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寿建

“老王八”

早春时节，雪后初晴，微风中透出丝丝寒意。一伙年过花甲的老知青，在蜀岗下的汇金玄武饭店集合，然后沿着当年下放的路线，驱车直奔里下河水乡，兴冲冲地故地重游。

我赶到饭店门前，“老王八”的四位已经齐崭崭地站在路旁。老高示意打开汽车后备箱，把准备好的几个大包小包放进去，大致是双沟、玉溪、酱菜之类。一边对我说：只差老卞一个。

手机打到他家，太太说他昨天一夜兴奋得没睡踏实，天刚亮就早早起床，出门有一个小时了。

正在焦急时，路口的转弯处出现了老卞的身影。身着灰色中装，宽大的羽绒服凸显得肚大腰圆，疑似十月怀胎的孕妇，正晃悠晃悠地走近。他申辨道，我来得最早，见不到你们人影，怕搞错了集合地点，就转到隔壁的地方去找了。

这是一次怀旧之旅。一路上谈笑风生，谈论着陈年八古的趣事，还有上一回返乡的见闻。199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之际，在一个麦苗青青菜花黄的季节，我们自发地组织过一次“故乡行”。可惜那回老高因为单位派了公差，未能同行。此后的策划，“老王八”的老张最为热心，许支书也一再邀请，但人老是凑不齐。转眼又过了十二、三年，现在终于成行了，但当初热热闹闹的十个人，还是缺了四个。

“老王八”是老高、老张他们自己喊出来的，与其说是“自嘲”，还不如说透出自豪。

“老王八”的全称，叫兴化县老圩公社王好大队第八生产队知青小组。岁月沧桑，人事变迁，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建制早就改了，兴化县也变成了兴化市，但老知青的语言习惯却改变不了。正如“许支书”的称谓一样，我们一喊喊了40年。当年这位一言九鼎的大队支部书记，其实早就在乡里到龄退休了，但我们仍然习惯这么叫。

那时候，“老王八”的名声可响了。他们是66届高中毕业生，是老三届中的“大哥大”。小组先是四人，后来加盟了两位，人多了就自己动手扩建住房，把统一规格的知青草屋，翻盖成窗明几净、宽畅明亮的“知青别墅”。连庄户人家都称羡不已。

老高以后成了高级工程师。也许从知青时代起，这位高材生就同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

每间卧室，还添置了痰盂等等城市生活的元素。老张说，痰盂是夜间方便用的，比出门上茅坑顺手多啦。

不过到了雨季，“知青别墅”的坚固性即大不如农民的房屋。有一天凌晨，北沿土墼墙轰然一声倒下来，拦腰砸断了木铺板。幸亏睡在铺上的老徐短小精悍，梦中觉察到“吱吱呀呀”的声音，即刻一跃而起，逃过这一劫。这是后话。

我们这个小组所在的七队叫林郭舍，同“老王八”的新东舍鸡犬相望。每当上工的时候，从七队的田头向东望去，常能见到“老王八”的几条汉子，披着统一的坎肩，打着整齐的号子，挑起沉重的麦把，从毗邻的田埂上大步流星地走过。那阵势刹是气派。

我们渐渐知道，“老王八”过的是集体共产主义的日子。他们统一工分，统一采购，统一向队里提出种种要求，而且每天都轮流留人下来做饭，下工回到家菜是菜、汤是汤的。不像我们这个组，一下工淘米的淘米，拎水的拎水，在锅台上手忙脚乱。我经常充当“火头军”，把灶间小披子弄得烟雾腾腾。口粮紧了，我们就跟庄邻一样，让胡萝卜、山芋干在稀饭里打滚。

时间久了，老卞常到新东舍去谈天说地。回到屋里，就跟我夸大其词地形容“老王八”过的日子，说得绘声绘色的：这些麻小伙啊，吃的是大米白饭，炒的是翠绿翠绿的“扬州青”。炒锅里那个扬州狮子头，啧啧！油汪汪、粘滋滋、香喷喷、颤巍巍……真把人说得馋涎欲滴。

许多年之后谈起此事，老高说，“老王八”打过野猫，叉过田鸡，罾过鱼虾，烹过狗肉，独独没有做过扬州狮子头。那是老卞望梅止渴。

农忙一过，“老王八”向大队发出倡议，生产和推广“5406”土肥、“920”农药。许支书欣然拍板，很快就在生产队空余的库房里，办起了一个土肥和土农药厂。不久，他们成了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面红旗。为搞“920”农药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高，代表知青小组登上扬州工人文化宫的讲台，在地区行署召开的大会上介绍经验。

