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

邓 小 平

在中日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是一位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他应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之请，以百折不回的毅力，经过五次东渡失败，双目俱盲之后，终于到达了日本，完成了他的使命。
我前年访日时，在奈良唐招提寺见到了鉴真塑像，诚如历代诗人学者所赞叹的，它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性，表现出鉴真的坚强意志和安详风度。一千二百余年来，日本人民把它作为国宝，精心保护和供奉到今天，值得我们敬佩和感谢。
现在，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文化界和佛教界人士，把国宝鉴真像郑重地送来中国供故乡人民瞻仰。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它必将鼓舞人们发扬鉴真及其日本弟子荣睿、普照的献身精神，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事业作不懈努力。
（原文刊载于1980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鉴真——中日文化史上的不朽人物

赵 朴 初

中日两国的文化有着脉络相通的血缘关系。千百年来，我们两国的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成为并跃于世界东方的灿烂双星。为了结成中日文化的血肉因缘，我们两国祖先中的杰出人物曾作过百折不挠的奋斗，其中特别令人崇敬的是我国唐代律学高僧鉴真大师。他顺应时代的要求，毅然接受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祈请，以深远的识见，忘我的精神，惊人的毅力，卓越的才能，冲破海风巨浪，战胜社会阻力，历尽千辛万苦，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六次东渡”，终于把高度发展的唐代文化精华(包括佛学、医药、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带到了日本国土。从此以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更加敞开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更加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加牢固了。今天我们饮水思源，不能不对这位硕学宏识、艰苦卓越的鉴真大师及其中日合作者，从内心深处发出崇高的敬意。他们是中日文化血缘缔结史上的不朽人物。
一千多年来，伟大的日本人民一直怀念和崇敬鉴真大师，以此寄托他们对中国人民那种“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传统感情。最使我难忘的是1963年我们两国人民共同纪念鉴真大师圆寂1200周年的盛况。这可以说是中日友好史上一件具有历史性的大事。当时日本佛教界和文化界倡导把1963年5月至1964年5月定为“鉴真年间”，运用各种形式展开了极为广泛热烈的纪念活动，几乎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促进中日友好的运动。日本鉴真和尚遗德奉赞会得到日本著名雕刻家本乡新先生的协助，按照唐招提寺金堂形状作成了一种纪念章，广为发行。日本鉴真和尚纪念会也邀请本乡新依照日本国宝据传是思托在鉴真生前手制的坐像，仿制了一尊赠与我国。日本著名学者安藤更生写了巨著《鉴真和尚的研究》。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井上靖写了一部描述鉴真事迹的小说《天平之甍》。剧作家依田义贤据此改编为话剧，并由河原崎长十郎等著名戏剧家在两国首都公演。通过演出，他们把鉴真的不朽形象和一千多年前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重现在人们面前，有力地唤起了两国人民传统的友好之情。记得那年五月，我作为中国佛教访日友好代表团的成员正在日本访问。一天晚上，在京都一家剧场的后台，我第一次见到了刚刚卸妆的河原崎长十郎。彼此一见如故，紧紧握手，热烈拥抱。河原崎长十郎先生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之后，我曾诗赠河原先生追忆此事此情：“忆君十年前，绝艺演盲圣，倾倒两邦人，至情与至性。访我于京都，倾谈泪横迸。谊如连枝亲，义比同胞胜。……”
十多年过去了，那次纪念鉴真远忌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当年一起工作过的老友有的还在继续为中日友好事业辛勤操劳，有的已与我们永别了。如龟井胜一郎先生、中岛健藏先生，但他们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万古长青的。当年播下友谊的种子，如今已发芽长叶，开花结果。记得那时我们曾将扬州鉴真故居的琼花幼苗赠送给唐招提寺，经过精心培育，幼苗长成了树木。1978年4月，我刚到奈良，恰巧唐招提寺的琼花第一次开花了。森本长老特地剪了两枝，一枝供奉在鉴真塔前，一枝派专人送给我，正是人也有情花也有情。有情人送来了多情花。1979年4月，我参加人大代表团访日，又一次来到唐招提寺，日本朋友阪本裕仁把具有不平凡经历的“日中友好莲”的藕鞭捧交邓副委员长。这种莲花的种子原为日本千叶县发现的2000年前的古莲子，由大贺一郎博士培育成“大贺莲”，于1963年“鉴真年间”赠送给中国；中国的植物学家又把“大贺莲”与中国古莲子培育出来的莲花进行杂交，产生了一种新品种，命名为“中日友好莲”，回赠给大贺先生的学生阪本裕二。阪本把它栽种在唐招提寺。当他知道中日友好莲受到“四人帮”破坏，在中国灭绝时，便把这“日中友好莲”还赠给我国。日本人民就是这样通过育花、赠花，表达自己对鉴真大师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令人毕生难忘。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缔结，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迸发出新的活力，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日本人民依然极其崇敬曾为缔结中日文化血缘关系而渡海献身的鉴真大师。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时，唐招提寺的森本长老请求奉送鉴真和尚像“回国探亲”，得到了邓副总理的面允。1979年4月，邓颖超副委员长访日时，森本长老再次表达了上述愿望，邓副委员长当即表示热烈欢迎。令人高兴的是，如今的许多条件比起十多年前纪念鉴真大师圆寂1200周年时好得多了。可以预料，鉴真像“回国探亲”，必将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中的又一件盛事。
注：《剧本》杂志1980年4月号载赵朴初《中日文化血缘缔结史上的不朽人物——(鉴真东渡)话剧本发表有感》一文，在上文末尾加“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许多作家、艺术家正在认真创作的鉴真事迹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话剧本《鉴真东渡》就是其中较早成熟的一个。我相信经过编剧、导演和演员们的共同努力，这个剧本一定能够在中日友好事业中起促进作用。相信《天平之甍》的作者和主角河原崎长十郎先生诸君得知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日本广大朋友得知这个消息也一定很高兴。祝《鉴真东渡》演出成功。”
（原载《鉴真研究论文集》，扬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1980年）

鉴真，一位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

叶 小 文

今天，我们在扬州大明寺，隆重纪念鉴真大师东渡日本1250周年。我代表国家宗教局，并受朱维群副部长的委托代表中央统战部，讲几句祝贺和纪念的话。
邓小平先生对宗教人物少有评论，但对鉴真却特别说过这样的话：“在中日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是一位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公元753年，鉴真成功东渡，成为“中日两国关系的盛举”，值得我们纪念。公元1963年，鉴真圆寂1200周年，中日两国分别举行隆重仪式，没有忘却纪念。公元1980年，鉴真像荣归故里，成就“千载一时的胜缘”，更是隆重的纪念。今天的大会，“万绿正参天，好凭风月结来缘”，表达着我们永远的纪念。
在人类历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那是些具有终身奉献精神的人。法显、玄奘大师远涉流沙，策仗西征，为的是舍身求法。鉴真大师劈波斩浪，六次东渡，为的是舍身送法。如果说求法是一种获取，一种拥有，送法则是一种给予，一种奉献。求法不易，送法更难，这一求一送，一西一东，生动的体现了佛教高僧们奉献天下的博大胸怀。鉴真大师以普渡众生为动力，以慈悲喜舍为愿力，以勇猛精进为助力，不仅将佛法送到日本，还将我国盛唐时代的建筑、雕塑、绘画、书法、文学、印刷、医药等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被日本人民誉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医药的始祖、文化的恩人。中日两国虽“山川异域”，但“风月同天”，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纽带把中日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所有这些纽带中，有一条法乳一脉、源远流长的纽带，这就是两国许多民众信奉的佛教，赵朴老称之为“黄金纽带”，在这条至今熠熠发光的金纽带上，鉴真大师不愧为永远璀璨夺目的明珠。
在人类历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是那些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人。鉴真演奏出的超越时空的第一乐章，是对中国与日本和睦相处、世代友好的赞颂和希望。今天，响应这位历史伟人的期望，就应该有赵朴老“看尽杜鹃花，不因隔海怨天涯，东西都是家”的俳句所体现的胸怀；就应该有胡锦涛主席最近会见小泉纯一郎首相时的谈话所展示的境界，这就是：“推进新世纪中日关系发展，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着眼长远，筹谋大局，共同推动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特别是要慎重处理历史问题，千万不要再做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事。”善哉此语，切切此言!鉴真演奏出的超越时空的第二乐章，是对佛教事业生生不息、龙象辈出的赞颂和希望。我们欣喜地得悉，今天鉴真学院即将奠基。这是一所以培养中国佛教国际文化交流人才为宗旨的佛学院。中国佛教、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传播友谊，广结善缘，离不开直接的语言交流。参禅司道可以直指人心，默默无语，但与外国人打交道却不能不懂外语，不讲外语。我很高兴地看到鉴真学院将办成一所培养中国佛教外语专业人才的学校。相信出自“鉴真学院”的佛子、学子，将不仅善念、善解佛经，也有一口流利的好英文，更具“是为大法事也，何惜生命”的鉴真精神，为全面建设我国的小康社会，为中日韩三国佛教的“黄金纽带”，为五洲四海的佛教友好交流，作出可圈可点的历史贡献，结出值得纪念的善缘妙果。   
各位高僧，各位朋友：我们天各一方，今天却聚集扬州，为的是来纪念鉴真。鉴真的精神必会薪火相传。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中间，也会涌现出不仅能做一、两件好事，而且具有终身奉献精神的人；涌现出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为祖国统一大业，为民族伟大复兴建立功业的人；涌现出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为中日世代友好，为人类和平安宁而演奏出超越时空乐章的人。当他们涅槃之后，就象今天我们纪念鉴真一样，后人在他们的陵墓前，也会满怀无尽的思念，流下崇高的眼泪。
                       2003年11月23日   

注：国家宗教局局长在纪念鉴真东渡成功1250周年讲话。
（原载《江苏民族宗教》，2003年12期）

秉承大师遗德  发展中日友好

王 燕 文

在这秋风送爽、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我们又一次相聚在鉴真大师住持过的千年古刹，纪念鉴真和尚像回故里探亲25周年，共同缅怀大师伟绩，回顾中日交流盛举。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扬州市委、扬州市人民政府和470万扬州人民，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25年弹指一挥间。25年前的4月，扬州城万人空巷，人们奔走相告、夹道欢迎鉴真大师像回里探亲。25年来，我们秉承大师遗愿,积极发展中日友谊，扬州与日本往来十分密切，经贸交流日渐扩大，扬州市先后与日本唐津市、厚木市结为友好城市。大明寺内来自日本、传递中日友情的樱花，每年花开花落的季节，每每引得众多游人驻足观赏，成为扬州城一道美丽的景致。
人文荟萃的扬州城自古英雄人物辈出，鉴真就是一位“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他是扬州唐代律学高僧。鉴真东渡，不仅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且给后人留下了值得传承的鉴真精神。鉴真精神是传播文明、何惜生命的献身精神，是坚定信念、矢志不移的执着精神，是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是突破俗念、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是努力弘法、普济众生的无私精神。这种精神是扬州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当今扬州精神重要的组成部分。鉴真和尚像回故里探亲25年，正是我们高举改革开放旗帜，解放思想，抓住机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25年。作为鉴真故乡的扬州人民，也始终以忘我的工作和积极的行动来纪念鉴真大师、弘扬大师精神。25年来，古城扬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分别从不足20亿元和2亿多元，增加到去年的788亿元和93亿元，均翻了五番多，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一个展示历史文化、正在快速发展的新扬州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的扬州，区位优势和综合实力大幅提升。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作为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长江三角洲中的成员，近年来主要经济指标持续高速增长。今年5月1日，举世瞩目的润扬长江大桥正式通车，这是一座增强新的竞争优势之桥，是一座解放思想、融入苏南、加快开放、走向世界之桥。去年的铁路开通，是我们扬州人百年梦圆，今年的大桥通车，是我们扬州人的千年期盼，这些都为我们扩大开放、集聚要素提供了新的更大的开放通道，为我们乘势而上，再求新突破，再上新水平，构筑了新的更高的起跳平台。
今天的扬州，生态扬州环境优美，人居扬州功能完善，文化扬州更是魅力无限。近年来，我们在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同时，没有放松对鉴真学院等社会文化事业的投入。几年来，市委、市政府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积极支持学院筹建，今年的6月5日我们隆重举办鉴真学院主体工程——图书馆的开工仪式，标志着鉴真学院建设工程全面启动。但是漫漫征途、刚刚起步，作为扬州市当前的一项重点工程，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给予关注，市政府涉及部门和单位要一如既往地给予配合，市宗教部门、鉴真学院筹建办及大明寺应一如既往地加快推进学院建设进程，争取早日从鉴真学院走出佛学造诣深厚、精于国际交流的世界性宗教人才，为扬州融入世界、和谐发展作出贡献。我们热忱欢迎日本友人给予支持和帮助!
有着近2500年建城史的扬州，在两汉、隋唐以及康乾年间出现过三次大的经济文化的辉煌。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随着铁路、润扬大桥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扬州正面临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我们将更好地弘扬鉴真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用更高的热情、更坚定的毅力，积极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创造扬州更加美好的未来。

王燕文（时任扬州市市长，现为中共扬州市委书记）2005年11月在鉴真和尚像回归故里探亲2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辞

鉴真，一位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

陈 云 观

今天，对于来自鉴真大师故乡的学者、鉴真学院师生来说，能够在鉴真大师亲手建造的唐招提寺举行鉴真精神论坛，确实具有特别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知道，邓小平先生向来对宗教人物少有评价，但对鉴真大师，他却有很高的赞语：“在中日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是一位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是啊，中日两国人民都不会忘记——
公元753年，鉴真大师历经劫波万难，终于东渡成功，成为“中日两国关系的盛举”，给子子孙孙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公元1963年，是鉴真大师圆寂1200周年，中日两国分别举行“鉴真年”、“鉴真节”，深深怀想和追忆他的丰功伟绩；
公元1980年，鉴真国宝像荣归故里，扬州和奈良人民同时在两地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成就了“千载一时的胜缘”；
公元2003年，鉴真佛学院奠基，“万绿正参天，好凭风月结来缘”诗意的表达，正是最真诚的缅怀和写照；
公元2006年，扬州人民用干漆夹纻工艺塑造鉴真东渡雕像再次东渡日本，犹如春风鼓荡，令人心驰神往；
今天，胡锦涛主席亲自向唐招提寺赠送“友谊之舟”（唐代扬州渡船模型），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将永远继承鉴真大师的遗愿，共携双手，和谐并进……
鉴真用终身奉献的精神
谱写生命最辉煌的篇章
在人类历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是那些具有终身奉献精神的人。鉴真大师接受东渡邀请时已是55岁的佛门高僧。55岁是人生成熟的年纪，学识、威望、业绩均已水到渠成，继道岸、义威之后，鉴真大师为东南戒律宗首，仰为“江淮化主”，一呼百应、一应俱全，他完全可以高坐讲坛，享一方福田，为何偏偏立下如此东渡宏愿？他完全可以派出众多高僧中某位替他东渡弘法，为何却意决亲身践行？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鉴真正在为众僧讲授戒律时，日本遣唐学问僧荣睿、普照呈词恳切，天皇以下臣民皈依佛门之心殷切，佛教界企盼中国传戒大和尚早日赴扶桑授戒。鉴真怦然心动，似有所思，遂问座下众僧：“可有人愿去佛法兴隆有缘的日本传法吗？”众僧默默不答。鉴真追问：“真的没有人想去吗？”祥彦道：“东渡日本，航路遥遥，生死难料，况且修业刚半，道果未满，谁都回答不得。”大和尚毅然表态：“是为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随即有22人申报发愿随喜。这对话看似平淡，实质是何去何从的抉择考验。“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可见鉴真大师关爱众生的胸怀和无私无畏的信念。
鉴真大师14岁出家，众所周知，佛门的清苦，须摒弃七情六欲，耐得住青灯黄卷，崇尚正信正行。一位涉世不深基础浅薄的少年，投入佛学深奥的殿堂，最终奔向律宗大师的峰位，这里要经历多少艰苦顽强进取！史册虽无详尽的记载，但可以想像鉴真大师刻苦发愤攻读的情景。鉴真大师先后从智满、道岸、弘景、义威等诸师，受具足戒，研三藏经，受菩萨戒，精通“五明”，修与行并举，开悲田而救济贫病，设敬田而供养三宝。同时，在梵声音乐、庙堂建筑、雕像绘画、草药医术、书法镂刻等方面广为涉猎，二十多年的精进博取，锤炼了鉴真大师坚忍不拔的品质和伟大的人格力量。
鉴真东渡，不是像明代郑和下西洋那样声势浩大的官方举措，纯属于民间交流交往，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有限的，因而鉴真大师所遇到的困苦也是难以想像的。缺乏远洋航海设备和技能，以樯帆舟楫去迎战洋流、暗礁、飓风、暴雨和惊涛骇浪，航向难以定位，航期难以控制，必然会遇到缺水断粮、晕船得病，甚至樯折舟覆、葬身鱼腹的危险。唐招提寺珍藏的《东征传画卷》五卷，生动描绘了鉴真东渡的事迹，其中第二次东渡，在狼沟浦遇险的场面惊心动魄，船遭飓风恶浪袭击，樯倾船破，落水的人影在浪间挣扎，货物经箱在海上漂浮，时值隆冬，天寒浪急，被迫上岸的鉴真坐在乌蓲草上指挥营救，如此险境，得救者十之有几呢？第五次东渡更为惨烈，因季候风向难测，在东海来回漂泊折腾，长达两个多月，舟中粮食淡水用尽，仍未到达扶桑，强劲的东北风将破损船冲到海南岛。这一年，鉴真大师已是61岁高龄了。以生命为赌注的海上搏斗前后经历四次，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去拼搏，从天宝元年（742）到天宝十二年（753）前后经历十二载，鉴真大师用亲身实践作了人生完整圆满的注释。
鉴真以超越时空的价值
留下黄金纽带上的善缘
在人类历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是那些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人。1255年前，鉴真大师以普度众生为动力，以慈悲喜舍为愿力，以勇猛精进为助力，不仅将佛法送到日本，还将我国盛唐时代的建筑、雕像、绘画、书法、文学、印刷、医药等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被日本人民誉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医药始祖、文化恩人。中日两国虽“山川异域”，但“风月同天”。唐宋元明清，自古到今就有许多纽带把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一条法乳一脉，源远流长的纽带，这就是两国众多民众信奉的佛教，赵朴初先生称之为“黄金纽带”。在这条至今闪闪发光的黄金纽带上，鉴真大师不仅是法云永垂的“法门之雄”，而且是世代景仰的民族英雄。鉴真大师舍身弘法的执着精神，博学多才的聪睿智慧，济世爱民的高尚人格，海纳百川的宏伟胸襟，赢得中日两国人民的敬仰，演奏出超越时空的美好乐章，是对中日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世代友好的赞颂和希望。
今天，中国扬州市和日本国奈良市联合举办的鉴真精神论坛在唐招提寺举办，鉴真文化节在奈良市举行，就是回应鉴真大师这位历史伟人的期望。我们欣慰地告诉鉴真大师：您的家乡人民在您长期弘法驻锡的大明寺蜀冈瘦西湖风景区，建成了唐风洋溢的鉴真佛教学院。鉴真佛教学院秉承培养“佛教国际交流人才和佛教管理人才”的宗旨，已经连续两年面向全国招收本科预科班，学制两年，今年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班，学制四年，名副其实将鉴真佛教学院办成中国佛教界的外国语学院，沿循鉴真大师当年的足迹，将中国佛教文化进一步传承光大，这是对鉴真大师最好的纪念，也是对鉴真东渡精神最好的继承。鉴真佛教学院毕业的学子、佛子，不仅善念、善解佛经，也会一口流利的日文、英文，更具“为法事也，何惜生命”的高贵品质，为全面建设我国小康社会，为中日韩三国佛教的“黄金纽带”，为五洲四海的佛教友好交流，做出可圈可点的显著成绩，结成值得纪念的善缘妙果。
我们相信 ：鉴真精神必将薪火相传，鉴真佛学院也会培养出具有终身奉献精神和超越时空价值的高僧。因为，鉴真无时不在，他的厚望和福恩，已如参天高树，荫盖至今。

