡计划的实施,鉴真大和尚所到的地域扩大了,他先后到达越州、杭州、湖州、宣州、振州、雷州、桂州、广州、韶州、洪州、江州等地,在各寺院讲律授戒,建寺造像,弘法的足迹遍及南中国,远远超越江淮地域,使他的弘法业绩进入了新的境界。特别是大和尚跨出国门,远涉重洋登陆日本国传法授戒,将律学与中国文化传播到扶桑,成为中日文化、佛学交流的先驱,日本国律宗的始祖,使他的弘法业绩进入了更加辉煌的境界。

(三)弘法济生,相辅相成。

鉴真大和尚于钻研佛法、讲律授戒的同时,也精研医药,收集验方,研究药物的辨识和炮制,寺内培植药圃,上山采集草药,以备随时为僧俗人众施药治病。他又在龙兴寺、大明寺设立悲田院,救济贫困的人。救济贫病,普渡众生,弘法与济生相辅相成,成为鉴真大和尚弘法业绩的一大特征。他还教授弟子们学习医药知识和治病的本领,他的弟子思托在东渡途中为义净治病,便是一例。《延历僧录》中的《高僧沙门释思托传》云:“船至阿几奈波坞,坞有石窟,唐僧义静入中安禅,遭魑魅失心,思托因采槟榔见救得义静上船,其日船发。”

(四)建寺塑像,与讲经并重。

佛寺是佛学传布的场所,佛教文化的载体;佛像雕塑,可以诱发僧俗的宗教意识,唤起僧俗的宗教情绪;佛寺庄严静肃之美,佛像典丽灵动之美,都有助于佛法的弘传。鉴真大和尚深知此中奥理,因而他在研习佛典的同时,究心于佛寺的建筑营造、佛像的雕刻塑造。早年,他曾协助道岸律师修造过小雁塔,后来,又陆续参与各地寺院的修缮、建造工程,逐步掌握了佛寺建筑和佛像塑造的技艺。建寺塑像,与讲律授戒并重,便成为鉴真大和尚弘法业绩的又一大特征。

(五)讲律授戒,整饬佛门。

鉴真大和尚弘传佛法,以敷讲律学、正规授戒为基本内容,他长期宣讲《四分律》、《四分律疏》、《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量处轻重仪》,以佛门戒律之奥理、威仪和教规,化诱、规范僧侣的行为,防止、遏制僧侣的不良行为、松弛纪律,净洁寺院内部,整肃佛门纲纪,保证僧团制度的健全,维护圣教、佛寺的纯洁和尊严,有力地促进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是鉴真大和尚对佛教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也是他弘法业绩的又一独特特征。

(六)培养高徒,法灯长明。

鉴真大和尚在弘法授戒的过程中,细心识别、耐心诱导、真心爱护、精心培养自己的弟子(包括日本的弟子),使他们能逐步成长为传佛法、授戒律的名僧,其中一些人也确实成为著书立说、讲律授戒的大德高僧,“三十五人,并为翘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导化群生。”(《东征传》他们续戒律之慧光,阐列祖之圆机,真是一灯点燃千百灯,灯灯相传,法灯长明,佛光不断。

三、佛界地位

鉴真大和尚自京洛游学归来后,常在江淮间传律授戒,深得僧俗群众的爱戴。《鉴真传》说他“郁为一方宗旨”,《东征传》也说:“江淮之间,独为化主。”道岸律师、义威律师相继过世后,他便被奉为传戒大师,“淮南、江左净持戒者,唯大和尚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传戒大师。”(《东征传》)他的声名愈来愈大。

日僧荣睿、普照闻名后,赴扬州邀请大和尚东游兴化。鉴真大和尚五次东渡失败,漂流至浙南、两广、海南岛等地,受到当地地方长官、寺院僧侣的热烈欢迎,随时布道授戒,声名与日俱增。

东渡日本后,鉴真大和尚在佛界的崇高地位,日益显示出来。日本佛教界律学日兴,律仪渐见严整,他成为日本传戒律的始祖。《鉴真传》说:“彼国号大和尚,传戒律之始祖。”《东征传》也说:“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资相承,遍于寰宇。”《佛祖统记》论鉴真大和尚时说:“日本律教始行于此。”《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则说:“日本自是始有律教。”从日本最高统治阶层的鲜明态度,可以见出鉴真大和尚在佛界崇高的地位。《鉴真传》记载:“其国王欢喜,迎入城大寺安止,初于卢遮那殿前立坛,为国王授菩萨戒,次夫人、王子等。”《东征传》除有相同的记载外,还载有天皇的“口诏”云:“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和尚。”闻知四方学戒律者无供养,天皇敕施水田一百町;闻知大和尚欲立伽蓝,天皇敕施园地一区,即故一品新田部亲王之旧宅,后在此建唐招提寺。鉴真大和尚到日本后受到最高的礼遇,足见他在日本国人心中的地位。

鉴真大和尚圆寂的消息传回扬州后,“扬州诸寺,皆承大和上之凶闻,总著丧服,向东举哀三日,都会龙兴寺,设大斋会。”(《东征传》中唐时代第一流碑文作者梁肃,笃信佛教,为不少名僧写过碑文,“释氏制作,无以抗敌。”他曾为鉴真大和尚撰《过海和尚碑铭》,其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又於东塔院(龙兴寺),安置鉴真和尚素影,阁题云:‘过海和尚素影’。更中门内东端,建《过海和尚碑铭》,其碑序记鉴真和尚为佛法渡海之事。”(按,圆仁诣龙兴寺为文宗开成四年(839),则梁肃碑铭之写作年月,当在此前。)梁肃碑文已佚,但在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全唐文》卷四一0)提及此文:“……作《过海和尚碑铭》,《幽公碑铭》。”梁肃特地为圆寂于日本的鉴真大和尚作碑铭,亦足以反映唐代佛教界对大和尚的尊重,足以看出他在佛教界的重要地位。

鉴真大和尚的弘法业绩日益辉煌,他对佛教圣业的贡献与日俱增,他在佛界的地位也日益崇高。他将永远活在中日佛教徒的心中,永远活在关爱佛教圣业的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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