那“920”究竟时兴了多长时间，我已经记不大清，但其效应却是立竿见影的。第一批扬州招工，知青组长老许走了；第一批师范招生，跟了一段时间公安特派员的老李也走了；后来徐州煤矿招工，一度被抽调到社教工作队的老张又走了……“老王八”的集体共产主义解体了。

忆起旧事，“老王八”特别怀念队里的乡亲们。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新东舍，对城里来的这几个家伙敬上三分，几乎有求必应，缺粮给粮，缺草给草。因为大队支持搞“920”，他们不用下田也记大劳力的工分。有一句名言：“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女人”。如果套用这句话，不妨说，一个成功的“老王八”背后，站着一群庄稼汉。

我还记得队里那位王会计，个头矮矮的，一脸憨厚相，在身高个大的老张面前，显得谦恭而无奈。令人痛惜的是，没能等到我们上一回返乡去探望，王会计就因病去世了。

车上谈到旧人旧事，老高说，一定要去拜望一下现在还健在的郭队长。

从扬州到安丰，高速路一个半小时就转眼到了。大家叹息道，下放那辰光，乘“嘟嘟嘟”的小火轮回家，差不多要在船仓熬上一天一夜。

从安丰镇到王家庄

安丰高速路出入口，一辆白色的商务车等候在那里，远远地就看到许支书站在车旁，见我们的车停下来，连忙迎上前来。

许支书78岁了，头发花白，腰有点弯了，但身子骨看上去还相当健朗，迈着一般的农民难得一见的大步子。回想起来，当初他不过30来岁，但精明干练，深谙用人之道，基层工作颇有创意和办法。他长着一张布满麻点的脸，在知青眼里，这副脸不怒而威。他呵呵笑起来，脸上的五官和麻点全都舒展开来，让人感觉平易而深沉。老张曾私下议论，说许支书的笑，宛如“牡丹花盛开”。只要“牡丹花”一开，我们就知道，他新的创意又来了。

许支书和现任村里的王支书为我们充当热情的向导，领着我们逛了安丰镇，跑了肖家庄，然后回到王好大队部所在的王家庄。凡是当年知青留下足迹的地方，他无一不带着我们亲临其境。这让我们一行忆起了许多往事，一路上兴趣盎然。

安丰中学的大操场，这是分派到老圩区的扬州知青在这里集散的地方。记得门前的河道上，布满了船只，由各村各舍的贫下中农把知青引导到各自的木船或水泥船上，然后摇而摇，摇到外婆桥。“外婆”们早已在村边的码头上候着了，娃子们一到，一阵噼哩叭啦的鞭炮声。接着就摸黑到了村里，把灶头上早已准备好的白米饭和半生不熟的白煮猪肉热腾腾地捧上桌。猪肉厚膘足有四指宽，一咬一嘴油，那是我们第一次吃到兴化东北乡的口味。

从镇中心高高的水泥桥上，向水路相接的地方远远望去，是安丰粮库所在地。在夏秋两季的收获季节，这里汇聚着各地的粮船。我们跟随队里的青壮农民，在这里扛过笆斗，缴过公粮。

我们这个知青组，老李是第一个受队长指派，跟着农民来粮库缴公粮的。队里的几个社员缴好公粮，把藏掖起来的半麻袋稻谷，悄悄地带上岸，私自卖了。他们用卖粮的钱，到镇上的馆子里饱餐一顿，临了给老李分了一块四角八分钱。老李诚惶诚恐，他小心翼翼地用一层层纸把钱包起来，跟我们发誓，他一辈子不用它。不久，他就随父母双双干部下放，迁到高邮湖西去了。

这位后来当上电台台长的同学，退休后常住上海，膝下含饴弄孙。当初这个裹着一块四角八分钱旧币的纸包，应该作为文物了，不知安在否。

当年的安丰纱厂仍在原址，已改称为泰州市某某棉织厂。“老三届”下放后，后两届的学生一度分配工作，扬州的不少学妹曾被分配到这里。每当下班，成群结队的年轻女工走出厂门，在安丰的街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可是多少男知青向往的地方，到安丰赶集的时候，常有人转到纱厂门前徘徊、逗留。不过，大多心里难免酸酸的：这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城市姑娘，谁看得上知青哦。