注：陈云观，扬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弘扬东渡精神 共创美好未来

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    星 云

我们今天举行纪念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成功1250周年纪念大会，一是怀念鉴真大师给我们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贡献，一是这里要开办鉴真学院，为了鉴真大师，这至少是一项未来的辉煌的佛教历史。
叶局长提示鉴真学院的未来要加强语言的教育，尤其是国际语言，让所有的中国有缘人都能会说英文，会说日文，由于这样的关系，我临时请出讲日文的、讲英文的，来作一个示范，响应我们叶局长的号召。
在我们中国的佛教历史上，有两个出家的大师和尚，他们不但是爱国，是爱国僧人，而且为我们的国家作了对国际的贡献。一位是唐三藏玄奘大师，他到印度去，不但把印度的一些佛经、文化带回了中国，而且把中国的老子《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也传播在印度的社会，可以说，他为国家争得了光荣。一位就是我的前辈鉴真大师，他东渡的艰难困苦，取得了种种成就，尤其是日本的建筑、服装、文字、绘画、医药，都受了鉴真大师的影响，他不但树立了日本的戒坛，传授戒法，维系了日本一千多年来的成长，而且把我们中国文化传到了日本甚至影响到韩国。正如叶局长所说，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被一条法乳一脉、源远流长的纽带连在一起，希望这种友好的关系，可以再继续。
唐三藏玄奘大师，他是12岁出家的，我本人也是12岁出家的，但是，我们的前辈鉴真大师，他11岁就出家了，他比玄奘大师还要早出家一年。我经常坐在飞机上想，我也在全世界许多州道弘扬佛法，但是比起前辈鉴真大师六次东渡的那种艰难辛苦，我能抵得上他的百分之一吗?想想很惭愧。所以这一次鉴真大师东渡成功l250周年纪念，我是诚心诚意要想回来对我的前辈长老表示万分的敬意!
过去有些纪念会，都是缅怀历史，而这一次，除了缅怀历史以外，给我们一个希望，就是即将奉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指示，创办鉴真学院，尤其是刚才叶局长发言中提到的要加强国际语言教育。我这一次从台湾经过美国、南美洲、巴西、智利，又回到美国，辗转再到扬州。看到扬州、江都这里的道路如此通豁、宽敞，可以说我在全世界各大城市都没有见到这个样子的。所以未来的扬州，不但因为鉴真大师的缘故在这里办一个学院，对语言在国际的流通，就是道路，今后也成为世界的都市可以值得借鉴、观光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很希望扬州，不但是我的故乡，也是很多旅外扬州人的故乡，今后可以发挥我们扬州的精神，扬州的佛光。
扬州出莲藕，莲藕，有丝有节，它有丝，可以连通；它有孔，可以通达。所以我希望我扬州，今后在全世界，跟大家都有联系，都能交通。  
我的前辈——伟大的鉴真大师，在成就光荣。我星云，作为后辈，站在这个台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国民，学习鉴真大师，大家一起共同敬国爱国，建设新中国，建设新扬州，我们对各位领导非常地感谢，辛苦你们了。谢谢!
                      
2003年11月23日

注：纪念鉴真东渡成功1250周年讲话。
（原载《纪念鉴真东渡成功1250周年》，扬州市宗教局编，2004年1月）
 

日本佛教与日本文化的恩人

（日）大西良庆

在迎接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年纪念时，关于他一代的事迹，想来诸位先生已经有所记述，我想简单谈谈自己的感想。在距奈良平城宫址西南不远的丛林之间，和被称为日本南都(奈良)七大寺的西大寺、药师寺相连接的唐招提寺，自从创建以来，寂静地保持着那千年的古刹风貌，殊使人铭感无已。 
当然，在悠久的岁月之间，随着世态的变迁，它曾有过香火衰微的时期，这从中川实范上人的传记也可以知道。然而此寺却从来没有遭遇过什么水火灾难，全部的伽蓝依然是当初的面貌。鉴真大和尚带来的佛舍利，至今尚供养在寺里。我每次面对着静坐龛中那盲圣的慈容，便感到全身温暖衷心感激，实在是因为这位古德的威光闪闪不灭。轻率地一见古老的东西就认为都好这是不对的，只有全神贯注的杰作，具备威德的圣像才是永垂不朽的。
巡礼大和(奈良附近之地——译者)的旅行者们，当春霞烂熳的季节，在这儿徘徊重寻旧梦；或者是彷徨在深秋萧条的郊野，卜度着来世时，这些长满苔藓的堂塔伽蓝，都会向人作无言的说法。日本上代(日本史家以佛教传入日本的飞鸟时代，经白凤、天平至迁都平安以前，即552-794年为“上代”——译者)，从中国得到这样文化的精华，同时历时千有余年，通过彼此亲密交流的关系，甚至印度西域的文化亦远远地输入，我们沐浴着几多文化的恩泽是不能忘却的。
可悲的是今天的日中邦交尚未恢复，更遗憾的是政治上处于不同的立场；但世世代代文化交流的历史是不会消灭的。我坚决地相信：如何设法使彼此走向完全互相谅解的道路，进而努力于人类的和平，这也将是报答鉴真大和尚来日弘法的鸿恩的方法之一。我竭诚希望今年一定要迎请中国的同道们隆重地来举行大和尚涅槃的纪念法会！
(译自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编《渡海大师鉴真》)

永远结缘 永久友好

日本唐招提寺长老  益田快范

733年，我国圣武天皇为三师七证传授法戒，远道派遣两名使者去往大唐。742年，两名使者赶至贵市的扬州大明寺，诚挚地向鉴真和尚说明了远来大唐的本意。鉴真回答：《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这是为了佛法，身命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大家都不去的话，那我就去吧），决意渡海。753年，经过l2年的岁月，克服五次渡海失败的艰难困苦，不改初衷，终于得偿所愿，到达我国。
鉴真大师来日对日本佛教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鉴真大师从唐朝带来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向上的作用。
这次，在鉴真大师的故乡扬州大明寺，由扬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在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江苏省民族宗教事务局等很多部门的赞助和支持下，大家集聚一堂，为纪念鉴真大师的历尽艰苦以及功绩而举行此次盛事，是具有相当的意义的。
最后我希望中国的各位和本山能永远结缘，由鉴真大师作为我们的和平使者给我们连结的中日友好的结能够永远持续。

（原载《扬州情况》，纪念鉴真东渡成功1250周年讲话，2003年12月）

千载一时两圣贤

能   修

一
“番番往事回思再，历艰难，舍生为法，初心不改。”这是赵朴初先生“鉴真大师像回国展欢迎礼赞”中的开始曲。法轮永转，时间倏忽。转眼之间，今年已是鉴真大师登陆日本弘法1250周年，圆寂1240周年之际。而为研究鉴真、宣传鉴真，并继承鉴真事业，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献出了毕生精力与心血的赵朴初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而今，不管是拾级在大明寺前的石阶上，还是伫立在鉴真大和尚纪念堂前，我心里仍然感受到赵朴老对我的关怀和教导，一种春风般的温暖油然而生。在我的眼前，仍然回闪着赵朴老一次又一次视察大明寺的身影，一股百折百进的力量，催人奋进。
我是因鉴真大和尚之缘结识赵朴初先生的，而又是赵朴初先生引领我真正认识与理解鉴真的。赵朴初——鉴真，在我的眼里与心里，变成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他们同是中国佛教史上光辉的坐标，是照耀我们弘法之路的慧灯。
鉴真大和尚是诞生于历史文化名城扬州的旷世奇才，是“慧灯无尽，法云永垂的法门之雄”，是“万世埙篪的民族脊梁”，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他舍生忘死，十年岁月，六次东渡，将高度发达的盛唐文化，全面传至日本，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被日本人民誉为佛教律宗的开山之祖，医药始祖，文化恩人。他舍生弘法的执着精神，他博学多才的聪睿智慧，他济世爱民的高尚人格，他海纳百川的宏伟胸襟，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宝库中的可贵财富，铄古振今，光耀千秋。
然而，有一段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样一位本应在中国佛教史上与中国思想史上重彩浓书的大师，却鲜为人知。是赵朴初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对鉴真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且使鉴真大师的形象光彩重现。
1963年，是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日本决定将1963年5月至1964年5月定为“鉴真年”并将举行各种盛大的纪念活动。而作为日本律宗祖庭的大明寺，尚未对外开放。时任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的赵朴初先生审时度势，鼓起勇气向国务院周总理建言：“中日邦交正常化可通过民间促官方，佛教是很好的载体。而鉴真大和尚的题材很好，可以担任民间大使。”总理采纳了赵朴初的建议，并经中央同意，由中日宗教界、文化界在北京和扬州大明寺共同举行纪念活动。于是赵朴初先生与郭沫若、楚图南等知名人士一道，不遗余力与中日两国宗教界、文化界人士商讨，成立鉴真大和尚逝世1200周年纪念委员会，赵朴老亲任主任委员。在多方筹备、精心组织后，于1963年在扬州大明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大明寺内群贤毕至，梵音嘹亮，中日两国人民在这里共同缅怀鉴真大和尚的历史功绩，赵朴老特地为此写了《纪念鉴真大师，展望中日人民友谊的光明前途》的纪念文章。他在文章中深情地说：在我们两国文化血缘的缔结史上，八世纪时的鉴真大师，以他的献身文化的宏愿与克服困难的精神，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今年是他在日本逝世1200周年。在当前中日两国人民正在共同努力，排除障碍，谋求世世代代团结友好的时节，纪念鉴真和尚是有深远意义的。同时他又感情激荡地作《访鉴真故居》词一首：“暮天开，望片云江上飞来。振衣蜀冈，千古高踪长怀。当年舍身弘道，涉风险远渡蓬莱。奈良代，招提寺，风流懿矣休哉……”
这次盛大的纪念活动，在两国人民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大促进了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也就是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国务院决定在扬州大明寺建造“鉴真纪念堂”，并且举行了奠基仪式。是赵朴老打破了中日佛教交流的坚冰，是赵朴老揭开了研究学习鉴真的序幕，又是赵朴老指明了大明寺弘法之路的前程。
“文革”初期，“破四旧”的浪潮席卷全国，大明寺当然在劫难逃。就在这时，周总理下令保护大明寺。鉴真纪念堂照常建设，并于1973年底落成。其间，赵朴老倾注了多少心血！“唐鉴真大和尚纪念碑”上镌刻着赵朴老撰写的长篇碑文。碑文写道：“惟我大师，法门之雄。三学五明，乘桴而东。志绍南岳，愿酬长屋。……峨峨蜀冈，大明故址，堂陛是谋，招提在迩。勒石追远，发愿陈辞，慧灯无尽，法云永垂。”鉴真纪念堂成了中日友好的的象征，两国人民前来瞻仰的络绎不绝，进一步促进了中日友谊。鉴真纪念堂建成后，赵朴老来视察过多次。一次他对我说，大明寺没有鉴真就不可能成为全国重点寺庙，你们一定要把纪念堂管理好，把鉴真认定目标、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精神发扬光大。我当即表示，一定把赵朴老的话铭记于心，团结全寺僧众，将鉴真纪念堂管理好，将大明寺建设好，不辜负赵朴老的嘱咐和希望。
二
1980年鉴真像回国巡展，这是继1963年中日共同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之后的又一盛事，引起海内外轰动。这次巡展，第一个赞同的就是赵朴老。早在1973年，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访问我国时，曾代表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提出让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供故乡僧众瞻仰。鉴真大师像是1200多年前弟子思托等人为他塑造的干漆夹纻像，日本人民一直将塑像精心保护在唐招提寺御影堂内，并被定为日本国宝，每年只开放三天，供人瞻仰。如果能让塑像回国巡展，一定会推动中日人民友好的发展。可是，当时“文革”还“轰轰烈烈”，森本长老的愿望一时是不能实现的。1978年，赵朴老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日本，在参观唐招提寺时，森本长老又当面向赵朴老提出让鉴真像回国巡展的愿望，赵朴老兴奋地说，现在好了，“四人帮”粉碎了，让鉴真回故乡“探亲”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不久，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唐招提寺时，森本长老再次提出鉴真像回国巡展的要求，邓副总理当即表示，欢迎长老陪送鉴真像到中国巡展。随后，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唐招提寺，再次表示欢迎鉴真像回国巡展。于是，鉴真像回国巡展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我国成立了以赵朴初为主任的“全国欢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委员会”，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赵朴老还在《人民日报》发表《千载一时的胜缘，一时千载的盛举》的文章。他说：“鉴真大师像回国，不是一种偶然的事，是和2000多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分不开的，和鉴真东渡之后1200多年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分不开的。同时也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关系的进程。中日两国在近世纪经过一番曲折之后，两国人民都怀着恢复团结、友好、合作、互助的强烈愿望。”鉴真像决定于1980年4月14日运抵扬州展出。赵朴老早早就来到扬州，来到大明寺，检查“迎鉴”的各项筹备工作。他对大明寺的佛殿维修、佛像彩绘、展厅布置一一作了细致检查。当时大明寺还叫法净寺。因清廷忌讳“大明”二字，乾隆三十年高宗巡游大明寺时，御笔题书“敕题法净寺”。赵朴老当即建议恢复当年鉴真任住持的“大明寺”。“大明寺”三字也是赵朴老亲自集隋朝《龙藏寺碑》的字而镌的。塑像要从上海虹桥机场运至300多公里之外的扬州，为防止途中颠簸，损害塑像，赵朴老决定在上海特制运像专车。车子造好后，他又亲自赴上海陪同日方人员查看，并进行试运行，完全合乎防震要求。赵朴老兴奋地为造车职工作诗一首：“今朝像驾彩云归，当年身入惊涛去。大车迎得友情多，春风稳上扬州路。”
4月13日下午5时左右，运送鉴真像的专机抵达虹桥机场。赵朴老和其它迎接人员冒雨前往机场欢迎，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随后，赵朴老和森本长老等人用特制专车，将塑像连夜冒雨运往扬州。专车在路上走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午才安抵扬州，赵朴老通宵未眠，未离鉴真大师一步。鉴真像安放期间，赵朴老总是亲临现场，仔细过问，不让有一点疏忽。4月18日举行开幕式，赵朴老更是忙碌不堪。闭幕式结束后，73岁高龄的赵朴老疲惫不堪地回到宾馆休息。这时有人送来载有赵朴老《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欢迎礼赞》的《人民日报》，他当即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来：“像在如人在。喜豪情，归来万里，浮天过海。千载一时之盛举，更是一时千载，添不尽恩情代代。还复大明明月归，共招提两岸腾光彩。兄与弟，倍相爱。……”赵朴老声情并茂，那种对鉴真的虔诚敬仰之情，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鉴真像赴北展出，赵朴老亲自赴机场迎接鉴真像，赵朴老并亲自主持了开幕剪彩仪式。邓颖超副委员长剪彩，叶剑英、班禅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鉴真像在扬州大明寺和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法源寺三地共展出23天，瞻仰的民众达50多万人次。巡展圆满结束后，赵朴老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护送鉴真像去机场时，他又按捺不住临别依恋之情，以日本传统俳句格式即兴赋诗道：“看尽杜鹃花，不因隔海怨无涯，东西都是家。去住夏云闲，招提灯共大明龛，双照泪痕干。万绿正参天，好凭风月结来缘，象教住人间。”赵朴老对鉴真大师的感情之深，深深打动人心。
三
鉴真纪念堂的落成，鉴真大师像的回国巡展，使大明寺名声远播，海内外人士前来朝拜、瞻仰和观光的与日俱增。“文革”期间，大明寺划归为园林局管理，留下的少数年老僧人也改为园林工人。大明寺可谓是百废待兴。赵朴老对大明寺的状况十分关心，多次与市政府商谈，终于将大明寺产权划归宗教部门。产权虽然划归宗教部门了，还是要有得力的僧人管理。可寺里留下的几位僧人都已年高体衰，难以胜任寺庙的管理工作。又是赵朴老向省宗教局建议，将有一定寺院管理经验的南京灵谷寺监院瑞祥法师调至扬州大明寺。瑞祥是我的师父，曾任过全国佛协理事。他德学高深，且有丰富的寺院管理经验。他考虑自己年事已高，管理大明寺这样一座规模较大的寺院，需要一个得力助手，于是便带我一道来到大明寺。一次，赵朴老视察大明寺，亲切地对师父和我说，鉴真纪念堂建成，鉴真像回国巡展，大明寺庙产划归宗教部门，这都体现了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鉴真蜚声中外，大明寺也随之扬名四海，你们一定要发扬鉴真百折不挠、勇于献身的精神，把大明寺建设好，管理好，使它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全国重点寺院。经过瑞祥法师和全体僧众的努力，几年时间寺院面貌焕然一新，工程浩大的栖灵塔复建工程也举行了奠基仪式。1992年6月，新任大明寺住持的瑞祥法师圆寂了，管理寺院的重担就落到我一个年轻僧人的肩上。一天，赵朴老到大明寺视察，特地把我带到鉴真纪念堂，十分关切地对我说：不要把鉴真当成一般的历史人物。鉴真的最大贡献是不惜身命，传播文化，缔结友好。他的伟大不是一般历史人物不可相比的。你们要把鉴真的文章做好，进一步推动宗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佛教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和高丽的，要把鉴真作为推动中、日、韩佛教团结的黄金纽带，促进中、日、韩人民的友谊。
赵朴老对大明寺的建设是十分关心的。我们的“鉴真药草园”就是在赵朴老的关心下建起来的。  一次，日本岐阜市市长时田浩和日本汉药师野畸康弘等各界人士来扬州大明寺还愿，正好赵朴老也在扬州。时田浩市长提出想出资办一个药草园，赵朴老当即说：“好，就放在大明寺。鉴真生前在大明寺就办过药草园，治病救人。他还将药草带到日本去的。所以说，药草园建在大明寺最合适。”1998年，鉴真药草园就办起来了。如今，鉴真药草园占地近10余亩，药草品种达200多种。
四
赵朴老病重住院后，还是念念不忘鉴真大师。一天，我陪同扬州市领导去北京探望住在医院里的赵朴老。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鉴真大师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他的弟子遍天下，成为名重一方的高僧。他到日本设戒坛院就是培训和教育四方僧徒，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办的佛学院。天皇下诏说，只有经过戒坛院学习、授戒的人才是国家公认之僧尼。扬州大明寺是一个著名宗教场所，一定要象当年祖师鉴真那样，重视佛教人才的培养，提高僧徒的素质。我告诉他，我们想搞佛学院。他说，先办佛学院，在佛学院的基础上，再办鉴真大学，这有利于中日友好。学佛的信徒要以鉴真为榜样，老师、僧人、居士都要以鉴真为榜样，有象鉴真这样的德学高僧，佛教才能兴盛。赵朴老高兴地说，要让扬州成为佛学教育中心，培养高素质僧人的中心，产生国际影响，体现我国宗教政策。没有多久，他就抱病将“扬州大明寺佛学院”校牌写好寄来了，并再三表示对创办鉴真大学极为关注。我们要告慰赵朴老在天之灵的是，三年前我们已经办起了佛学院，有4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僧徒在校学习。我们大明寺还选送了10多名年轻僧人去上海、常州、香港等地的佛学院深造，我本人也入大学进修，学习佛学理论、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而更使人欣慰与鼓舞的是，2003年4月，国家宗教局正式批准在风景秀丽的古城扬州，鉴真大师生前卓锡之地——大明寺，创办鉴真佛教学院（简称鉴真学院）。这是一所培养佛教国际交流人才的高等学府。学院将依照赵朴老生前的愿望去构思、去规划、去创办。学院以弘扬中国佛教文化的优秀传统，培养佛教国际交流人才为宗旨。立足于时代前沿、国际前沿，坚持高起点、高质量、高规格办学。鉴真学院分为预科部、本科部、研究生部三部分。目前，在国家宗教局、省宗教局、扬州市人民政府共同关心下，占地四百亩的鉴真学院已进入规划建设阶段。鉴真大师的精神与赵朴老的人格，将是鉴真学院莘莘学子心中永不熄灭的明灯。
五
赵朴老生前还谆谆教导我说，佛法深奥，佛理玄妙，佛道难行。而行佛道是靠许许多多平凡行为来修成的。出家人要爱国爱教，广种福田。鉴真生前在大明寺就设悲田院，辟药草园，救济贫病，普度众生，这是值得效法的。十多年来，我们以鉴真大师为榜样，积极支持社会慈善事业。扬州聋哑学校残疾学生多，接送极不方便，我们赠送学校一辆崭新的面包车，并为全校学生每人做了两套校服，每年还资助一笔资金，改善聋哑学生的生活条件。平山小学有些学生经济困难，面临失学，我们特地捐助一笔资金，帮助贫困儿童解决上学的困难。1998年扬州遭受百年不遇的水灾，全寺上下积极响应国家支持灾区人民的号召，一次捐款14万元。一次，扬州大草巷发生火灾，七八户居民损失惨重，全寺僧众慷慨解囊，很快将一笔捐款送到灾民手中。对于社会公益事业，我们也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扬州举办亚洲举重锦标赛，因资金困难，不能如期举行，我们当即支持近百万元。烈士陵园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陵园扩地新建时，我们也捐赠了一笔资金。鉴真生前帮助修建过寺院80余所，当我们得知扬州和外省市有些寺院修建资金困难时，也鼎力相助，先后为四、五座寺院捐款捐物。几年来，大明寺僧众先后为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捐款达200多万元。这都是鉴真精神的鼓舞，赵朴老教导的促进。
六
赵朴老生前发表了数十篇（首）赞颂和宣扬鉴真光辉业绩的诗文词赋、题字题词。《访鉴真故居》、《鉴真颂》、《鉴真——中日文化史上的不朽人物》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诗文。一次，扬州工艺厂送给赵朴老一套《鉴真东渡剪纸》，他十分高兴，当即赋《忆江南》一首相赠：“千载别，归见故园心。明月满城歌过海，神工剪纸招魂。花发两邦春。”他还为大明寺写了“栖灵塔”、“藏经楼”、“卧佛殿”、“风月同天”等匾额，给藏经楼写了楹联：“当知是处，恭敬供养，不可以百千万劫说其功德；若复有人，受持诵读，已非于三四五佛种诸善根。”扬州建立了鉴真医院，他又应请写了“扬州鉴真医院”的院牌。他还应请为汪向荣先生的专著《鉴真》题了书名，写了《鉴真——中日文化史上的不朽人物》的序言。为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和扬州师院编辑出版的《鉴真研究论文集》题了书名。他在汪向荣《鉴真》一书序言中说：“记得那时我们曾将扬州鉴真故居的琼花幼苗赠送给唐招提寺，经过精心培育，如今幼苗成了树木。1978年4月，我刚到奈良，恰巧唐招提寺的琼花第一次开花了。森本长老特地剪了两枝，一枝供奉在鉴真塔前，一枝派专人送给我，正是人也有情花也有情……通过育花、赠花，表达他对鉴真大师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令人毕生难忘。”张家港是鉴真最后一次东渡登上遣唐使船的地方，为了纪念鉴真的光辉业绩，他们新建了“东渡苑”，又在苑内建了鉴真东渡纪念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老，欣然为他们写了“鉴真东渡纪念馆”匾额。嵊泗岛是鉴真三次东渡经过的地方，曾被困在岛上多日，水尽粮绝，幸得官府相救。赵朴老也应县政协之请题词：“慧灯无尽照海东”。这些诗文和题词，既是对鉴真大师的赞颂，也是赵朴老心灵的写照。
赵朴老生前多次去日本和奈良唐招提寺访问，他在一些与鉴真有关的寺院里作过演讲，留下许多题字、题词。他为由日本前来邀请鉴真东渡、途中病逝于肇庆的留学僧荣睿题了一首《荣睿大师赞》，对荣睿为佛法而舍身的精神给予了热情赞颂。他还为依田义贤改编的歌颂鉴真东渡事迹的《天平之甍》一书作诗云：“两邦世代称盲圣，六犯风涛誓舍身。同天风月启诗情，招提境，神往奈良城。”赵朴老还给创作过以鉴真东渡为题材的小说的著名作家井上靖、给鉴真御影堂绘过壁画的著名画家东山魁夷、奈良市市长键田忠三郎和唐招提寺长老森本孝顺等日本友人赠过诗词。一次，赵朴老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在日本访问，应邀去看赞颂鉴真东渡事迹的话剧《天平之甍》。演出结束后，赵朴老特地到后台拜访演鉴真刚刚卸装的河原崎长十朗先生。赵朴老仿佛见到了活生生的鉴真，情不自禁地上前热烈拥抱。后来他特地诗赠河原先生追忆此事此情：“忆君十年前，绝艺演盲圣，倾倒两邦人，至情与至性。访我于京都，倾谈泪横迸。谊为连枝亲，义比同胞胜……”，诗中充满了赵朴老对鉴真的倾倒之情。赵朴老对鉴真大师、对日本人民的感情极深，日本人民对赵朴老也十分敬崇，称他是鉴真的化身，日中友好的功臣，千载一时的伟人。岐阜市市长在扬州深情地对赵朴老说，鉴真大师是日本佛教律宗之祖，而赵朴老是当代日本佛教之父。今天能见到你，我将终生无憾。赵朴老说，日本前来礼请鉴真，为中日友好交往作出杰出贡献的荣睿法师，连生命都丢在中国，他和鉴真一样，都是千载一时、一时千载的伟人，都为中日友谊作出了贡献。赵朴老还当即赋诗一首，赠给岐阜市市长。诗云：“每登鉴真堂，如见鉴真在。悲愿泪痕新，威光照百代。有客岐阜来，荣睿故乡人。临行要见我，执手特殷勤。瞬息一时事，不忘千载心。”
日本唐招提寺的鉴真墓前，有一株赵朴老亲植的从扬州移去的琼花树。琼花早已长大，繁花盛开了。赵朴老逝世后，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琼花树下，墓侧还立有赵朴初居士纪念碑，遗像和鉴真塑像一起供奉在御影堂内。如今两位穿越千年时空的大师，依旧是共担传播中日友谊的使者。