果然，同行的老徐不打自招，很得意地再三声称，他曾在纱厂食堂里吃过一顿饭。真是“开水不响，响水不开”，连魅力四射的猛男老张尚且只能望洋兴叹，你纵然长着计算机一般的“数学头脑”，不过吃过一顿饭又怎么了？

车子特地绕到肖家庄，这是全公社的政治中心。据说当初分派知青的时候，分到肖家庄的知青是有政治标准的：第一是出身好，最好是三代贫雇农；第二是在“文革”中表现要突出，造反要坚决。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只好被送到更偏远的地方。不怪那些掌管人事分配大权的头头们多长一个心眼，因为肖家庄的知青点在庄心的一条小街上，同公社大院靠得实在太近。

在知青点同公社大院之间的小街旁，曾经设有一家无线电修理铺，这是许支书亲自指派老高开办的。其时，“老王八”的人该走的都走了，其他稍有点头路的，也迁到了扬州近郊，或者留在城里找关系，老高和我却成了“没脚蟹”。于是他便带着许支书安排的一个徒弟，在这里检修半导体收音机、舌簧式喇叭和大队的扩音机，以及公社广播站的磁带录音机之类。一块白底黑字的油漆招牌，早上挂出去，晚上收回来。

我那时已被公社调到文邱中学当民办教师。这个修理铺是我周末常来噌饭、吹牛的地方，晚上就同老高抵足而眠。肖家庄和附近的知青经常来此聚会，海阔天空地横吹一通，修理铺几乎成了信息交流中心。记得有一则笑话，说考工农兵学员的化学试卷上，问水的成分是什么，某考生答曰：“我不知道水的成分是什么，我只知道我的成分是贫农。”那口气非常之理直气壮，简直同报纸上大张旗鼓宣传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如出一辙。大家还不时传说一些某某人开后门上调的新闻，搞得人六神不安。

那时有一个“父母身边无子女，可以调回一个子女”的政策，我和老高均属此列。但“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家中的老人望眼欲穿，我们却不敢有多大的指望。老高是一副“心定自然凉”的样子，依然笑咪咪的，热情地接洽着铺里的业务。

无线电修理铺的那间草屋，如今已变成了高头大屋。大家嘻笑着拉老高站到门口，要他“立此存照”。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在头头脑脑频繁出入的要道口，老高他竟然没有想到攀上一两位高人，从此远走高飞？

终于到了王家庄，大家最想见到的是大队部，还有大队部那抹得雪白的山墙上的巨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村里的老人还记得画画的老卞，他们在同行的老知青中，一眼就认出他来。尽管当年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大帅哥，如今已白发丛生、大腹便便，但文化的穿透力让他的名声不减当年。

老高是老卞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助手。在他的回忆散文上写道：

半个月以后，四米高的画像完成了，脚手架一拆，

还真像那么一回事，不比刘天华的原作差多少。年青

的毛泽东意气风发，夹伞拎包，踏上了去安源发动革

命的征程。只是老卞把主席的脸画得太粉太嫩，贫下

中农看了却赞叹有加：“老卞这麻小伙画得真不丑，

你来望喔，把毛爹爹画得比报纸上的还要痛（痛，兴

化方言，漂亮的意思）”。老卞听了贼得意：“痛就是

忠，不痛就不忠了嘛。”

画像引起了四乡里的朝圣者参观，也赢得了公社

革委会的赞许。嗣后，其他大队也东施效颦，陆续

出现大幅的室外画像，但没有一幅有我们画得这么

大，这么出风头。几个月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完完，

造神运动开始熄火 ，历史终于翻过了这荒唐的一页。

大概是由于颜料在风吹日晒的环境里发生了化学变

化，老卞的杰作开始褪色，特别是主席的那张粉脸

由嫩红慢慢变成淡绿。贫下中农打趣老卞：“老卞小

伙啊，不痛就是不忠啊！”老卞嘴一撇：“是林彪不

讲义气，把毛爹爹脸都气青了。”

老卞这小伙是个才子，他的绘画天赋是许支书慧眼识珠发现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成功，让许支书满目生辉。他意犹未尽，接着又让老卞在我们知青草屋的正面墙上，用红漆大字书写毛主席语录，门两边还写了一副对联——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许支书“牡丹花盛开”，打着手势，指着三里开外的林郭舍说，好得凶哩，庄上一眼就能看到你们知识青年的标志型建筑！