（原载《扬州宗教名胜文化》，陈云观主编，广陵书社）
 

鉴  真  史  迹

许 凤 仪

第一节　江淮高僧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扬州市)人，生于武后垂拱四年(688)。其父信佛，为居士。14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从智满禅师为沙弥，法名鉴真。
神龙元年(705)，法名道岸的高僧来江淮讲律，住宿扬州大云寺。道岸是南山律宗的开山祖。他的师父是密令掌护“佛牙”的文纲律师，文纲又是《续高僧传》编撰者道宣大师的弟子。师徒三代都是学识渊博、著作繁多的律学大家。唐中宗得知道岸负有重名，多次征召他赴长安，令他主持宫廷法事，又让他主持修建高宗、武后追荐的荐福寺，由此名声鼎盛。道岸得知鉴真勤奋好学，学识过人，德行高尚，年少有为，便为他授菩萨戒。按照唐时的受戒制度，20岁之后才能受比丘的律仪戒，取得正规的僧侣资格。此后要经过苦心修炼，具足佛学知识，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方能受菩萨戒。鉴真刚满18岁，誉满大唐的道岸大师便给他授菩萨戒，这是破格的。道岸授戒之后，鉴真的声誉也随之雀起，成为扬州一位颇受尊崇的年轻僧人。不久道岸应召回京。一年之后，鉴真便由道岸引荐，去京城洛阳、长安游学深造。
洛阳、长安二京既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佛教中心。鉴真游学二京，历访丛林名山，大德高僧，潜心钻研经典，学习佛教艺术，收获极大。扬名天下的洛阳龙门石窟，是佛教艺术的宝库，名家绘画，良工塑像，数量之多，艺术之精，为世间罕见。石像是唐高宗敕建的，则天后自告奋勇拿出两万贯“脂粉钱”资助。石窟除了一尊连座高达四丈五尺的雄伟大佛，还有神形各异的各种佛像数万尊，姿态繁富，栩栩如生。鉴真一连好多天，总是一早就来，天黑才走，围着神态各异的佛像细心观赏、揣摩，铭记于心。鉴真在洛阳还参观了白马寺，这是中国建造最早的一座大寺，占地六百亩，有僧人三千，高僧辈出，名扬四海。鉴真拜访了一些大德名僧，得到不少教诲，学到不少佛学知识。
鉴真在洛阳游学一年便去了长安。经道岸介绍，寄住实际寺。他又引荐鉴真拜见同在实际寺住宿的荆州玉泉寺的高僧弘景。弘景和怀素都是文纲律师的高足。弘景后来又随天台宗第四祖智顗大师学习《止观门》。他既是律宗名僧，又是天台宗大师。中宗、武后三次召他入内庭供养，作皇室的授戒师，又奉诏重译《华严经》，并著有《顺了义论》、《佛性论》等论著11卷。他与奉召进京的道岸都是朝廷的授戒师，二人友谊颇深。鉴真遇见弘景这样的大德名僧十分高兴，随拜弘景为师。师徒相处了一段时间，弘景发现鉴真年纪虽轻，却勤奋好学，品学兼优，精通律学，便于景龙元年(707)在实际寺为鉴真授了具足戒。弘景为鉴真授具足戒时，已是75岁高龄。他对鉴真说：“你是我今生最后一个授戒的了，是关门弟子。兴隆佛法的大任，要你们年轻人挑了!”
鉴真是致力于研究律学的。赴京游学，首先要遍访律学大师。通过道岸、弘景律师的介绍，他在洛阳听授记寺金修律师、慧策律师各自讲授《律疏》；在长安拜融济律师为师，跟他学习《南山律钞》、《业疏》、《轻重仪》，又随禅定寺义威律师去听法砺律师讲授《四分律疏》，听西明寺远智律师讲授《律疏》。一天，观音寺大亮律师开讲《砺疏》。大亮是崇福寺满意大师的传法弟子，而满意又是直接师承法砺。法砺、道宣和怀素是律宗三大流派，三足鼎立。大亮讲的就是法砺所著的《四分律》，机会难得，于是他去恳请义威大师帮助引见。义威亲自陪他去听讲。他一连听讲了五次，所获颇多。
隋末唐初的历朝帝王，都是推崇佛教的，使中国的佛教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不仅国内高僧荟萃长安，印度佛国的大德也常往来于京都，大量经书便聚集长安，抄经、著述、译经随之风行起来，官立译经场建有多处。鉴真游学长安，在慈恩寺的大雁塔内就见到玄奘取回的大量经卷，以及玄奘翻译的经书，令他十分钦佩。大兴善寺是国立译经院，印度高僧那连提黎耶舍、暗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先后来长安，住宿兴善寺。他们带来许多梵本佛经，耶舍主译80余卷，崛多主译170多卷，笈多主译22卷，总数270余卷，三人被称为开皇三大师。鉴真在大兴善寺逗留数月，拜阅和抄写了大量印度三大师主译的经卷。鉴真到大荐福寺，又拜读到中国高僧翻译的大量经卷。中国高僧留学印度，回国广译佛典，贡献最大的当推法显、玄奘、义净三位大师。鉴真在荐福寺住了很长时间，不仅抄写了大量义净所译的经卷，还有幸亲眼瞻仰到法藏大师的画像。法藏是华严宗的创始人。他自幼信佛，16岁在法门寺舍利塔前以灯火燃烧掉一个手指，表示舍身供佛的虔诚和坚贞，志向非同凡人。他潜心攻读佛教大乘典籍，积极参与佛事活动，后被选人玄奘大师的译经场，参加译经工作。武则天爱其才，亲自下诏任命他为太原寺住持，成为武则天家庙的当家和尚。他还多次奉诏在云华寺和太原寺讲《华严经》，极为轰动，武则天赐法藏“贤首”称号。唐中宗登基后，特赏法藏一品职衔，又敕令绘制法藏画像，加以传颂，世代瞻仰。唐中宗和唐睿宗等帝王都曾请法藏授菩萨戒，故被尊为“五帝门师”。鉴真早已听说过法藏的事迹，大为感动，如今又亲眼见到法藏的画像，更是激动不已。他在法藏画像前沐手焚香，倒身便拜，并立誓以法藏为师，不惜舍身，弘扬佛法，光大圣教。   
长安不仅高僧荟萃，而且名医云集。在鉴真拜访的高僧中，精通医术的不乏其人，他总是虚心求教。皇宫的“太医署”聚有不少医林高手，再世华佗。他先从弘景法师学习“五明医学药典”，被誉为“神药”的奇效丸，就是弘景传给鉴真的。弘景是宫廷传戒大师，由他引荐，鉴真又从御医身上学到不少秘传医方，治病绝招。唐高宗时曾召集大批名医和药物高手，新修《本草经》达50多卷。这部药典影响很大，鉴真通过多种渠道，终于弄到这部皇家医学巨著，从中学到了不少治病秘方，用以治病救人。
鉴真在东西二京还专心研究佛教建筑技艺。洛阳和长安名刹林立，庄严华丽，风格各异。鉴真受具足戒的实际寺有个净土院，是长安著名的胜景，其建筑雕甍画拱，圆珰方镜，结构配合之奇巧，被誉为鬼斧神工，鉴真细心作了记载。大慈恩寺重楼复殿，云阁禅房，总数达1897间，分划成十几处广庭深院，寺内西苑的大雁塔是鉴真向往多年的圣地。大慈恩寺、大雁塔的高超建筑艺术，使鉴真连声叫绝。一连几天，他总是废寝忘食，潜心观察和学习。长安南门外还有一座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始建于3世纪中叶，是一座规模宏伟、名声远播的佛寺。这座长安古寺的建筑风格、佛像雕塑艺术和彩绘艺术，使他又一次大开眼界，得到学习佛寺建筑艺术的极好机会。   
鉴真游学期间，正逢修造过荐福寺的恩师道岸修造小雁塔。道岸便请鉴真帮助造塔。鉴真觉得这是个学习造塔的难得机会，立即搬到大荐福寺住宿。鉴真在施工现场，设计、施工、装饰工程他都亲自参加，从中学习到不少实际知识。道岸对弟子这种敬业精神大加赞赏。小雁塔完工后，鉴真便回到扬州。
游学归来的鉴真先住大云寺，后住大明寺，忙于抄写佛经，建寺造像，讲授戒律，名震四方。鉴真的师父道岸为天下四百余州的授戒之主；道岸迁化之后，他的弟子杭州义威大师取而代之。义威名声之大，其时无人可比。义威圆寂之后，年届四十有六的鉴真就成为独秀无伦的后起之秀，为万人仰慕的讲律授戒的大师。在东渡之前的数十年间，他先后讲大律并疏40遍，讲律抄70遍，讲轻重仪10遍，讲羯磨疏10遍，学识之渊博，说理之精辟，闻者无不叹服。他还度人4万有余，培养的弟子遍及全国各地。西京安国寺睿光、明债，江州东林寺志恩，苏州开元寺辩秀，天台相国寺法云，润州栖霞寺希瑜、乾印，天响寺道金，三昧寺法藏，汴州相国寺神邕，洛州福先寺灵佑，越州道树寺睿真，扬州崇福寺祥彦、白塔寺法进，既济寺明烈，兴云寺惠琮等35人，都成为名重一方的律学大师，广泛传授鉴真所授的学说。鉴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学理传四海的大德高僧，在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声誉。鉴真还亲自筹款、规划、主持建造寺院、僧舍80余处，造佛像无以胜计；缝衲袈裟3000余领，赠送五台山僧徒；抄一切经三部各11000卷；设敬田供养三宝，开悲田院救济贫病，上门送医送药解人之难不计其数。鉴真在江淮大地上，成为道俗归心的一位极受人们敬重的宗教领袖人物。
第二节  六次东渡
佛教是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当时日本逐渐显赫起来的苏俄氏一面大量吸收中国的盛唐文化，改进和提高生产技术。同时又利用新传入的佛教，从思想上加强统治，巩固和稳定其权力地位。当时执政的圣德太子在颁布的17条宪法中，明确地规定要笃敬三宝，把佛教当作国家的事业大力提倡和推广。大化革新之后，日本朝廷就发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把佛教推行到奴隶主阶级中去，以求利用佛教来统一思想。但当时佛教并没有推广到民间，只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官寺。通过遣唐留学生、学问僧的往来，他们清楚地了解到唐国佛教在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于是便更多地派遣留学生、学问僧到中国学习，写经、造像、建寺愈来愈多。僧侣们不仅仅是传布佛教，还帮助传达中央政府法令，巩固统治。于是，政府也下诏各地普遍建立寺院。僧侣也像中国一样，得以免课免役，地位日益提高。这就大大迎合了广大不堪重负的劳动人民的心理。于是“私度”、“自度”出家的蔚然成风，他们同样取得免役免课的特权。虽然日本当时也有公验等僧籍制度，但管理不严，放任自流。一些僧侣乃至僧官、僧纲也风纪废弛，违法犯科，遭人谴责。无疑这就影响到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度的巩固。他们了解到佛教盛兴的唐国，出家非经三师七证正规授戒，就不可能取得僧籍。可惜日本还缺乏德学高深的传戒大师，难以实行像唐国一样的三师七证正规授戒。大化革新之后，日本掀起了一个吸收中国文化的更大热潮，多次派遣使团赴中国学习。圣武天皇天平四年、唐开元二十年(732)，日本决定派第九次遣唐使团前来中国，趁这次赴唐的大好机会，知大政官事舍人亲王和佛教界权威隆尊，特地挑选了两位品学兼优的年轻僧人，随遣唐使团赴唐国学习，聘请大德高僧。其中一位是大安寺僧普照，一位是兴福寺僧荣睿。隆尊郑重地对普照和荣睿说：“聘请大德高僧并非容易之事，务请唐国僧人帮助物色。10年后将有遣唐使船去唐国，希望你们在10年之间聘请到一位高僧，与遣唐使一道回国。”
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团到达中国后，先到当时唐玄宗所在的东都洛阳，被分配在福先寺学习。他们在洛阳学习了三年，大开眼界，颇有长进。在洛阳学习期间，他们见到了随上次遣唐使来中国学习的学问僧玄昉、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已经担任唐朝左补阙官的阿倍仲麻吕。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要返西京长安，经阿倍仲麻吕周旋，荣睿、普照也随驾进入长安。长安是国内寺院林立、名僧荟萃的地方，也是佛教艺术中心，荣睿、普照到了长安，如鱼得水，勤奋苦学，得益颇多。
一晃赴唐求学10年了，照理第十次遣唐使团快要来中国了，聘请高僧赴日传法的事已经迫在眉睫，千万不能辜负朝廷的重托。住在大安国寺的荣睿认识了一位叫道航的僧人。他是当朝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的“家僧”。道航的师父就是扬州律学高僧鉴真。鉴真传律的中心地域扬州，不仅是六朝、隋唐以来的经济文化重镇，而且是当时著名的国际都市，是东西各国文化汇合的一大中心，也是佛教极盛之地，鉴真不仅在扬州所处的江淮地区活动，而且教授来自全国各地的僧尼，久已名传四方，弟子遍天下。荣睿、普照他们早就知道鉴真大和尚的大名了，可就是无缘拜见。于是，荣睿、普照请求道航和他们一同南下，去扬州拜访大和尚鉴真。道航欣然允诺。
一行人于天宝元年(742)从长安出发，十月中旬到达扬州大明寺。鉴真这时正在讲学。鉴真学识之渊博，讲律之精深，顿使荣睿、普照倾倒。如能将这样的大德名僧请到日本去，当是日本佛法之造化。鉴真已是55岁高龄的人了，他们当然不好启齿，只是婉转地说：“佛法传至日本已有180多年，但因没有传戒师，至今还不能正规授戒，自度、私度成风，僧尼素质低下。日本现今佛法大兴，一心寻求传戒高师，特请大和尚帮助推荐几位弟子渡日弘法，整顿戒律，光大圣教。”
荣睿、普照的恳切陈情，鉴真大受感动，真诚地对荣睿、普照说：“我听到过这么一个传说，说是从前南岳慧思禅师托生日本做王子，大兴佛法；又听说日本长屋王子崇信佛教，曾做了一千袈裟送给中国僧众，还在袈裟上绣了四句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由此看来，日本是个与佛法有缘之国。今日二位法师，不远万里来中国聘请传戒大师，贫僧一定帮助推荐。”鉴真随即将在大明寺听他讲学的四方弟子叫到一起，又将日本法师聘请高僧去日本作授戒师的情况说了一遍，而后看了看周围的弟子，问道：“当今日本派人专程来请传戒师，你们谁愿意去?”鉴真说完，扫视身边的30多位弟子，却没有一个回答。
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一位叫祥彦的弟子说：“师父，我听说日本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家，到那里去要渡过浩淼的沧海，惊涛骇浪，百无一至。大千世界中，人身最可宝贵，生在中国，尤为难得。再说我们这些人的修行功德尚浅，难以负此重任，所以不敢答应。”
鉴真又问别的弟子，是否愿意去日本，结果还是个个默不语。于是，鉴真便慨然说：“佛祖为普度众生，从来就不怕风险，不惜身命。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
鉴真这种愿为佛法献身的精神，使身边的弟子大为感动，纷纷表示愿随师父前往，当场报名的有道兴、道航、神崇、忍灵、明烈、道默、道因、法藏、法载、昙静、道翼、幽岩、如海、澄观、德清、思托等21人。随后分头着手打造船只，筹办物资、物色工匠和水手，积极做好东渡的各项准备工作。
渡海要船，可一时又买不到适合的船只，鉴真果断地决定造船。扬州官办、私营船场多，造船方便，很快就由道航找到扬州仓曹李凑，将造船的事儿落实下来。筹办的粮食、物资、佛具分别存放在既济寺、大明寺，免得集中存放让外人生疑。
准备工作进行得顺顺当当，很快船造好了，粮备足了，物资也齐全了，水手、工匠也请到了。鉴真考虑到东渡日本，不光是弘扬佛法，还要将唐国的文化传播到日本去，为众生造福。于是又物色了一批玉作人、绣师、画师、厨师、建筑师，只等东渡的僧人最后确定下来，就可以扬帆起锚，横渡大海了。
鉴真考虑一行人漂洋过海去日本，负担着传播文化、弘扬佛法的大任，必须人人品学兼优，德高艺精，凡是报名去日本的必须一一过堂，严格精选。如海是位刚来中国不久的高丽僧，学识浅薄，且品德不高，被鉴真淘汰下来。如海听说不让他去日本，知道有人告状，大为恼火，将怨恨结到道航和几位日本僧人身上，便暗自去向官府告密。作了一番伪装的如海，向淮南采访使班景倩禀报说：“大人，有个从长安大安国寺来的道航和尚，和几个日本僧人串通一气，与海盗勾结，不久要引五百多海盗洗劫扬州。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到东河口、既济寺、大明寺搜查，那里有他们打造的新船，准备的粮食和物资。”听如海如此一说，班景倩大为震惊，当即叫衙役先将如海关进狱中进一步推问，又立即派人按照如海提供的线索，寻查船只和物资，果然在东河口查到鉴真所造的船只，在既济寺、大明寺查到筹备的大批粮食和物资。班景倩立即派捕役捉拿道航、荣睿和普照等人归案，严加审讯。道航、荣睿、普照等矢口否认与海盗勾结之事，只说是久仰大师鉴真的大名，特地请道航师父引见，来拜访鉴真大和尚的，根本没有与海盗勾结。
班景倩追问道：“你们既是来拜访鉴真的出家人，因何要打造船只，筹集粮食和物资？”
道航理直气壮地说：“小僧是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家兄李林宗的家僧，因为要送功德去天台山国清寺，怕走陆路翻山越岭，旅途艰险，所以改走水路。一来顺便引见日本僧人拜访我的师父鉴真，二来扬州近海，水路直通天台山，因而就在扬州造船、备粮，不信李林宗李大人有手书在仓曹那里。”道航来扬州时特地请李林宗写了封信给他的侄儿扬州仓曹李凑，以留后路。班景倩立即派人将李凑传来，一问果然有李林宗的手书。班景倩看过李林宗亲笔信，确是送功德去国清寺的，便喝令给诬告的如海重责60大板，勒令还俗。
班景倩随即将道航等中国和尚放了，物资也归还了。但船只、粮食全部没收。他说：“时下海上盗贼蜂起，不宜走水路，实在要去就走陆路，或者等海上太平了再去天台山。”
荣睿、普照和玄朗、玄法等几个日本和尚没有当堂释放。因为扬州官厅是不好处理外国僧人的，只得上奏朝廷。奏章传到专门管理外国僧人事务的鸿胪寺，鸿胪寺一番调查，下诏扬州，说：“其僧荣睿等，既是番僧入朝学问，应以礼相待，每年赐绢25匹，四季给时服，兼顾随驾，非是伪滥。今欲还国，随意放还。宜依扬州例送遣。”
荣睿、普照等人四月被捕，八月释放，白白受了四个多月的牢狱之灾，其中玄朗、玄法两个日本僧人，受到这次打击，心灰意冷，离开了扬州。荣睿、普照释放不久，就悄悄去大明寺拜访鉴真。鉴真安慰他们说：“大家不用发愁，船和粮食被官府没收了，我们再想办法，等有了机会，再渡大海。”当即就商量第二次东渡的计划。
鉴真决定不再造船，省得兴师动众，招惹是非。他忽然得到一个消息，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有条军船在扬州修理。船已修好，打算出卖。军船坚实，经得起风浪。鉴真随即花80贯钱买下了军船，雇了18个船夫，邀约了一批画师、绣师、玉作人、雕檀、刻镂、铸写、修文、刻碑等工匠和祥彦、道兴、德清、思托及荣睿、普照等l7位僧人，一共85人。所带物资有：落脂红绿米100石，甜豉30石、牛苏180斤，面50石，干胡饼2车，干蒸饼l车，干薄饼1万，番拾头1车半；漆合子盘30具，兼将画五顶像l铺，宝像l铺，金泥像l躯，六扇佛菩萨障子1具，金字《华严经》l部，金字《大品经》l部，金字《大集经》1部，金字《大涅槃经》l部，杂经、论、章疏100部，月令障子l具，行天障子l具，道场幡120口，珠幡14条，玉环手幡8口，螺钿经函50口，铜瓶20口，华毡24领，袈裟1000领，褊衫1000对，坐具1000床，大铜盂4口，竹叶盂40口，大铜盘20面，中铜盘20面，小铜盘44面，一尺面铜叠80面，小铜叠200面，白藤簟16领，五色藤簟6领；麝香20脐，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600余斤；又有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500余斤，蜂蜜10斛，甘蔗80束；青钱10千贯，正炉钱10千贯，紫边钱5千贯；罗襆头2千枚，麻靴30量，廗冒30个。
唐天宝二年(743)十二月，船从扬州起锚，经运河入长江下东海，行至狼山附近的狼沟浦，忽然江面开阔，白浪滔滔。一个猛浪袭来，军船触礁击破，江水涌进船舱，情况十分危急。鉴真随即叫船夫将船靠近江滩，80多人全部下船，站在江滩上。寒风凛冽的隆冬，人们泡在水中，一个个冻得牙齿打颤，浑身发抖。鉴真毕竟是年近花甲之人，站在冰冷的水中更是吃不消。一夜下来，个个冻得浑身僵硬了。第二天才把船修好，继续航行。船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到了桑石山附近，又刮起了狂风，巨浪翻腾，船在海上听凭风浪摆布，抛上摔下，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撞在礁石上，船被撞了个大洞，海水哗哗涌进舱中，鉴真叫大家赶快泅水上岛，可有的人还是被风浪卷走了。装满海粮、淡水和各种物资的军船也被风浪卷得无影无踪。   
这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草木不生，怪石嶙峋。七八十人聚集在孤岛上，一连几天找不到一口水喝，一点食物，一个个饥肠辘辘，许多人感到悲观、绝望。有的人渴得嗓子冒烟，实在熬不住了，就喝海水解渴。苦涩的海水喝下去，腹胀如鼓，疼痛难忍，鉴真告诫大家千万不要再喝海水。第四天早晨海风平静，几个渔民发现岛上有人呼救，便将小船靠了过来，问明情况之后，接济一点米水，以解燃眉之急，鉴真等人就靠渔民救济的一点米水，又在荒岛上熬了五天五夜，终于见到了海上的巡逻官船，大家一齐振臂呼救；官船弄清情况之后，向明州太守禀报，明州太守才派了一条较大的官船，前来搭救这些困在孤岛上的难民。而后将工匠、水手送回扬州，将僧人临时安置在鄮县阿育王寺。
一连多日设斋供养，不久，一行人便恢复了健康。鉴真遂应越州、杭州、湖州、宣州的一些寺院邀请，前去讲学授戒。
鉴真巡游讲学，引起佛教界极大的轰动，越来越多的寺院前来邀请鉴真。鉴真一心要实现东渡的宏愿，不得不婉言谢绝诸寺的盛情邀请。越州的僧人得知这样德高望重的大师，急于要去冒漂洋过海的风涛之险，实在惋惜，舍不得他离开越州，纷纷前来劝说鉴真，放弃东渡的念头，鉴真哪里肯听。眼看劝阻不住，他们便联名向官厅报告，说是日本僧人荣睿、普照诱骗鉴真大师偷渡日本，只要将两个日本和尚捉起来，鉴真也就不会渡海去日本了。官厅听到越州僧人的报告，认为诱骗中国僧人偷渡是违法的事，便立即派人捉拿荣睿、普照，结果荣睿被捉住了，普照逃过了一劫。荣睿是外国僧人，地方官府不好处置，便将他戴枷押送京师，交朝廷处置。解到杭州荣睿生病，请求保释治疗。荣睿在杭州治疗一段时间，杭州僧人为了营救日本僧人，谎报荣睿病故，官厅才没有追究。荣睿很快又偷偷回到阿育王寺。
鉴真生怕在阿育王寺再住下去会节外生枝，立即派法进等人带着银两悄悄去福州购买船只、海粮和物资，进行第三次东渡。
法进等人出发不久，鉴真就率领祥彦、思托、荣睿、普照及其他随行人员30多人，也从明州动身，向福州进发。正值隆冬季节，大雪纷飞，走进荒山野岭，睁不开眼睛，辨不清道路，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有的人急得哭泣起来。山区人烟稀少，走在高山峻岭之间，见不着村舍，望不到寺庙，找不着避风躲雪的处所。鉴真心想，雪越下越大，要是困在山上，弄不好会冻死、饿死，必须咬紧牙关，迅速下山。为了鼓舞士气，他强打精神走在前头，顶风冒雪、跋山涉水整整走了一天，天黑才赶到唐兴县的天台山国清寺。稍作休息，鉴真又率弟子、工匠穿始丰县、过临海县、黄岩县，马不停蹄来到永嘉郡，天黑投宿禅林寺。
鉴真在禅林寺住下不久，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又降临到他的头上。灾祸是鉴真的得意门生灵佑惹起来的。灵佑十分仰慕扬州高僧鉴真。鉴真当初誓愿东渡，灵佑就一再劝阻。师父这次东渡，离开扬州已经三个年头了，至今音信杳无，生死未卜。后来他从一位越州来云游的僧人口中得知，师父一年之前海上遇难，船沉大海，落荒孤岛，水尽粮绝，九死一生之际，幸得官船相救，安置在阿育王寺休养。于是他联络江淮诸寺三纲，联名向官府请愿，请官府出面将鉴真从明州劝回扬州。江南道采访使接到灵佑等人的请愿书，便下牒所辖州县，先将鉴真经过的各个寺院执事僧人捉拿起来关进狱中审问，追查鉴真的行踪。这样顺藤摸瓜，终于查到刚刚在永嘉郡禅林寺落脚的鉴真，当即将他们扣留起来。
官差将鉴真一行押往扬州交差，沿途防护十分严密。所过州县，鉴真受到官员僧众的盛大欢迎，设斋供养，顶礼慰劳。回到扬州，官厅严令龙兴寺执事僧人说：“今后要严加防护，不能让鉴真大师再冒风险渡海，若有疏漏，严惩不贷!”
鉴真弄清事物端是自己的得意弟子灵佑惹起来的，心中十分恼怒。从此，他就再也不肯和灵佑见面了。灵佑为了取得师父的谅解，每天夜里从一更到五更，总是站在师父宿舍门外请罪，整整站了60个夜晚，也没有使师父动心。后来扬州各个寺院的执事僧人一齐到龙兴寺帮助求情，请师父谅解。荣睿、普照也一再帮助求情，鉴真这才原谅了灵佑。
这次东渡失败，受到打击最大的当然是鉴真和荣睿。荣睿和普照考虑到，如果他们两个日本僧人长期住在龙兴寺，官府对鉴真的防范就不会放松。他们悄悄见到了鉴真，坦言了自己想离开扬州的想法。鉴真说：“也好，你们先离开扬州，待风声过去，官府松动，寻找机会，我还是要去日本的，到那时，我再通知你们。”第二天荣睿、普照便依依不舍地告别鉴真，迎江而上去同安郡了。
荣睿、普照离开龙兴寺之后，官府对鉴真的防护果然有了松动。一晃三年过去了，荣睿、普照思念鉴真，又来到扬州，拜见已经搬到崇福寺居住的鉴真，悄悄商议再行东渡之事。
筹备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他们在新河口打造船只，分头采办各种物资。鉴真要求所备海粮、佛经、佛具、香料、药材、工艺品等物资与第二次东渡相同。但东渡人选要少而精。鉴真认真挑选了祥彦、思托、神仓、光演、顿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和荣睿、普照等14位僧人，水手18人，工匠、艺人等随行人员35人，比第二次东渡减少了许多人。六月二十七日，一行人分头出城，约好到靠近江边的新河上船，出瓜洲，下扬子江。经常州东下至狼山，江面豁然开阔。船刚要扬帆人海，忽然狂风大作，江水咆哮，不能入海。
船泊江岸一个多月，一直都是逆风。好不容易盼来顺风，船刚入海，又遇逆风，只好靠岸等待顺风。直到十月中旬，才等来顺风，船夫当即起锚开航，向顶岸山进发。天傍黑，船入深海，已经看不见江岸了，忽地海面又刮起大风，浪峰突起，吼声如雷，海水黑得象墨一样可怕。船也没有港湾可停。晚上风更大，浪更急，船一会儿象抛上山顶，一会儿又象跌进山谷，人们个个慌乱起来，僧人也不约而同地念起《观音经》来，祈求海神息怒。船老大一看风险太大，大呼道：“船进水了，要沉了，快把货物扔下大海，保住人命要紧!”说着他就命令水手一齐动手抛扔船上的物品。当船老大抱起装满经卷的栈香笼要往大海扔时，忽然听到鉴真的喝止声：“不许扔，不许扔!”鉴真随即登上船头，招呼大家不要慌乱，稳住船身，齐心合力对付险情，战胜风浪。
满船人担惊受怕熬了一夜，第二天拂晓风小了，船又继续航行。一天之后，船漂到蛇群出没的蛇海，各色各样的海蛇，大的长一丈多，小的也有四五尺，在海面上游来游去，将木船四周围得严严实实。水手和工匠见有长蛇上船，便用竹篙敲打，搏斗好久，好不容易脱离蛇海，又闯入飞鱼海，一尺多长的白鱼在空中飞翔，银光闪烁，耀人眼目。遮天蔽日的飞鱼，不时撞上人脸，有的人脸被飞鱼撞肿了，流血了，疼痛难忍。船过了蛇海和飞鱼海，接着又到飞鸟海。只见一群群肥硕的大鸟在海空翱翔，有时如阵阵黑云压上船头，海鸟又大又重，纷纷落到船上，几乎把船压翻了。人去撵鸟，好多人手和脸被啄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脱离险境。
船在海上继续航行了两天，又遭大风袭击。一时又找不到可以靠岸的小岛，只好凭船颠来漂去，弄得满船僧众几乎全倒在舱板上，昏昏沉沉，翻肠倒肚，根本无力烧水煮饭，解渴充饥，唯有日本僧人普照还能坚持每天给大家分发一点生米充饥。嚼了生米口干舌燥，咽喉作痛，根本咽不下去。可是几个月下来，所带的淡水一滴不剩了。没有淡水口渴难熬，苦不堪言。躺在船板上的鉴真看到这般情景，心里也十分焦急。他一面叫水手尽快想法找到停靠的陆地，一面又安慰大家，鼓励大家坚持住。他强打精神坐起来，大口大口嚼起生米。花甲老人一带头，祥彦、思托、荣睿等人也鼓励大家跟着师父嚼起生米来，以保性命。生米卡在喉咙口，咽不下，吐不出，难受极了。熬了一天又一天，又是好几天熬过去了。一天午后天空忽然出现雨云，给大家带来了一线生的希望。一个个仰面朝天，唱喏求雨。眨眼之间，果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家兴奋地端盆拿碗等雨，痛饮一顿，解了一时之渴。可惜云头雨急来急去，根本来不及贮存雨水。船上这么多人，不贮存淡水是渡不了大海的。鉴真要水手想法靠岸补充淡水。鉴真让水手在一个有人烟的地方停泊下来，派人上岛筹粮、补水。几个僧人一上岸，迎面遇到四个当地土人，土人问清情况，惊异地说：“唉呀，你们幸好遇见我们，不然就送命了!这个地方有强盗，他们会杀人吃!你们快跟我们逃走吧!”土人将他们的船只引到一个比较安全的港湾，一再关照他们第二天天一亮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傍晚，全船人惊魂甫定，忽然一个披头散发、手持利刃的强盗跳上船来，大叫：“快将金银财宝拿来。”他在船舱里翻了一遍，没有找到金银和财宝，抢了一点食物就下船了。鉴真一看这里不是安全之地，叫船夫连夜离开停泊的港口。船离大陆之后，随风朝着遥远的海南漂去。三天之后，船竟漂到海南岛最南端的振州。船在振州海岸停靠下来，当地官差便到船上进行盘查。振州别驾冯崇债得到高僧鉴真到来的消息，亲自率领400兵丁到船上迎接鉴真一行，并请他们上岸住到城里去。冯崇债先把鉴真等人请到衙内住宿，设斋供养。他还在太守的大花厅内举行了一次法会，由鉴真给官员们授戒。冯崇债隆重接待鉴真一行之后，便将他们安置在大云寺里。这个寺院年久失修，破坏不堪，鉴真便组织资金和材料，修建佛殿，重塑佛像，整整花去将近一年时间，才将佛寺修好。鉴真随后又把准备带到日本去的佛具、佛像、经典和其它物品，全部捐给了振州大云寺。
大云寺修造完毕，鉴真就率弟子一道出发，准备从万安州寻找机会渡海。海岛荒芜，人烟稀少，土著凶险，冯崇债怕路上不太平，便亲自率800兵丁护送。路上走了40多天，才到万安州。当地大头人冯若芳隆重接待了鉴真一行，并把他们安排住在自己家中，接受供养。鉴真在冯若芳家中住了三天，依旧由冯崇债护送向崖州进发。
鉴真一行从振州动身，是分两条路线走的。荣睿、普照等人走的海路，因为荣睿身体有病，不能爬山涉水，走海路可以节省体力。鉴真是走的陆路。荣睿、普照等人先到崖州，不久鉴真一行也到了崖州。鉴真和弟子受到大使张云的隆重接待，并安排鉴真等人在开元寺住宿，设斋供养。鉴真一行到崖州住了数日，正准备动身北上，忽然城里发生一场大火，他们所住的开元寺没有逃过劫难，殿宇、佛像烧成一片灰烬。张云大使知道鉴真是造寺塑像高手，便请求他留下帮助重修佛寺，鉴真当即答应了。振州别驾冯崇债得知鉴真造寺缺少木材，立即派出大批奴婢，每人扛一根风干了的木头火急送往崖州。几天之内就把需要的木材全部运到。木头一到，鉴真和工匠立即动手，日夜施工，很快就把寺院的佛殿、讲堂、僧舍建起来了。鉴真看看还有多余的木材，又造了一尊一丈六尺的释迦牟尼佛像。新寺竣工后，他便率弟子北上雷州，澄迈县令把鉴真一行安全送到船上，北行三天三夜，越过琼州海峡，到达海南岛对岸的雷州，再一次登上久别重逢的大陆。
雷州虽然临海，但没有去日本方向的船只，鉴真决定启程再回扬州。一行人从雷州出发，经过辨州、罗州、白州、容州、梧州、藤州、象州，而后进入桂州。始安郡都督上党公冯古璞将鉴真一行接到城内，安置在开元寺住宿。开元寺是个古老的寺院，已经很长时间不对外开放，为了迎接鉴真大和尚的到来，尘封多年的佛殿打开了，顿时香满全城，僧众纷说祥云满天，佛祖降临，引起满城轰动。各寺僧人闻讯赶到开元寺擎幡烧香，念经拜佛。州县官民及参加科举考试的学人也从四面八方涌到开元寺烧香长烛拜佛，日日夜夜，络绎不绝，不仅寺院拥挤不下，就连街头巷尾也都挤满了人群，都想亲眼目睹鉴真尊颜。鉴真住在开元寺，都督冯古璞亲自做饭，服侍众僧。冯古璞还请鉴真为他授菩萨戒。当地僧徒及官员、百姓也都纷纷前来开元寺请鉴真授戒，人数之多，难以计数。
鉴真在桂州住了一年，为了实现东渡宏愿，决定启程北归。这时，南海大都督、摄御史中丞、广州太守卢奂，特地写请牒派人到桂州，邀请鉴真大和尚到广州去讲律授戒。鉴真一想，从桂州去广州有桂江和西江连通，走水路也比较方便，免受跋山越岭之苦。广州临海，又是一个船只往来很多的港口，也许可以遇上便船，再次东渡日本。他和荣睿、普照、思托、祥彦等人一番商量，大家认为很有可能遇上机会，实现东渡的愿望。于是鉴真接受卢奂的邀请，卢奂非常高兴，立即下文诸州，沿途欢迎鉴真一行到广州来。船行七日，经梧州到端州，住宿龙兴寺。由于长期的跋山涉水、奔波劳碌，有病缠身的荣睿病倒在龙兴寺，不久便圆寂了。鉴真和随行弟子悲恸万分。在龙兴寺后的山冈上安葬荣睿之后，鉴真一行便启程去广州。端州太守亲自把他们送到广州。一到广州，太守卢奂率领官员僧众出城相迎，接待十分隆重。
鉴真在广州一心想找到去日本的便船。他亲自到繁华的珠江口察看，江面有婆罗门、波斯和昆仑国的各种船只，船上香药珍宝琳琅满目，堆积如山。这些外国商人，有去泉州、明州、扬州的，但不去日本，等了几个月，没有等到便船，这就断绝了鉴真想从广州搭船东渡日本的念头，决定离开广州回到扬州去，等待时机再行东渡。动身这天，卢奂亲自将鉴真护送上船。船行700余里，到了韶州，在禅居寺住宿。三天之后，移居法泉寺，而后又应请住到开元寺。一连多日，鉴真忙于讲律授戒，十分辛苦。住了几天，鉴真决定动身北上。普照对东渡感到绝望了，便向鉴真吐露了自己想去明州阿育王寺，在那里等候便船回日本去。鉴真十分难过地说：“我发愿东渡，数度出海也没有踏上日本国土。但我并没有灰心，回扬州后我和思托、祥彦他们还是要筹划东渡的，一旦条件成熟，我派人到阿育王寺接你!”
鉴真依依不舍送走普照之后，心里非常难过。长途跋涉，暑热煎熬，鉴真的视力日见减弱，虽经胡人治疗，仍然不见效果，双目失明。离开开元寺之后，经浈昌县，过大瘐岭，到达虔州开元寺。接着又马不停蹄乘船到达吉州。祥彦到了吉州高烧不退，卧床不起。虽经治疗，不见好转。一天，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忽然坐起来气喘吁吁地说：“我不行了，想与大和尚告别。”思托一怔，马上叫醒鉴真，告诉他祥彦不行了。鉴真随即惊起，去看祥彦。祥彦昏昏沉沉地说：“师父，弟子不能随你东渡……”说着说着头就耷下来了。鉴真连忙端了一张案几，净手焚香，扶祥彦伏在案几上，面向西方。祥彦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就合上双眼，再也没有声息了。鉴真抱住祥彦连喊数声：“彦，彦，彦!”祥彦已经不能答应了。鉴真悲痛地说：“祥彦是第36个死在东渡途中的了。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死去!一定要东渡，一定要东渡!”