我们在庄上来回转了一圈，见识了久违的王好小学和诊所。我代过课的小学已撤并了，空落落的教室装修一新，搬进了村部的办公桌。诊所还在，我在这里看过病。有一回棉田治虫农药中毒，庄上的一位老先生——那时统称为“赤脚医生”，诊断我得了疟疾。夜里我高烧不退，把陪伴我的老张折腾得够呛，连夜撑一条队里的小船，把我送到河对岸的大冈医院。

只是画着大型油画的大队部不见了，大队部门前的小桥不见了，三里开外的标志型建筑也不见了。这不禁让人心中怅然。

林郭舍今昔

林郭舍座落在宽阔的盐兴界河河畔。

从安丰到老圩，圩上的一条公路四通八达，笔直地穿过一个个村庄，从林郭舍的身后跨过横贯南北的公路大桥，一直通向盐城南郊重镇——大冈。

村与村之间，到处铺设起蛛网式的乡村公路和桥梁。村路不宽，大约3.5米，但一色的水泥路面，显得厚重结实，全然不是我们记忆中的乡间小道。 

记忆中乡间小道的泥泞、雨中跋涉的艰辛，以及在冰雪覆盖的独木桥上踯躅爬行的那份无奈和尴尬，转眼化为遥远的过去。

还有，界河上摆渡的小船和船娘到哪里去了？

带着记忆和联想，我们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林郭舍。

我拜读过老卞写的一篇散文，上面描述了当年林郭舍的标志性建筑：

我们的知青草屋座落在全庄的最前沿，地势得天

独厚无遮无挡，几里外就能领略它的风采。

          土墙是土墼堆砌泥巴涂抹的，房顶盖上编成蓑

衣状的麦秸草，房门是用芦柴编的“柴扉”。窗口更

简单，在朝南的土墙上少放一块土墼就成，遇到刮风

下雨，塞团稻草把子，窗户就关上了。

上级专门给知青拨了“计划”木材和红砖，生

产队在我们的计划材料上动足脑筋，用三间房料造

成四间屋子，多盖了一间紧邻的公房，所以我们的

房子就显得营养不良、骨瘦如柴……

文章写的是真实的，生产队挪用知青计划木材、红砖确有其事，后来庄上的人慢慢透露出来了。到第二年秋天，公社组织帐目检查，我们向检查组告了“御状”。老卞当着生产队长洪宝法的面，说得慷慨激昂。最终当然不了了之，但洪宝法从此就不给他好脸色。又过了一年，老卞迁调到邗江。

实事求是地说，发生这些事是不奇怪的，农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林郭舍的农民住宅，几乎看不到一片砖瓦，队长、会计家也不过如此。有一首民谣：土墼砌草房，两眼泪汪汪；寒风塞窗户，四处走他乡。说的是万恶的旧社会，一到冬闲季节，家家户户就闭窗塞户，驾一条乌蓬木船，带着一家老小，到苏南一带去罱泥、拾荒。解放以后，农民的生活安定而踏实。但三年困难时期，队上的人口急剧下降，一直到我们插队落户的时候，林郭舍还没恢复到十多年前的百十口人。

有一天深夜，万籁俱寂的村庄，忽然听到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仔细聆听，分明有成批的人静悄悄地向河南的大场上涌去。从窗口向外瞧，果然见大场的仓库一头有灯光闪烁，隐约听到熙熙攘攘的声音。不一会儿，有人敲门，打开门，伸进一个头来——是香丫头他爹，一个50多岁的老中农。他压低声音说，生产队分粮，赶快带只大麻袋去装。

每到春荒，生产队私分粮食，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了。虽然搞得神神密密，但人人都心照不宣，大队的蹲点干部也视而不见。我们几个知青却视为犯了天条，没等香丫头她爹把话说完，便义正词严地回答：“私分的粮食，我们不要！”说着“呯”的一声把门关上。

老卞两手抄在厚棉袄的袖筒里，靠墙倚在一边，冷冷地笑：“书呆子！”

多少年过后，我到里下河一带搞农村政策调查，脑海里时常浮现那夜晚的场景。

经过“天灾人祸”的大饥荒，贫下中农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方设法填饱肚子。出于活命和生儿育女的本能，他们运用农民的狡黠和智慧，向上少报一点产量，多报一点饲料粮，把交足公粮之后留下的种子粮私下里分掉一些，这有什么过错呢？追溯起来，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发明权应归功于我们的父老乡亲。