鉴真到了吉州，消息传开，每天都有300多官员僧俗举行盛会欢迎鉴真。为了赶路，鉴真一行没有在吉州多留，便下赣江，经南昌，过鄱阳湖，向江州进发。江州东林寺住持志恩是鉴真的高足，请鉴真一行住在东林寺。鉴真在东林寺、龙泉寺住了没几天，决定回扬州。江州太守立即将城里的和尚、尼姑、道士、女官及州县官员百姓一齐叫出，迎接鉴真大和尚，设斋供养。鉴真应请为官员僧俗讲律授戒三天，便由太守亲自扶送到九江驿，而后乘船东下，七天至江宁，住瓦官寺。已经在栖霞寺任住持的灵佑闻讯赶到瓦官寺拜见师父鉴真。当他见到面前颜容苍老、双目失明的师父，顿时泪如泉涌。他跪到师父面前，脸贴在师父脚上呜咽道：“师父远去海东，弟子以为今世再也见不着师父了，想不到佛祖保佑，今天在此又见到师父，正如盲龟见日，戒灯重明，昏衢再朗。”灵佑将师父一行请到栖霞寺住下养息。鉴真住了三天，即启程回扬州。船从润州过江至新河。他没有立即入城，在第一次东渡囤粮的既济寺住下休息。扬州僧俗知道鉴真大和尚回到扬州的消息，纷纷出城相迎，大大小小的欢迎船只，首尾相接，势如长龙，挤满河面。鉴真在众人的欢迎之下入扬州城，住在龙兴寺。
唐天宝十二年(753)春天，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准备回国。日本留学僧向遣唐使叙说了聘请大德高僧鉴真赴日五次失败的情况，希望大使这次回国，邀请鉴真一道渡海。藤原清河欣然同意留学僧的要求。可是遣唐使清楚，要聘请中国僧人去日本，一定要得到唐朝廷的批准，否则是不合法的。于是，藤原清河便向玄宗皇帝禀奏，打算聘请鉴真和其他五位僧人赴日讲律授戒。唐玄宗是崇尚道教的帝王，他虽不反对邀请鉴真等人赴日，但提出再派几位道士去。日本是不提倡道教的。唐玄宗提出派道士去日本，这就十分为难了。遣唐使又不便于向玄宗皇帝说明原委，只好收回聘请鉴真等人的奏文。藤原清河怕唐玄宗扫兴，便在日本遣唐使团中挑选春桃源等四人，留在唐国学习道士方术。
日本遣唐使一行离开长安，船至扬州江边便停靠下来。大使藤原清河、副使胡麻吕、吉备真备和在中国朝廷做官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四人，专程到扬州延光寺拜访鉴真，把这次在长安向朝廷禀奏，聘请大和尚等人的经过详情作了叙说。尔后又对鉴真说：“我们这次回国有四条大船同行，一应物资准备也很充足，如今船停在江边。大和尚是位大德高僧，至于是否再行渡海，一切请大和尚自行方便了。”鉴真回到扬州后，也一直盘划东渡的事，见到这次渡日的大好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口气坚定地说：“我发愿东渡。历时十年，五次渡海没有成功，荣睿、祥彦等36人死于东渡途中，贫僧心里非常难过。虽经千灾百难，但我的东渡之心未改。这回既然大使有便船去日本，我当了此夙愿。”
自从鉴真再次回到扬州之后，人们都以为这位花甲盲僧再也不会东渡了。可是，日本遣唐使一行的拜访，又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很快扬州城里就风传鉴真又要东渡了。地方官厅随即对鉴真居住的延光寺严加戒备，无疑这对鉴真东渡是一道障碍，想离开延光寺是很困难的了。
正当鉴真为走出延光寺发愁的时候，恰巧他的弟子仁干禅师从婺州来扬州拜见他。仁干知道大和尚要东渡日本，非常支持。夜里悄悄将鉴真接出来，到江边登船，而后送到黄泗浦。日本四条遣唐使船预定十一月中旬从黄泗浦启航，所有乘船的人约定在十月底到黄泗浦集中，鉴真可以在那里等候上船。这次随行的弟子有扬州白塔寺僧法进、兴元寺僧义静、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托、衢州灵耀寺僧法载、台州开元寺僧法成、藤州通善寺比丘尼智首等3人，一共17人，大多是名重一方的高僧。除了僧人之外，还有扬州优婆塞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等21人，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和信徒。所带物资有：如来肉舍利3000粒，功德绣《普集变》1铺，阿弥陀如来像1铺，雕白檀千手像1躯，绣千手像1铺，救世观音像1铺，药师、弥陀、弥勒菩萨瑞像各1躯，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金字《大品经》1部，金字《大集经》1部，《大佛名经》16卷，南本《涅槃经》一部40卷，《四分律》1部60卷，法砺师《四分疏》5本各10卷，光统律师《四分疏》120纸，《镜中记》2本，智首师《菩萨戒疏》5卷，灵溪释子《菩萨戒疏》2卷，《天台止观》、《法门玄义文句》各10卷，《四教仪》12卷，《次弟禅门》11卷，《行法华忏法》1卷，《小止观》1卷，《六妙门》1卷，《明了论》1卷，定宾律师《饰宗义记》9卷，《补释饰宗记》1卷，《戒疏》2本各1卷，观音寺亮律师《义记》2本10卷，南山宣律师《关中创开戒坛图经》1卷和《含注戒本》一卷及疏，《行事钞》5本，《羯磨疏》等2本，怀素律师《戒本疏》4卷，大觉律师《批记》14卷，《音训》2本，《比丘尼传》2本4卷，玄奘法师《西域记》1本12卷，法铣律师《尼戒本》1卷及疏2卷，合48部；及玉环水精手幡4口，菩提子3斗，青莲花20茎，玳帽迭子8面，天竺革履2緉，王右军真迹行书1帖，王献之真迹行书3帖，天竺、朱和等杂体字50贴，阿育王塔样金铜塔1座及其他物资多种。   
鉴真一行到了黄泗浦，受到大使、副使等人的欢迎，当即将他们安排上船。遣唐使船启程的时间定在十一月中旬，要在船上等半个多月。这时有人向遣唐使说：“鉴真大和尚去日本，我们是欢迎的。可是，没有经过唐国朝廷批准，是不合法的。再说，我们去扬州访问鉴真，已经引起了扬州僧众和官方的戒备，万一扬州官方知道鉴真又渡东海，派人追查到我们船上来，鉴真东渡的事泄露出来，大使你作为国使如何向唐国交待?所以千万不能草率从事，我看还是不带鉴真为好。”随即大使便让已经上了船的鉴真等人上岸，物资也搬到岸上。
鉴真弄清情况后，恳切地对遣唐使一行人说：“贫僧应邀东渡已经10载，风涛之险，牢狱之灾，死亡威胁，先后有荣睿、祥彦等30多人死于东渡途中，贫僧也积劳成疾，双目失明。但贫僧未改东渡之志，为了弘扬佛法，光大圣教，我们愿随大使的船到日本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万一官厅知道了，我们决不牵连大使，是我们自愿去的。”
大使一行听了鉴真的陈述和众僧的恳求，又想起日本朝廷急需聘请传戒高僧，还是决定邀请大和尚一道渡海。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大家又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现在离启航还有半个多月，防止扬州官厅追查，让鉴真一行暂时还住到岸上，万一官厅查到也好说话。另外，出海时让普照与大和尚一行单独坐一条船，即使万一海上遇到大风大浪漂回大陆，也牵连不到遣唐使团。
十一月十六日，阳光普照，万里无云，遣唐使船出发，向茫茫大海驶去。船在海上航行五天，第二船首先到达阿儿奈波岛。过了一天第一船和第三船也相继在阿儿奈波岛靠岸，只有第四船不见影子，大家十分焦急，一齐下船等待第四船的到来。
人们在岛上等了半个月，第四船还没有到达，大使藤原清河命令开船。第一船走在前头，走了不久便触上礁石，不能前进。大使命令第二船和第三船绕过礁石继续前进。十二月初九，鉴真、思托和普照乘坐的船顺利到达益救岛。第二天继续航行，不久海上狂风暴雨，波涛汹涌，海面迷迷茫茫，不辨方向，船在海上上下颠簸，满船人人惊慌失色，呕吐不止。一夜过来，风更大，浪更急，浪峰如山，浪峪如渊，许多人感到绝望。久经磨难的鉴真鼓励大家说：“我们已经到达日本海域，胜利在望，多年愿望快要实现了，大家要咬紧牙关，坚持与风浪搏斗。”大家奋不顾身地又搏斗了一天，终于到达萨摩国阿多郡的秋妻屋浦。登岸稍事休息，便由僧人延庆引入太宰府。次年二月初一到达难波。两天之后入河内国，大纳言正二位藤原朝臣仲麻吕特遣使节和30余位高僧迎接鉴真一行。第二天，越龙田，下大和平原，接着向奈良进发。到了奈良城外，正四位下安宿王作为敕使出迎，而后引进东大寺住宿。随后宰相、右大臣、大纳言以下官员100多人到东大寺慰劳鉴真一行。
鉴真乘船到达日本之后，副使吉备真备的第三船和第四船也先后相继回到日本，只有藤原清河大使和阿倍仲麻吕的第一船没有回国的消息。后来才知道大使一行九死一生，漂到越南的海岸，几经辗转跋涉，又回到唐土长安，被留在唐朝做官了。
一天，副使吉备真备以敕使的身份来到东大寺，宣布皇上圣旨：
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
圣旨宣读过几天，皇上又敕授鉴真、法进、思托、普照、延庆、昙静、法载、义静等人为“传灯大法师”位。
四月初，鉴真在东大寺卢舍那佛前设立戒坛，圣武上皇登上戒坛，以鉴真、普照、法进、思托等为师证受菩萨戒；接着天皇、皇太后、皇太子、大臣等也登坛受戒，又有沙弥证修等400多人登坛受戒。圣武天皇受戒，这是日本最初的天子以三师七证正规受戒，仪式异常隆重，盛况空前，成为日本当时极为轰动的大事。天皇受戒，也使鉴真的名声广传开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日本僧众的景仰和崇敬。鉴真一行也就在日本立下脚来，开始了新的生活。
日本天皇任命为大僧都的鉴真，在日本辛勤工作了10年。对日本佛教的律学、建筑、雕塑、文学、绘画、书法、医药、饮食等方面作出了不朽贡献，被日本人民奉为文化恩人。天平宝字七年(763)春天，76岁高龄的鉴真由于日夜操劳，忘我工作，健康状况与日俱下。弟子思托等一番商量，当即为他塑了一尊坐像。是年的五月初六，也就是唐招提寺落成的第四个年头，鉴真于他的住处结跏趺坐，面孔朝西圆寂。相传鉴真死后三日，头部仍有余热，久久不能入殓。鉴真入殓后，他的墓塔安葬在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内。墓地三面环水，苍松翠竹，十分幽静。千余年来，墓前祭台香火不断，鲜花不败。鉴真圆寂之后，日本官员、僧俗纷纷前去凭吊，敬香献花，赋诗著文，以寄怀念之情。   
鉴真圆寂后他的干漆夹纻塑像安放在唐招提寺御影堂内。一年四季来御庙、御影堂瞻仰的民众数以万计。人们深深怀念这位中日友好交往的杰出使者。鉴真圆寂后，日本派遣唐使臣来唐国报丧，扬州诸寺得信后，僧尼皆著丧服，向东举哀三日，悼念这位大德高僧。
第三节  传播文化
中日两国，地理上一衣带水，文化上脉络相通。两千多年来，我们祖先中有许多杰出人物，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曾作出过巨大贡献。鉴真和尚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友好使者。他以僧团的形式，不仅把佛教戒律，而且把唐代文化精华带到日本，广泛传播。
佛教戒律
日本邀请鉴真的主要目的是传播戒律，弘扬佛法。鉴真东渡最突出的成就也就是传播佛教戒律。第一、鉴真东渡带去的各种经卷达35种850多卷，涉及律宗、天台宗诸多方面。这些经卷抄写工整，筛选严格，成为范本，在日本广为流传。其中不少经卷是第一次传至日本。第二、校正经卷错讹。日本佛教起初是传自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高丽、百济又是传自中国。当时的经卷是人工抄写，经过往还传抄，错讹很多。鉴真虽已双目失明，通过别人读给他听，发现经典中不少错误，一一加以校正，表现了惊人的记忆力。第三、团结日本僧众，排除各种阻力和打击，整顿戒律，确立了三师七证正规授戒制度，从此，“凡经鉴真授戒者，方始为国家公认之僧尼”之说，在日本广为传开，遏制了僧徒私度、自度的混乱状况。僧尼素质普遍提高，从而明确地树立了律宗的独立地位，改变了日本佛教面貌。鉴真遂被奉为律宗开山祖。第四，鉴真虽信奉律宗，但不排斥其他宗派。他对天台宗教义也颇有研究。东渡时，他就带去了许多天台宗经卷，随行弟子也有不少是信奉天台宗的。到日本后，他亲自开讲过天台宗经疏。虽然日本天台宗独成一派是始于最澄，而最澄又是在鉴真弟子法进及其门徒教诲之下学习天台教义，故而得到鉴真薪传。这在《依凭天台宗》一书中，最澄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日本又奉鉴真为天台宗的先驱。第五、鉴真早在东渡日本之初主持戒坛院和唐禅院时，就担负起供养四方僧尼的学律任务。唐招提寺建成后，天皇号召全国，凡出家者，必先入唐招提寺从鉴真大和尚学习戒律。鉴真晚年，天皇又下诏宣布，鉴真“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也就是说，因鉴真年岁已高，免去佛教领袖之职，但还要他承担培养诸寺僧尼之重任。可以说，当时鉴真主持的唐招提寺成了日本最初的佛教学院。
建  筑
鉴真在日本10年间，主要建筑有三处。
第一处建筑是戒坛院。这是他到日本最早的建筑。早在鉴真一行到达日本10多年前，圣武天皇便建造了东大寺，并准备建戒坛，传授戒律，可日本缺乏授戒大师，不能三师七证授戒，戒坛也便没有建成。鉴真东渡之后，遵照天皇旨意，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临时立了一座简陋的戒坛，给圣武天皇等400余人授了戒。随后，鉴真又移天皇受戒坛土，在大佛殿西侧建筑了新的戒坛院。戒坛院是按佛教正式规格建造的，由戒坛堂、讲堂、回廊、僧房、经藏等建筑组成。戒坛院内还安置了全身甲胄的四天王塑像。这是日本最早建立的正规戒坛院，迄今已有1250余年，仍完好地保存在奈良。
第二处建筑是唐禅院。鉴真建造戒坛院之后，又在离戒坛院不远的池塘边，建造了唐禅院。这是按佛教教义在日本建立最早的“结界清净”的地方。唐禅院建成后，鉴真便从东大寺搬到唐禅院居住。唐禅院也成了鉴真讲学、培养僧尼的场所。
第三处建筑是由讲堂、金堂、东西廊及八角堂、斋堂、羂素堂、不动堂、地藏堂、开山堂、文殊堂、礼堂、经藏、钟楼组成的唐招提寺。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匠师们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建了许多中国特有的佛教寺塔建筑。鉴真在长安见过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其气势之壮观，殿宇之华美，就是杰出的代表。鉴真后来主持建造的寺院，深受其影响。他东渡之后，又将这种完美的佛教建筑艺术传到日本。唐招提寺便是一件杰作。日本宝字元年(575年)，天皇赐一品新田部亲王旧宅让鉴真兴建伽蓝，作为永久讲律之用。鉴真和他的弟子，根据中国唐代寺院建筑结构，精心设计了建造寺院的方案。在鉴真的亲自主持下，他的弟子和日本工匠通力合作，仅花了二年时间，就基本建成。这就是天皇赐额的“唐招提寺”。唐招提寺建成后，鉴真就从唐禅院搬到唐招提寺居住。鉴真圆寂后，他的弟子如宝等又在招提寺内建了一座金堂。这座建筑是一个长28米、宽15米，建立在石坛上的7间4面单层四柱大佛殿，结构风格新颖，外观华美庄严。日本《特别保护建造物及国宝帐解说》中称“金堂，乃其(鉴真)徒如宝率有缘之檀主建造者，为今日残存天平时代建筑物中最大而最美者。”经过千年的风雨侵蚀，又遇公元1597年的近畿大地震，虽然寺内古建筑多数倾圮，但讲堂、金堂等建筑依然无恙，一直沿传至今。我国唐代佛教寺院，经过会昌灭法，几乎全部拆毁，现仅存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寺两座罕见的唐代木结构佛殿。这两座佛殿分别比唐招提寺金堂迟建20余年和近百年。金堂乃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被定为日本国宝。它也代表了中国盛唐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唐招提寺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雕  塑
唐代的雕塑艺术相当发达，成就辉煌。最典型的就是千佛洞佛塑，其气势之磅礴，造型之精美，千百年来，名闻四海。盛唐佛塑的最大特点是温和、慈祥、庄严、丰满，摆脱了隋之前这类艺术作品存在明显外来的影响，形成了本民族的艺术特色。鉴真东渡前就是一位雕塑大师，造佛像之多，难以胜计。就在东渡途中，还在崖州利用建寺多余木料，塑造了一尊l丈6尺的释迦牟尼像。鉴真东渡也携带了大量的雕塑艺术品，最后一次东渡，就带了阿弥如来像1铺，救世观音像1铺、雕白栴檀千手像1躯，药师、弥陀、弥勒菩萨像各1躯，阿育王塔样金铜塔1座及各种佛具等。为了将佛像等雕塑艺术传至日本，他又带了一批技艺高超的雕塑师、玉作人。鉴真不仅将大批雕塑艺术品带到日本，还把雕塑艺术传至日本。他在日本建造的唐禅院、唐招提寺，就采用了大量的木雕艺术。寺院内的许多精美佛像也是鉴真和他的弟子主持雕塑的。现在多被列为日本国宝。
金堂卢舍那大佛像。像高1丈1尺2寸，是日本现存古艺术品中最大最宏伟的干漆夹纻造像，为鉴真弟子义静率领中日工匠、僧人造弟麻吕、广足生、净福所造。这尊大佛造像面部庄严肃穆，整体精细和谐，线条柔和洗练，形成了新颖的式样和别致的风格，可以说这是盛唐雕塑造像技法东传的杰出代表作。
金堂如来药师像。像高1丈2尺2寸，木心干漆造像，且贴金箔装饰。该像塑造手法优雅丰丽，一望便知为中国盛唐风格，为盛唐时期少见的巨大艺术遗品。
金堂千手观音像。像高1丈7尺6寸，木心干漆造像，上涂薄漆，再贴金箔。该像头部有11面，又有千手持各种法物，表现出别具匠心的高超技法。特别是其外层长大的42只手臂，持法不同，手势各异，塑造者丰富的想象力实在令人惊异。
金堂梵天像、帝释天像、四天王像，均为木雕像。佛像一个个造形生动，栩栩如生，均系采用盛唐风格。四天王面部表情威猛慑人，这在中国唐塑护法金刚中，大致也是此类面型，足见日本天平时代的佛像雕塑艺术，受盛唐影响很大，鉴真及其弟子为此作过巨大贡献。
开山堂鉴真和尚坐像。这是鉴真圆寂之前，弟子思托等人为大师塑造的一尊坐像。像高2尺7寸，大小高矮与鉴真人体相近的干漆夹纻像。塑像体格魁梧，神态坚强，面含笑容，温和可亲。它那柔和的线条，自然而清晰的衣纹，给人以新鲜的质感，这种富于写实的技法，充分表达出这位盲圣的慈祥外貌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世界。日本僧人义澄在《招提千岁传记》中说：“尊颜和雅而犹笑也。”这种形神兼到的盛唐生人塑像，传世极少，确是中日雕塑史上的一件珍宝。这座鉴真坐像日本人民将它保护得非常完好，被定为日本国宝，安放在唐招提寺御影堂内，每年只开放三天，供人瞻仰。鉴真像70年代曾赴法国展出过；1980年鉴真像回国在扬州和北京展出23天，受到50多万人瞻仰，在海内外引起极大轰动。
此外，还有讲堂里的丈六弥勒像和梵天、帝释天、十一面观音、药师如来、宝生如来、众宝王菩萨、大自在菩萨、狮子吼菩萨立像，均为造型生动、制作精美的木雕像。
书法、绘画与刺绣
书法。早在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书家墨迹、摹本便开始传入日本。时至奈良时代，随着遣唐使的频繁往来，中国书法便大量传入日本。日本书风也随之盛行。鉴真东渡带去的经书多达850余卷，这些手抄经卷，本身就是书法作品，在日本经过广泛传抄，就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写经书法盛行唐风。鉴真东渡还带有王羲之、王献之等大书法家的书法真迹50多帖，现存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的藏宝王羲之《御物丧乱帖》，就是鉴真带去的。正仓院还藏有鉴真的亲笔书法一通，被视为珍宝。二王书法在中国就有极高声誉，传入日本更成了日本书家的范本。唐招提寺门额上的“唐招提寺”四字，为日本孝谦女皇所书，便属二王体。日本奈良时期的书法唐风，对后来日本书法的发展影响颇大。
绘画。盛唐是中国绘画艺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寺院、崖窟以及墓室中壁绘盛行，许多壁画高手常为寺院绘画。如长安荐福寺有吴道子画的《维摩诘本行变》、万安观有李昭道画的山水，都是一时名作。大量的民间画工，更是壁画的重要创作者。敦煌石窟中那些技巧娴熟、形象生动、想象丰富、构思巧妙、内容广泛、色彩瑰丽的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品，大多出自唐代画工之手。鉴真东渡便带有画师，携有佛画，这都是盛唐画风传入日本的媒介。《招提寺建立缘起》中说道，寺内北中壁三间壁画，是少僧都如宝所造。画佛三千，柱上有彩绘。一些塑像背后，也都绘有唐绘中常见的唐草与火焰抢珠图案，至今还依稀可见。这些绘画成就对日本绘画艺术发展无疑产生很大影响。奈良时期的唐绘，成为当时画家效仿的典范。佛画更是奠定了人物画的基础。后来又由“唐绘”产生了“大和绘”。“唐绘”题材多关宗教，“大和绘”的题材渐及世俗。再后来又由“大和绘”发展出一种图文并茂的连环画卷“绘卷物”，日本画工绘制的《东征绘传》就是采用的“绘卷物”的艺术形式，可以说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刺绣。唐代寺庙中绣制品很多，民间也盛行刺绣之风。鉴真东渡就带有菩萨障子、道场幡和桌围等佛具，上面都有精美刺绣。同时，他还带有绣师，这对日本寺庙的佛绣和民间刺绣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语言和文学
语言。中国最早前往日本的僧侣，多用汉语讲经。鉴真和弟子们在日本也都是用汉语讲学、说经、唱礼；思托曾受道璇之请，用汉语为道璇弟子中谙习汉语者讲授经律；法进在东大寺戒坛院讲律，用的也是汉语。这就大大普及了“唐音”和汉语知识，为古代日本人民吸收中国文化提供了方便，对日本汉文字的发展也是一个推动。时至今日，日本语言中依旧存在“唐音”，就是一个例证。
文学。鉴真及弟子中很多人是善于诗文的。思托就是一位颇有才学的文人，著作颇多。最有影响的是《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和《延历僧录》两部著作。《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一般简称《大和上传》或《广传》，原著虽已佚失，但其逸文仍是日本研究鉴真和尚的最原始材料。真人元开的《唐大和尚东征传》就是根据思托的《大和上传》简化而成的。《延历僧录》有五卷之多。第一卷：鉴真及其一派诸僧传；第二卷：日本天皇、皇后及皇族传；第三卷和第四卷为一般僧侣传；第五卷：一般僧侣及廷臣传。原作虽已不存，其逸文散见在《东大寺要录》、《东大寺杂录》及《日本高僧传要文钞》各书中，这在日本佛教中，乃至日本史料文学上都有极大价值，更是研究日本奈良时代历史最重要的史料。此外，在《东征传》中还保存着思托一首《伤鉴真和尚》：“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东。戒香余散馥，慧矩复流风。月隐归灵鹫，珠逃入梵宫。神飞生死表，遗教法门中。”法进也有《七言伤大和上》诗一首：“大师慈育契门空，远迈传灯照海东。度物草筹盈石室，散流佛戒绍遗踪。化毕分身归净国，娑婆谁复为验龙。”流传至今的这两首遗诗，不失盛唐诗风。鉴真弟子们的文学活动，对日本传记文学和诗歌创作无疑是产生很大影响的。
医  药
鉴真对日本医药的贡献更是有口皆碑。佛家要普度众生，问医送药就是普度众生的一个方面。鉴真早年便钻研医药，开辟药草园，问医送药，治病救人。他的医疗技术在扬州远近闻名。他到日本后，首先是鉴别药物。他生活的扬州既是全国药材主要集散地，又是外国药材的销售地，他长年钻研，积累了药材品种、规格、功效、真伪的鉴别经验。他东渡时也带去了很多药材，日本正仓院迄今还藏有他带去的药物。据《续日本纪》记载，日本朝廷曾将各种药物请鉴真甄别真伪。他一一用鼻嗅、口尝加以品定，一无错失。书中还说，光明皇太后有病时，鉴真给她治疗，效果甚佳。圣武天皇生病，曾有126个名医被请去诊治，其中就有鉴真和他的弟子法进。圣武天皇逝世后，朝廷曾将原来供养圣武天皇的米盐之类物品，转供给已成为大僧都的鉴真和法荣。法荣是日本医药泰斗，给皇上看病的御医，是一位极受尊重的医药大师，日本朝廷给鉴真与法荣同等荣誉，足见鉴真在医药方面的崇高地位。他在日本还广泛传授药物的收藏和炮制方法。鉴真十分注意收集各种验方，著有《鉴上人秘方》一卷，该书虽已失传，但在《日本国见在书目》、《本草和名》、《皇国名医传》等书籍中都记载了鉴真的著作；在《医心方》里还找到诃梨勒丸方、脚气入腹方、鉴真服钟乳随年齿方等一些方子来。他东渡带去的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等至今还在民间应用。据史书记载，14世纪以前，日本医道把鉴真奉为医术始祖，直到德川时期，日本的药袋上还印有鉴真像，否则就不是灵药，足见鉴真对日本医药影响之深远，故民众奉其为医药始祖。
饮  食
扬州素称鱼米之乡，物产丰富，市井繁华，烹调技艺高超，在全国独树一帜。无论民间和佛家都十分注重饮食营养。中国僧人皆吃素食，大寺院都设有粉坊、油坊、豆腐坊，菜肴制作不仅注重色香味，更注重营养。中国豆腐发源地就在鉴真生活的淮南。豆腐乃佛家的主要食品。鉴真东渡带去了豆腐制作方法及豆制食品的烹调技能，在日本佛寺和民间广为流传。无疑鉴真传去的盛唐寺庙的饮食文化，对日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今日本豆食业还将鉴真誉为豆腐制作的祖师。
第四节  历史影响
鉴真是中日人民的友好使者，一千多年来，两国人民深深怀念他和他的弟子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的不朽贡献，以各种方式纪念他。
大明寺的纪念活动
在大明寺举行的重大活动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唐广德元年、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鉴真圆寂的第二年，日奉朝廷于八月特派遣唐使臣到扬州各寺报丧。消息传来，江淮各地寺院及四方僧众云集扬州龙兴寺、大明寺，一个个穿戴丧服，面孔朝东，举哀三日。同时，还在寺内举行盛大法会，超度鉴真亡灵。悼念场面之大、僧众之多、规格之高，是前所未见的。
第二次是1963年，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日本将1963年5月至1964年5月定为“鉴真年间”，全国将举行盛况空前的各种纪念活动。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国家领导人正在寻求打开中日关系的钥匙。时任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的赵朴初，审时度世，向周恩来总理建议：中日邦交正常化可以通过民间促官方，佛教是个很好的载体，而鉴真大和尚的题材很好，可以担当民间大使，打开中日友好之门。周恩来总理很快采纳了赵朴初的建议。于是，中国也决定与日本同时举行鉴真东渡1200周年纪念活动，并且成立了纪念委员会，赵朴初任主任委员。他与宗教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组成代表团赴日，与日本佛教界、文化界人士商定，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共同在日本、中国和鉴真故乡扬州举行纪念活动。中国佛教界、文化界知名人士赵朴初、郭沫若、楚图南、谢无量、陈垣、马一浮、喜饶嘉措、持松、法尊、冰心、梁思成、常任侠、向达、巨赞、周叔迦、楼适夷、陈邦贤、耿鉴庭；日本宗教界、文化界知名人士龟井胜一郎、高阶珑山、大西良庆、中岛健藏、三岛一、大谷莹润、井上靖、安藤更生等分别题辞，发表文章，纪念和赞颂鉴真的不朽功绩。也就是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国务院决定在扬州大明寺建立鉴真纪念堂，并在纪念法会期间，举行了奠基仪式。从此，中日两国人民交往越来越多，纪念鉴真的活动也日渐频繁起来。
第三次是1980年鉴真像回国巡展。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久，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就向中国有关领导人提出让鉴真回国“探亲”的要求。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先后访日，在唐招提寺瞻仰鉴真像时，欣然允诺了森本长老的要求，欢迎鉴真回国“探亲”。消息传开，引起了日本朝野极大轰动，一时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一大盛事。1980年4月，鉴真像回国巡展前夕，日本裕仁天皇特地召见以森本孝顺长老为首的护送鉴真像回国巡展代表团，并交给森本长老一只印有皇室纹章的三足圆形香炉，要他带到中国。他关照森本说：“一定要对扬州人民说，我们十分感谢鉴真大师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的巨大贡献。”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在全国政协礼堂演讲时也说：“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应我国留学僧的殷切邀请，不顾生命危险，闯过万里风浪，渡海来到我国，不仅在佛教，而且通过他的门生弟子在建筑、雕刻、文学和医药等方面，对于日本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也撰文说：“在中日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是一位作出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也欣然命笔题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全国政协副主席茅盾，以及楚图南、赵朴初等人也分别题词、撰文，赞颂鉴真像回国巡展这一壮举。
为了做好鉴真像回国巡展工作，中国成立了以赵朴初为主任的全国欢迎鉴真像回国巡展委员会，江苏省暨扬州市成立了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为然为主任的欢迎委员会。日本成立了日本鉴真大师像来华巡展寺院团、日本鉴真大师像来华巡展展览团，护送鉴真像回国巡展代表团。鉴真像回到故乡扬州那天，满城沸腾，万人空巷，连成20多里的欢迎队伍，群情振奋，盛况空前。鉴真像在大明寺展出期间，每天都有两三万人排成二、三华里长的队伍前去瞻仰。鉴真像在扬州、北京正式展出23天，瞻仰人数超过50万人次，迎接规格之高，展出盛况之大，产生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见的。赵朴初主任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即兴赋诗云：
看尽杜鹃花，不因隔海怨天涯，东西都是家。去住夏云闲，招提灯共大明龛，双照泪痕干。万绿正参天，好凭风月结来缘，象教住人间。
鉴真像回国展出期间，邓小平、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森本孝顺长老一行，《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千载一时的盛举》的社论，赞颂鉴真为中日友好作出的巨大贡献，赞颂鉴真像的回国巡展必将推动中日友好新的进程。
第四次是2003年纪念鉴真东渡成功1250周年。纪念会于11月1日至3日在大明寺举行。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佛协、中日友协、江苏省政府、扬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参加了大会，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杉本信行、唐招提寺长老益田快范、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法师和全国各大寺院的长老也专程前来参加大会。日本佛教界和民间有数百人参加了纪念活动。会议期间，举行了佛事活动、经贸洽谈，举办了鉴真学术研讨会、鉴真东渡大型图片展览、东渡画展和鉴真学院奠基仪式，《鉴真东渡》传记文学和《鉴真东渡》大型纪录片也在大明寺举行了首映式。这次纪念活动盛况空前，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各地的纪念活动
扬州大明寺建有鉴真纪念堂、宝塔湾立有鉴真东渡纪念碑、古运河辟有鉴真东渡旅游线；南通狼山立有鉴真第二次东渡纪念碑和鉴真纪念亭；张家港黄泗浦立有鉴真第六次东渡启航处纪念碑、建有东渡寺、鉴真东渡纪念馆，生产各种鉴真牌产品；浙江嵊泗县有鉴真纪念室、辟有鉴真东渡旅游线；上海有开往日本的“鉴真号”货轮；广东肇庆立了荣睿碑亭和荣睿大师纪念碑；海南岛三亚塑有鉴真东渡群像、鉴真沐海石；鉴真经过的浙江普陀山、阿育王寺、国清寺，海南的南华寺，广西桂林的寺，南京栖霞寺分别有鉴真像、鉴真东渡图片展、鉴真纪念室。日本奈良鉴真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戒坛院、唐禅院列为国家重要保护文物，有的已被列为国宝。佐贺嘉濑津立有鉴真登陆纪念碑，碑上刻有鉴真像；鹿儿岛海滨建有一幢现代化建筑鉴真纪念馆，馆外立有“鉴真大和上凌沧海遥来之地”碑；东大寺塑有鉴真像。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为中日友好作出不朽贡献的唐大和尚的。
（原载《大明寺志》，王虎华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
 