只好自认倒霉的，恐怕是队里集体饲养的生猪。十几个猪拱嘴凑在料槽里拱来拱去，然后抬起头，眼巴巴地瞅着会计他爹——队里的老饲养员。村民们私下开玩笑，说倘若猪太爷知道队里报了这么多猪饲料，一定会大喊“冤枉”。

同队里饲养的“猪太爷”相比，农户圈里的猪崽子，黑溜溜、胖嘟嘟，神气活现的，一个比一个健美。但上面的政策，不允许农户多养一条猪，连鸡、鸭家禽都限人限量。我亲眼见过公社干部带队，深更半夜到舍子里掏社员家的鸡窝，说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林郭舍早就改变了模样。上回返乡，新东舍已并到林郭舍，一条村巷东西分开，一排排规划整齐的瓦房错落有致。十多年过去，庄台上凭空新建了十多幢两层楼房，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电灯、电视、电话，似乎一应俱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就是当年描绘的共产主义远景吧，恐怕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和老卞在知青草屋的旧址拍了照片。这里矗立着一排落地门窗的高大楼宇，青砖墙上镶嵌着崭新的门牌——林郭舍266号。

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出门在外。据说有在苏南搞大船运输的，有在溱潼搞蟹塘承包的，有在扬州搞汽车修理和轮胎经销的，也有的在城里买了住房和门面，说是还办了公司。留在村里的人见到老知青，喜出望外，喜滋滋地争相把我和老卞带到他们家中，指指点点，眉飞色舞，不无炫耀地诉说着今昔的变化。

这些当上爷爷奶奶的人，留在我记忆里的还是一些麻小伙、鬼丫头。他们喜欢跟在知青屁股后面又蹦又跳，在知青草屋学吹拉弹唱。老李、老卞相继迁调后，老秦打通了一间屋子，办起了舍子上第一所扫盲夜校。那些小伙丫头们，成为夜校最勤勉的学员。

吴宏庚就是当年麻小伙中的一个，后来出任过生产队长。在他家畅亮的堂屋里，大家围坐在方桌旁，聊天、叙旧、磕瓜子、剥花生，有的还随意掏出鲜红硬壳的中华牌香烟。

庄邻吴巧红殷勤地给我和老卞倒茶续水，甜甜地叫唤着：“哥哥哎！”

她是吴大妈家的乖乖女，活脱脱一个吴大妈的模样。她说她58岁了，推算起来比当初的吴大妈还要年长几岁，但显得年轻、滋润得多。记忆里，吴大妈扎一块蓝头巾，系一领旧腰裙，刚从灶台下来，颠着碎步，走进知青草屋，唤一声“老蒋哎”，便把双手端来的两只大海碗轻轻搁在桌上。一海碗白米饭堆得尖尖的；还有一海碗自家腌的咸菜，白茎翠叶，鲜嫩欲滴。待她直起腰，脸上溢开舒心的笑容。

吴大伯是抗战期间的老党员，如果二老健在，每个月大概能享受到几千元的政府津贴。但那时候，日子过得也很艰难。

想起了吴大妈，我眼睛里不觉湿润润的。

连好几位八十开外的长寿老人都前来凑热闹。洪宝法也来了，依然是精瘦精瘦的，不过面无表情，不言不语。他在社员和知青面前，面部肌肉向来僵硬了一点，可现在却并非还在端队长的架子，确实脑子迷糊了。据说是因为诊所多用了消炎药所致。

一位曾经唤作“老巴子”的老大妈，巍巍颤颤地走到我们跟前，不住地向我们打听：老秦呢？他还在新疆吗？现在过得好吗？

我告诉她，老秦后来在国税部门工作，退休了，单位在返聘。

她连声说：好哦，好哦。

这个“老巴子”，当年可是一个俏丽的少妇。他的女儿，在庄邻中也是最出色的女孩，聪明、文静，轻言柔语。在老齐教他们识字读书，或者激昂地拉起小提琴高歌一曲的时候，她不像其他的女孩那么笑啊，疯啊，相互打闹啊，总是抿着嘴脉脉含笑，两眼充满稚气的、热情的光泽。