中日友好与鉴真东渡

卞 孝 萱

安置在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乾漆夹纻“鉴真和上坐像”，是鉴真圆寂之前，门徒们为师父的模影写真。这个坐像“顶骨秀，颧骨张，鼻梁高，唇紧闭，静含睑，浮微笑”，是日本现存的最古老、最优秀的肖像，是日本的国宝。不久，日本友人将护送“鉴真和上坐像”回中国探亲。凡是关心这件事的人，都想知道一下中日友好的历史与鉴真和尚的生平。
(一)
中国与日本，虽然隔着汪洋大海，但早在公元以前，两国就有了联系。日本所发现的铜铎、铜剑，铜鉾等，其制作技术，受中国古铜器的影响，是从朝鲜半岛间接传入日本的。《汉书》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中国史籍对日本列岛的最早记载。所谓“百余国”，大约是指九州族长们统治的部落。《后汉书》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东汉建武中元二年是公元57年。这是有确凿年代可考的最早的一次中日交往。日本已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了中国史籍的记载。《三国志》记载倭女王国与魏通好，公元238(9)年，魏赐卑弥呼以“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并于公元240年派遣官吏“奉诏书印绶诣倭国”。这是中国使者赴日的最早记载。《晋书》也记载倭国“遣使重译来贡。”以上是日本“自辽东而来”的时期。日本出土的文物，有王莽铸造的“货泉”，刻着东汉中平年号的铁制大刀，刻着魏景初年号的铜镜等，都是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实证。公元五世纪，中国处于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日本与南朝通聘。在《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南史》中都有记载。这是日本“从南道”而来的时期。中国的史籍，如《北史》，只说“江左历晋，宋，齐、梁，(倭国)朝聘不绝”；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古坟时代的埴轮土偶中，有些男女装束与中国北方某些民族大体相同，由此可见，这时日本与北朝也有交流。
日本与中国有了接触以后，先进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日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五代倭王——赞、珍，济、兴、武(相当于仁德或应神、反正、允恭、安康、雄略五代天皇）都向南朝的宋遣使求封。公元478年，倭王武写给宋顺帝的信中说，“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他在介绍“廓土”（日本统一）的同时，强调“朝宗”(日本与中国通好)的意义，正反映了日本向中国学习的强烈要求。
据日本史籍记载，四世纪末，有“秦人”、“汉人”从朝鲜半岛移居日本。五、六世纪，又有中国人继续来日，称为“新汉”(区别予以前的“汉人”)。“吴人”大多是日本统治者从南朝聘请去的各种工匠。他们都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
汉文书籍，最早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秦人”、“汉人”、“新汉”、“吴人”在日本安家落户以后，对日本人民学习汉文，更有直接的帮助。在大和国的统治机构中，就吸收了移居日本的中国人参加工作。倭王派遣到南朝的使者，多精通汉语。
公元593年，日本推古天皇(女)以圣德太子摄政。公元604年，实行“冠位十二阶”，颁布宪法十七条。“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明文规定了天皇的地位。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不断传入日本所产生的影响。为了更多地吸取中国文化和生产技术，圣德太子决定向隋派遣使团，并派遣留学生、学问僧随着同来。有的留学生于隋末来中国，唐初回日本，他们把隋、唐的律令制度介绍到日本，在“大化革新”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最盛时代。自公元630年至公元894年,日本共派“遣唐使”十九次。其中，一次是迎接日本使臣回国，三次是护送唐朝使臣返华，有两次任命以后未出发，实际是十三次。日本文武天皇至孝谦天皇(女)，正当唐中宗至玄宗的五十年间所派出的四次“遣唐使”，规模最大。这时，“遣唐使”的组织，一般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等官，选择“博通经史，文艺优秀，熟悉唐之情形者”担任。使团中，有管理船、修理船及划船的“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柂师”、“水手长”、“水手”；有“医师”；有做保卫工作的“射手”；有“翻译”；有做记录工作的“史生”；有祈祷安全的“主神”、“阴阳师”、“卜部”；有既为使团工作、也入唐学习的“画师”，“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还有专为入唐请益的留学生、学问僧，总数约五百人，分乘四只船。和歌中称为“四舶”。当时有南、北两条航线，初期的“遣唐使”多走北路。北路比较安全。七世纪末叶以后，由于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不得不改走南路。南路有波涛之险，又因尚未完全掌握季节风的知识，所以几乎每次“遣唐使”的船都有遭遇风浪而漂流、沉没的。但日本不顾危险，仍然不断派出“遣唐使”，说明当时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向中国学习的迫切需要。
“遣唐使”一行到达中国后，唐人以礼相待。唐鸿胪寺下设典客署，主管迎送、接待外国使者。唐朝水陆路都设有驿、馆，外国使者凭“始至之州”所给的“边牒”，享受乘船、乘马和在驿、馆食宿的待遇。公元八、九世纪时，唐朝对“遣唐使”一行中来长安的人，自判官至水手，每人每年赠绢五匹，作为生活费用。
“遣唐使”还起了贸易使团的作用。他们从日本带来各种特产，从中国买回他们所需要的货物，活跃了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
“遣唐使”在唐，一般是一年左右。留学生、学问僧在唐，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他们对密切中日联系，促进文化交流，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时期内，由于日本“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回国以后积极传播唐朝的文明，从都城的建设，职官的设置，法律的制定，直到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学习中国，融为己有。举例说明如下：
日本在大化革新以前，经常迁都。自从接受中国制度以后，就改变了这一传统。公元694年，710年、794年，先后在奈良、京都建成了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这三个都城，皆是模仿唐朝长安规制营造的。其大小、比例虽各有不同，但构造、布局多相似之处。用砖瓦建筑的宫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左右对称，完全唐式。连城市植树绿化的方法，也是由普照从唐朝传入日本的。
日本在大化革新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经济方面：仿效唐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法。政治方面：在中央，设神祗官、太政官两个机构。太政官置太政大臣和左、右大臣，总揽政务，以大纳言副之。下设少纳言和左、右辨官。左辨官下设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四省，右辨官下设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四省。此外，还设弹正台、五卫府等机构。取法于唐，又适合日本国情。在地方，模仿中国的郡县制，设国、郡、里等各级行政组织。法律方面：日本分刑法为笞，杖、徒、流、死五等，又有六议、八虐，均由唐之五刑、八议、十恶蜕化而出。教育方面：在中央，设大学寮，隶属于式部省，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在地方，设国学，隶属于国司，教育各地人才。大学寮的课程，有研究《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孝经》之明经道，研究《尔雅》、《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文选》之纪传道等，与唐之学制几乎一样。
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829年，日本仿效中国制造手推、脚踏、牛拉等各种类型的水车。唐朝的冶炼技术传入日本，称为“唐锻冶”。唐代金银平脱，螺钿、蜡缬、夹缬等技术也都传入日本。“唐镬”、“唐锄”、“唐锹”，“唐箕”、“唐竿”，“唐臼”、“唐碓”、“唐织”、“唐纸”等名称，不断在日本的语言中出现。唐朝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并被普遍采用。
历学——日本曾采用唐历，并随着唐历的改变而变换。先用《仪凤历》。735年，吉备真备由唐携归《大衍历经》、《大衍历立成》及测影铁尺，日本于763年改用《大衍历》。861年，羽粟翼由唐赍回《宣明历》。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改用《宣明历》，直至十七世纪末。
医学——日本模仿唐制，设典药寮，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等，传授诸生。医科习《本草》、《甲乙》、《脉经》，针科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决》、《赤神乌针》等经。唐太医署有药园师、药园生，这一制度也传于日本的药学寮。日本正仓院藏有一批唐代药品和不同形式的药壶、药瓶、药罐、药碗等容器，是中日医药交流的实证。日本吸取唐代医学，结合本国情况，加以补充，形成“汉方医学”，对保障日本人民的身体健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古代著名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九草算术》等也在这时传入日本。
文化方面：日本称汉字为“真名”。从五世纪起，以汉字为音符来表示日语，称为“万叶假名”。到九世纪晚期，出现了取自楷书体汉字偏旁的“片假名”和取自草书体汉字的“平假名”。这是日本正式有文字的开始。日本使用许多汉字词汇，日语语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空海编《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的第一部汉字字典。
文学——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由唐回国，携回不少汉诗文集。唐人小说《游仙窟》，在中国已失传而日本保存着。751年以后，日本作者所写的汉诗文集如《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相继产生。留学生阿部仲麻吕于唐开元时来长安，学成后，仕于唐，汉名朝衡(或晁衡)。天宝时归国，中途遇险，李白作《哭晁卿衡》诗云：“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朝衡溺死是讹传，由此引来李白的悼诗却洋溢着真挚的情感。朝衡、李白有这样深厚的友谊，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空海从唐归国后，就其带回的《诗格》、《诗髓脑》、《诗议》等书，编成《文镜秘府论》，自序云：“不寻千里，蛇珠自得，不烦旁搜，雕龙可期。”赵朴初同志称之为：“音声谐平仄，名句精对偶。义学立面墙，赖此开户牖。”空海还将《文镜秘府论》摘要写成《文笔眼心抄》。繁本、简本叠出的情况，反映出此书对当时日本人民学习汉文学发生过较大的作用。 
史学——712年，日本用“万叶假名”写成《古事记》。720年，用汉文写成《日本书纪》，这部书是将“倭”、“大和”等古称改为“日本”的最早文献。其后，《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等书均按汉文编年体相继写成，合称《六国史》。大约同一时期，还写出了一些《风土记》，相当于中国的地方志。淡海三船受思托之请，参考思托所写的鉴真传记，撰为《唐大和上东征传》①。圆仁在唐近十年，以亲身见闻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两书都对当时的中日两国情况留下宝贵的资料。   
书法——中国的书法艺术，在唐时传入日本，称为“书道”。日本的奈良时代，学习王羲之字体蔚然成风。《东大寺献物帐》内记载着756年所献的王羲之法书十二卷，这是由唐带来的珍贵字帖。光明皇后于744年所临摹的《乐毅论》，被誉为“日本第一之小楷”。最澄的字，由《怀仁集王圣教序》脱出，名重当时。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合称为平安朝的“三笔”。传说空海在唐时曾向韩方明学习书法，橘逸势在唐时曾从柳宗元学过书法。嵯峨天皇的字，学欧阳询体，不失矩镬。不仅日本人来唐时学得当时盛行的各种字体，还带回古今法帖，在日本流传，产生广泛的影响。 
绘画——中国绘画在日本也有广泛的传播。日本将中国画、模仿中国画的日本画，以中国为题材的画，统称为“唐绘”。日本药师寺的吉祥天女画象，当麻寺的极乐变相曼陀罗，正仓院的树下美人图等，都摹拟唐人笔法。据日本学者推断，七世纪后半叶至八世纪初的高松冢古坟的壁画，从其主题及人物形象、服饰、用具等方面，都可看出当时中日文化的联系。空海由唐携归的真言五祖(金刚智、善无畏、一行阿阇梨、不空金刚、慧果)画像，日本至今收藏完好。
音乐——持统天皇(女)时，唐乐中的燕乐，已传入日本。燕乐、清乐传入日本后，经过融合，成为日本的雅乐。当时日本模仿唐朝，设雅乐寮，置雅乐师。735年，吉备真备由唐携回《乐书要录》和音乐定律的标准仪器铜律管等物。747年日本《天平琵琶谱》中所用符号和记谱方法，与中国敦煌发现的唐乐谱相似。日本正仓院所藏之笛、琴、筝、阮咸、箜篌等乐器，皆由唐传入。唐时，传入日本的乐曲很多，《兰陵王破阵乐》的乐曲和舞蹈时所戴的假面等，一直保存到今天。此外，“散乐”(杂技艺)也在这一时期传入日本。宫廷中置散乐户。大寺院举行法会时，用散乐作余兴。平安朝以后，散乐从宫廷流入民间。
围棋——围棋于唐代传入日本，广泛流行。公元九世纪，日本“遣唐使”中曾有围棋名手随行，与中国选手对奕，应是中日两国之间最早的围棋友谊比赛。正仓院中还保存着由唐传入日本的围棋盘。