就在老秦突然决定远走新疆时，村里的流言竟纷纷扬扬起来。人们暗自传说，老秦和这女孩早已“相好”了，晚学散后，老秦常常把她一个人留下来补课……

让事态变得尤其复杂的是，全庄都知道，这女孩是吴宏庚未过门的媳妇。孩子没有出生的时候，双方家长就指腹为婚。

人们还传说，吴爹爹纠集了邻村一、二十条汉子，打算在老秦临走前扣住他，把他捆绑着送到公社。

许支书采取断然措施，在大队部举办老秦的学习班，然后让我迅速把他送走。

这些事现在想起来，好像古时候的事了。

老巴子的儿子坦然相告，他姐姐一家过得也很好，姐夫的经营越做越大，在大冈镇买了几套房子，现在儿孙满堂，其乐融融。

“老王八”他们走访了新东舍，然后拢到吴宏庚家中同我们会合。老高一脸的振奋，说新东舍出了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他们唯一的遗憾，就是认识的人大多不在家，连郭队长都未见着。

我心里也有一丝遗憾：村旁的小河变脏了，我们淘米洗菜的码头旁，胡乱地堆放着垃圾，河水不再像原来那样清澈见底。

在大冈轮船码头

当晚，许支书在家设宴招待，请来陪同的，都是乡里、村里的头。我一个一个地向他们敬酒，多喝了几杯。因为要参加第二天上午盐城举办的净土寺重建开工仪式，我只好提前告辞，连夜赶到盐城。次日午后，又从葛武镇赶回大冈镇，同大家会合。

记得我们插队落户的时候，大冈镇一片萧条，镇上的人响应“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下到农村去了。但大冈镇距离林郭舍毕竟只有五、六里的路程，农民平日里赶集，不上安丰，大多上大冈。我们来回扬州，一般也从大冈走，大冈轮船码头属于知青的一个情结。回程前，大家一致提议，再访一访大冈轮船码头。

我们由许支书作向导，从镇上的新区返回老街，在接近熟悉的镇东大桥处向南转个弯，穿过一条由残缺的旧砖和青石板铺路的旧巷，不一会儿就到了轮船码头。

举目四望，突然感到一阵冷清，原来记忆中的轮船码头早就泯失了。

记忆中的轮船码头相当热闹繁杂。深深地定格在我印象中的画面，是成群结队的知青和拖儿带女的农民拥在一起，争先恐后地向靠岸的轮船涌去，那场面好比如今的“春运”一般。

还记得，码头上回城的知青，有不少是右手拎一只米口袋，左手网几只肥鸡鸭，肩上还一前一后地压着两个沉重的大背包，一个个像跑单帮似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知识青年用他们结实的双臂和肩膀，为城乡物资流通作出了贡献。至今回想起来，那种紧张、急迫、匆忙的情景晃如昨日。

只有河岸上的石桩还在。这个不起眼的石桩，害羞似地躲到墙沿一角。当年它却以巨大的定力，紧紧扣住从河岸下抛上来的粗大船缆，让停泊的轮船一批一批地下客、上客。在解开缆绳之后，它又默默地目送小火轮缓缓地驶离岸边，鸣着尖利的汽笛渐行渐远，一直到消失在水天相接的远方。

仔细寻察，码头的台阶和场地还能依稀可辨，只是河湾里的水面变小了，台阶的土层裸露了，路面的水泥脱落了。随意塔建的建筑和稀稀落落的杂树，把场地逼仄得如此狭小，狭小得让人不敢相信，这里曾经是方圆数十里的客运中心。

经许支书指点，我们找到了候船室。

这是一幢砖砌瓦盖的七架大梁，虽然孤零零地身处码头的北侧，但还能隐隐地显露出原先鹤立鸡群的气派。

走近前去问问，房屋已成了住家，内外两间屋子，居住着一对年迈的老夫妻。到门口一瞧，满屋是家居的模样。我们正准备失望地走开，老卞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地大叫一声：“看呐，那是候船室的长椅！”

外间屋子的中央，果然摆放着候船室的长椅。木条长椅长长的两排，背靠着背，脚并着脚。经过岁月的磨损，长椅显得陈旧了、衰老了，上面还零乱地堆放着杂物。但此时此刻，它骄傲地充当了历史见证人的角色。

再四下细心辨认，又看到了通向里间的小门边，还保存着一个有台面的窗口。这窗口似曾相识，不用说便是先前的售票处。

老卞为他的考古发现而兴奋不已。我的心里，却不由得涌出“物是人非”的苍凉之感。

候船室的一切我太熟悉了。我不知多少次在这排长椅上歇脚、候船、打瞌睡。也曾经扒在那个小小的售票窗口，探进头去，焦急地询问：同志，轮船到底几时几刻到站呀，怎么又晚点了？

那些日子，我的一份责任，就是为同组和邻组的知青送行。

知青的送别场面无语而凝重，似乎谁也说不出相互安慰的话。

老李就是在这个码头上船离开的。刚刚回到父母身边，他就给我寄来一首长诗，向我倾诉在码头想诉，但诉不出来的衷肠。

    何曾忘记那远征道？

    何曾忘记那独木桥？

    风雪中的患难谁与共？

    寒暑水陆路几条？

    早已告别那城市的喧嚣，

    尝一尝纤夫的辛劳。

    你问我何时懂了一点世事， 

    我把这霜风雪路指给你瞧！

最难忘的是同老秦在码头上的道别。他可能是因为彻夜难眠，通红的双眸浸满了泪水，宽阔的方脸显得瘦长，披散在额前的头发蓬松着，在微风中轻轻飘逸，宛若欧洲一位失恋的浪漫蒂克诗人。

就在前一天晚上，我惊诧地看到许支书从未见过的声色俱厉。

“小伙子，你应该懂得，”许支书拍着桌子，“这件事在你一生中是个教训，搞得不好，它会葬送你的整个前途的！”

在雪亮的汽油灯下，他宣布大队举办老秦的学习班。说着跟我挤挤眼，宣布让我负责我所在的知青小组组长的这个学习班。

用正统的标准看，这位组长应该是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四年间，他同老农民一样，承担着高强度的劳动，忍受着“瓜菜代”的艰苦，还自愿担负起没有一分钱工分报酬的夜校教学。有一次上工歇气时，他在田埂上抱膝打瞌睡，一阵头晕滚下水沟，使得前来探望儿子的老母亲涕泪横流……

我瞧得出来，许支书对他不无惋惜之情。数日前，得知他毅然迁走，许支书曾亲自给他送了一支钢笔，还有一本在扉页题了诗的日记本。同时接受了我的提议，让我为他写了一份赞誉备加的“鉴定”，并亲手郑重地盖上大队党支部、革委会的公章。转眼间，许支书竟然换成了批判会上才特有的声调。

我的组长扒到桌前，艰难地、一字一句地写下了一纸“保证书”。

其时，林郭舍的那个女孩，正处于煎熬之中。她圆圆的脸蛋不再红润，双眸失去了稚气的、热情的光泽。在众口烁金的舆论面前，她那柔弱的肩膀扛住千钧压力，却把全部担心集中在老秦身上。她苦苦劝他：“你还是走吧，快点想法子走吧！”

当老秦向大队保证断绝关系的消息传来，她轻轻摇了摇头：“他不会变心的。”

第二天早上，气势汹汹的吴爹爹冲到大队部，不久一脸沮丧地回到舍子，说许支书找不到了。

是的，老秦的内心，并未向世俗屈服。

码头上的汽笛一声紧似一声地催促着。他磨磨蹭蹭地，迟迟不愿动身。临上船前，他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到了新疆，我一定会把她接走的！”

来自高邮湖西的“赠别”，同样送来了朋友的慰籍：

    你爱着你之所爱，

    坚持着自己的志向，

    不惮攀险峰，征远航。

    离开了这养育过你的苏北土地，

    飞向那新兴繁荣的西北边疆……

但是，事情发展的结果，好像戏文里老掉牙的故事一般。后来这女孩终于解除了婚约，但那边却冷下去了，迅速冷下去了。这位美丽的姑娘，在痴情地等待了多少年之后，远嫁他乡。

接着就是知青回城潮。

每当寒冬腊月，从大冈轮船码头乘船回家过年的，往往是我孤身一人。

就是在候船室的这把长椅上，我把自己紧紧地裹在一件厚厚的回纺布棉大衣里，恨不得把两只耳朵都捂住。周围是一片噪杂和喧哗，那是一些陌生的知青，因为轮船晚点而等候得五心烦躁，把一腔怒气发在码头上的人身上。吵闹声乍惊乍起，无休无止。

外面北风呼啸。凛烈的北风一阵阵卷进门窗，使人感到刺骨的寒冷，似乎一直冷到心里。我心里默默地重复一个词：等待、等待、等待……

等待什么呢？眼前一片茫然。

我们一行的人不知什么时候进了屋，站在房门口同那对老夫妻攀谈起来。我猛然回过神来，意识到，“物是人非”的感觉其实未必准确，因为眼前这位胖墩墩的老头，原来正是码头上的老人。

老头大约有七、八十岁年纪了，耳不聋，眼不花，腰板挺直，面色酱红，显然衣食无忧，日子过得不错。

对于来人打听码头的情况，他大概早已习惯了，神情淡淡的：“这个码头嘛，废弃有20年了！”

啊，20年了！我们都有点惊讶，好好的为什么废弃呀？

他瞄了我们一眼，可能怪我们问得唐突，仍然不愿多说什么：“你们看不到？公路宽了，桥梁建了，乘汽车的多了，谁还来坐破轮船？”

他是个大嗓门，说话还有点冲。我忽然觉得，这声音好象在哪里听到过。

“反正我们是国有企业，吃的公家饭，管它办得下去办不下去哩！”

我直楞楞地望着他，终于回想起来：当初我在售票窗口问长问短，里面传出的声音，似乎就是这嗓门；声音里透出的不耐烦，也是这声调儿。再追踪记忆，当时在候船室里同陌生知青争吵不休，嗓门最粗、口气最大的，大概也是这种声音。

这也难怪，那年代的人火气都挺大的。

我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了。他可不是国有企业一般的员工，至少是主任一级的。想不到三、四十年过去，老头的中气还这么足。

公家的码头办不下去，农民的船运倒发展起来了。同行的人小声议论着。

这次返乡，对我们最大的震撼，就是农民的勤劳致富。但是在公社化时期，农民难道不勤劳吗？同样的山河同样的人，一旦把束缚农民手脚的绳索解开，蕴藏在农民心中的巨大积极性和无穷无尽的潜能就释放出来了。

可笑可叹的是，在我们插队落户的年月里，林郭舍男女老少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过是到大冈镇赶集，到安丰镇卖粮。许多人一辈子没有上过兴化城。

对于偏僻的水乡来说，有什么比打破封闭，更能预示未来前景呢？

老高想到了安丰轮船码头。那个离安丰中学不远的大码头，我们亲眼目睹的，也不过是一段荒芜的堤岸。

我由此想到的则是，大冈轮船码头的兴衰，也许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从某一个侧面看，这个轮船码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而繁荣，又随着知青回城潮的到来而逐步走向衰弱。无论它的繁荣还是衰弱，都是时代的进步，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愿后来的人，不要忘了这段历史所留下的苦涩的回味。

人在旅途

不管码头如何变迁，眼前一条浩浩畅畅的盐兴界河，依然在初春的阳光下，静静地流淌着。

旧日码头上的女主人，比老头儿似乎要来得热情而健谈。她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经常有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到码头来寻访，其中有男有女，有扬州口音的，也有南京、无锡口音的。他们在河岸上留连忘返，又是照相又是录像。老太太说，这些人也许都是当年的知识青年，来寻找年轻时代的旧梦吧？

既然是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可见都已历尽苍桑，参透人生。他们在河岸上，望着东逝的流水，一定会像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一样，发出声声叹息：逝者如斯夫，不分昼夜！

“岁月啊，岁月像一条河……”这是电视剧“蹉跎岁月”中的主题歌。那位同样当过知青的著名女高音歌手，把这首歌唱得那么苍桑，那么悠长。

人在旅途，岁月如歌。一晃几十年，生活的脚步匆匆而过，想抓也抓不住。

我不禁又忆起了在寒风裹卷的候船室里的等待。

等待什么呢？不就是期盼眼下的“现在”快一点过去吗？其实，就在我们一举目、一投足的一刹那间，现在已成了过去，未来已成了现在。而青春一旦成为过去，就变成了珍贵的回忆。

正呆呆地想着，突然听到手机响了一声，打开发现，是一位南京的朋友发来的短信：

20岁到30岁，唯有磨炼才能老练；

30岁到40岁，唯有付出才能杰出；

40岁到50岁，唯有自重才有尊重；

50岁到60岁，唯有看破才能突破。

那么，从60岁到70岁，以至一直到生命终结呢？

一位长者曾经给我亲笔题辞：是我非我，成我败我，有我无我，善待自我。

这位长者名叫傅西路，曾经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之初退休，多年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岁月的风雨和苍桑，增添了他笔力的苍劲和厚重。他说的那四句话，犹如禅茶一味。

我们作为普通人，当然尚未达到“得意淡然，失意坦然，遇事超然，顺其自然”的佛家境界，但至少要提醒自己：珍惜每一天吧！

我们重新踏上砖石铺路的旧巷，回到了老街。“牡丹花盛开”的许支书同我们殷殷道别。

汽车启动了，很快越过了镇东的大桥，经过收费站，冲上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的感觉好有一比，这就是——我们正在穿越时光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