这一时期，日本从朝廷到民间，都呈现出模仿唐朝的热潮。例如:七世纪中叶，日本天皇仿照唐玄宗的“天宝”年号，取年号为“天平胜宝”、“天平宝字”。中国的祥瑞思想，也影响到日本。天皇以获得白雉和发现铜矿为瑞兆而改年号为“白雉”、“和铜”，大赦罪犯，賑恤孤独。此外，朱雀，大宝、庆云、灵龟、神龟、宝龟等年号，亦均受这种思想支配。又如：708年，日本仿照唐“开元通宝”钱的形状，铸造“和同开珍”银币和铜币。762年，淳仁天皇令东海、南海、西海等道，仿“唐国新样”缝制兵士的棉袄和胄。818年，嵯峨天皇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中国的节令活动，如元旦饮屠苏酒，正月七日吃七种菜，三月上巳之曲水宴，四月八日之灌佛，五月五日饮菖蒲酒，七月七日作乞巧祭，七月十五日作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饮菊酒，除夕之傩等，日本自奈良朝以至平安朝初期，曾仿行之。茶叶于奈良朝传入，专用。到平安朝，兴起饮茶之风。嵯峨天皇曾下令植茶。又如：从平安朝初期，日本朝廷宴会，已用中国烹调法。嵯峨太皇太后庆贺仁明天皇四十生辰的礼物中有“唐饼”。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的序中说：“海东国，日本为本，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这一段话，概括了当时日本受唐朝影响的情况。又说：“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废关弛禁，上敷文教，虚至实归，故人民杂居，往来如市”。这一段话，表达出当时中日两国亲如一家的友谊。正是在中日文化交流达到高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鉴真一行的东渡。 
当然，作为佛教徒的鉴真，其东渡还有宗教上的原因。
日本统治者为适应其经济基础和强化其统治秩序的需要，大力提倡佛教。一批一批的学问僧，从中国带回大量的佛像、佛教经典以及唐人关于佛经的注疏。日本佛教的传播，主要是依据这些汉译佛经和唐人著述而进行的。圣武天皇仿照唐制，在各地建立“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国分寺)和“法华灭罪寺”（国分尼寺），还在奈良东大寺建立大佛，想用国家制订的授戒制度，控制僧尼的剃度、受戒，以摧毁“私度”、“自度”，把整个佛教事业掌握在朝廷手中。由于没有高僧主持其事，这套计划只得搁置起来。
受到唐朝佛教影响的日本僧尼，也迫切需要戒律。例如：“隆尊常造玄门，叹无戒足；欲度旷野，叹无亮伴；欲渡瑶涧，叹无舟楫；欲涉炎陆，叹无义井；欲行远道，叹无旅亭；于黑月夜，叹无庭燎，于暗室内，叹无灯明。如佛所言，自未得度，愿前度人。”在这种情况下，由隆尊提出申请，经舍人亲王同意，到中国来招聘戒师。
公元733年，入唐学习的日本僧荣睿、普照，负有寻访、迎请精通戒律的高僧东渡传法的重要使命。他们请了道璇，仍不满足，踏遍芒鞋，终于找到了鉴真。
(二)
鉴真和尚（公元688-763年）俗姓淳于。唐扬州江阳县人。他的父亲是个信仰佛教、没有出家的居士。生长在这样家庭环境中的鉴真，自小就受到浓厚的宗教影响。公元701年，十四岁的鉴真，在一次跟随父亲到大云寺（后改名龙兴寺）巡礼以后，向父亲提出出家的请求。他父亲立即允许。大云寺的智满禅师也同意收鉴真为门徒。从这时起，鉴真就在大云寺做沙弥。
公元705年，道岸律师为十八岁的鉴真授“菩萨戒”。这个青年和尚所表现出的第一个特点是好学不倦的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钻研佛教经典，感到在扬州听讲还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于公元707年远游东、西两京——洛阳与长安，继续深造。  
公元708年，鉴真在长安实际寺从弘景律师受“具足戒”。他在两京住了好几年。先从融济律师学《南山律钞》《业疏》，《轻重仪》等。又听西京禅定寺义威律师，西明寺远智律师，东京授记寺金修、慧策二律师讲《律钞》各一遍。后随西京观音寺大亮律师听讲《砺疏》五遍。鉴真学习律学要疏共九遍，融合各家的长处，构成自己的见解，成为律宗的大师。 
鉴真的第二个特点是追求多方面的技能。他在东、西两京，不仅埋头钻研律学，还注意到佛教的其他方面。例如，当对两京佛寺的建筑，佛像的雕塑与绘画，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他随时随地留心观察，多所领悟。   
佛教有“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的五明之学。其中“医方明”与群众的关系较为密切。鉴真刻苦学习医药卫生知识，取得突出的成就。   
鉴真的第三个特点是到最需要他的地方去，做更多的事。他学成以后，毫不留恋两京，而是返回扬州。因为两京高僧很多，建筑、雕塑、医药等方面的人材也不缺乏，比较起来，到扬州，有更多的事可做。《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回乡以后、赴日之前的主要活动为：前后讲《四分律》及《四分律巯》四十遍，《四分律抄》七十遍，《轻重仪》、《羯摩疏》各十遍；修造佛寺八十余所，造佛菩萨像无数；写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度人授戒四万余；以及“开悲田而救济贫病，启敬田而供养三宝”等。这样不辞劳苦、始终不懈地从事各种活动，在佛教徒中实在是很少见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说：“淮南江左持净戒律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授戒大师。”鉴真在当时的僧俗中享有这样崇高的声誉，不是轻易所能得到的。  
鉴真的第四个特点是具有顽强的、百折不回的毅力。公元742年冬，荣睿、普照到扬州大明寺拜见鉴真，迎请鉴真到日本传律授戒。鉴真感到这两个日本和尚辞意恳挚，联想到中国民间关于南岳慧思禅师转生为日本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的传说，又想到日本长屋王子“崇敬佛法”，远赠千领袈裟给中国僧众，“共结来缘”的故事，愿意前往，便问众僧：“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众僧沉默。过了一会，祥彦回答，“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到，是故众僧咸默无对而已。”鉴真听了这一番话，觉得众僧有畏难情绪，便斩钉截铁地说：“是为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在鉴真这种忘我精神的感召之下，立刻就有祥彦、思托等二十一人愿意跟随前往。从此，谱写出鉴真一行出生入死，六次东渡，经过十二年才到达日本的壮丽诗篇。
第一次东渡    愿意跟随鉴真东渡的人中，道航是鉴真的门徒，又是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的“家僧”。荣睿、普照通过道航的引荐而认识鉴真；又通过道航的关系，拿到李林甫的介绍信获得在扬州打造海船的便利。如海是品行不端的高丽僧。正当荣睿、普照、道航等做好航海的准备工作，等待出发之时，如海向官府诬告他们是一群海盗。他们被逮捕了。冤案虽然查清，如海虽然受惩，荣睿、普照、道航等虽然释放，但鉴真第一次东渡的计划，却因这场意外的纠纷，被破坏了。
第二次东渡    本来愿意跟随鉴真东渡的人，经过一次挫折，有的人退缩了。荣睿、普照不免着慌，找鉴真“计量”。鉴真鼓励二人说：“不须愁!宜求方便，必遂本愿。”二人听了很高兴，又作渡海准备。原来打造的船，已被官府没收，鉴真出钱买了一条军舟。公元743年12月，鉴真率领荣睿、普照、祥彦、思托等僧，以及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还有船工，共八十五人，携带各种物品，从扬州“举帆东下”。途中连遭风浪，船碎了，物品被波浪卷走了，八十五人困守荒滩，饥寒交迫。几天之后，才有明州官员派船搭救他们，送到阿育王寺。大部分随行人员遣送回乡，只留下僧人侍候鉴真。公元744年春，越、杭、湖、宣等州邀请鉴真去讲律授戒。“大和上依次巡游开讲授戒”，不辞辛苦。
第三次东渡    公元744年秋，鉴真与荣睿、普照、祥彦、思托等在鄮县阿育王寺研究第三次东渡计划，为越州僧众觉察，请求官府阻挡。荣睿被逮捕，押送长安。途中患病，开释在外治疗。他伪装病死，潜回阿育王寺。   
第四次东渡    为了避免僧俗的注意，鉴真派法进等携带“轻货”，到福州变卖，即在福州购船买物，听候安排。公元744年冬，鉴真率领荣睿、普照、祥彦、思托等从鄮县出发，行至黄岩县，投宿禅林寺。方欲取道温州，到福州与法进等会合，登舟东渡，又发生一场意外的波折。原来鉴真的徒弟灵佑，不赞成师父冒险航海，联合扬州各寺的“三纲”，请求官府阻拦，跟踪追到禅林寺，找到鉴真一行，护送回扬州。第四次东渡的计划又成了泡影。   
第五次东渡    公元748年，荣睿、普照从舒州来到扬州，迎请鉴真东渡。鉴真还像以前一样热情地答应了他们。于是造船买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6月，鉴真一行由扬州登舟。途中“风急波峻，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涛再至，似入深谷。”“舟上无水，嚼米，喉干咽不入，吐不出。饮咸水，腹即胀。”在大海中飘流多日，历尽艰辛，始到振州靠岸停泊。鉴真一行在振州、万安州、崖州、雷州、罗州、辨(一作辩)州、象州，白州、佣(?)州、藤州、梧州、桂州各住了一些时候，授戒之外，还修复了一些古寺。到端州，荣睿病死，“大和上哀恸悲切，送丧而去”。到韶州，普照辞别鉴真，赴阿育王寺。鉴真握着普照的手，悲泣着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于是分手，感念无喻!”这时，鉴真因“频经炎热，眼光暗昧”，“胡人”治疗不当，双目失明。到吉州，祥彦又死了，鉴真连唤“彦，彦”，“悲恸无数”。经江州、润州，回扬州。“大和尚从南振州来至扬府，所经州县，立坛授戒，无空过者。”
鉴真一行五次东渡失败。其中，两次失败由于自然的险阻，三次失败由于人为的阻挠。这三次人为的阻挠，出乎鉴真的意外。如海的诬告，出于恶意。越州、扬州僧众的阻拦，出于善意。他们自以为爱护鉴真，不让他冒险航海，其实他们不了解鉴真的抱负，破坏了他的东渡计划，推迟了他的东渡时日。
然而海上的风浪，人事的干扰，都丝毫动摇不了鉴真东渡的决心。他在五次失败之后，不顾双目失明，以将近古稀的高龄，冲破自然的、社会的各种艰阻，继续进行第六次东渡。
第六次东渡    公元753年，日本派来的第十次“遣唐使”回国之前，在扬州见到鉴真，代表他们的国家正式迎请鉴真去传律授戒。扬州僧俗听到消息，对鉴真“防护甚固，无由进发”。恰巧这时仁干禅师由婺州来扬州，密知鉴真欲往日本，遂将自己的船停泊在扬子江边，留待鉴真乘往黄泗浦，然后换乘“遣唐使”的船。10月19日傍晚，鉴真一行来到江边。已有二十四个沙弥在江边等候鉴真为他们授戒。鉴真在中国国土上授完了最后一次戒，然后出发。普照也从阿育王寺赶来。他们乘“遣唐使”的船，向日本开去。
跟随鉴真同去的，除普照外，还有昙静、思托、法进、义静、法载、法成、智首、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等。
前后跟随鉴真东渡的僧俗达二百余人，其中荣睿，祥彦等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只有鉴真、普照、思托三人，“始终六渡，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
鉴真一行到达日本后，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聘请鉴真第六次东渡的遣唐副使吉备真备，以敕使的身份，向鉴真宣读了孝谦天皇(女)的诏书：“自今已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德。”公元754年，在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前筑起了戒坛，鉴真为太上皇，皇太后、皇太子授“菩萨戒”，又为沙弥澄修等四百四十余人授戒，还为内道场兴行僧神荣等五十五人重授大小乘戒。公元755年，东大寺戒坛院落成，鉴真为旧大僧灵福等八十余人重授“具足戒”。接着，又在东大寺内兴建了唐禅院，作为训练和教育僧侣的场所，由鉴真经营管理。
不久，支持鉴真最力的太上皇死了，日本统治阶级内部起了变化，在孝谦天皇(女)让位，淳仁天皇接位时下诏：“其大僧都鉴真和上，戒行转洁，白头不变，远涉沧波，归我圣朝，号曰‘大和上’，恭敬供养。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鉴真在免除了大僧都的职务以后，仍然坚持他的弘法思想和事业。  
公元759年，鉴真和门徒们辛苦建立了“唐律招提”。他从东大寺移居那里，传教弘法，惨淡经营。唐招提寺一天一天地发展着，以至成为日本律宗的总本寺。
鉴真和门徒们东渡以后，不仅把佛教的律宗，天台宗传入日本，更重要的是对日本的建筑、雕塑、医药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佛学    东大寺戒坛院建成后，公元761年，又于下野药师寺、筑紫观世音寺设戒坛。淳仁天皇敕东海道足柄板、东山道信浓板以东诸国僧尼于药师寺受戒，西海道诸国僧尼于观世音寺受戒。东大寺戒坛院、药师寺戒坛、观世音寺戒坛成为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三大戒坛。鉴真门徒法进还著有《沙弥十戒并戒仪经疏》，《东大寺授戒方轨》，从中可以看出鉴真授戒情祝。经过鉴真和门徒们的广泛传戒，“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
鉴真第六次东渡时所携带的佛教经典，除了律宗的著作之外，还有天台宗的著作。他和门徒们在日本讲经，也包括律宗、天台宗两方面的经典。鉴真和门徒们在这方面的活动，播下了尔后日本开辟天台宗的种子。
鉴真在日本期间，曾凭他的记忆，校正当时日本佛经传写所发生的讹误。这对日本佛学也是一个贡献。
(二)建筑    鉴真和门徒们在日本所从事的建筑活动，主要是建立唐招提寺。寺中金堂，现仍存在。《特别保护建造物及国宝帐解说》评曰：“金堂乃其徒如宝率有缘之檀主建立者。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堂为单层，七间四面，立石坛上，前面通长一间之地开放，为他时代所无。以丰肥之柱，雄大之斗拱，承远大之出檐，屋盖为四注，大栋两端高举鸱尾，呈庄重之外观。斗拱，用所谓三层斗拱式，乃最发达而几达于完美之域者。鸱尾，可为当代遗制之唯一标本。内部中央有石筑佛坛，安置本尊卢舍那佛及胁侍梵天，帝释天，四天王等像。其望板则为复形穹窿之最美者，竖条间描佛菩萨宝相花，格间作藻彩文样。当初佛坛后壁，画三千佛，柱上横木亦施彩绘，今已剥落难辨矣。外部皆涂丹土。今斗拱之竖条间，犹存彩画之痕迹。要之，此堂为今日所存天平时代佛殿之最完备者，其构造装饰，足以代表当时最发达之式样手法。”据日本史籍记载，1597年秋，近畿大地震，唐招提寺的古建筑物多数倾圮而金堂无恙，可见其建筑水平之高。
(三)雕塑    在唐招提寺的金堂内，还保存着鉴真的门徒们所创作的佛像。这些佛像，用干漆法(夹纻法)制成，具有厚实、稳重、庄严、丰满的特色，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称为唐招提寺派。其中，“本尊丈六金色卢舍那佛坐像”是当时脱活式干漆造像的典型作品，《特别保护建造物及国宝帐解说》评曰：“此为天平时代末最伟大最巧妙之雕像，已为众所共许。其全形之格式，可谓权衡尽善。所设衣襞，甚为自由，不失写生之体”。“左胁侍丈六药师像”是当时木心式干漆造像的代表作品，是日本从干漆造像到木雕造像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艺术手法。“右胁侍丈六千手观音像”表现出非常的技巧，更受到识者的重视，在日本流传着“天人来降，七昼夜作成”的神话。   
鉴真的门徒，多是建筑、雕塑的专家，他们在唐招提寺，发挥了唐代艺术的新成就，比过去传到日本的艺术有所发展，因而更快地促进了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   
(四)医药    鉴真将中国的医药学传入日本。据日本史籍记载，当时日本人对某些药品还难辨真伪。淳仁天皇令鉴真辨正。双目失明的鉴真，“一一以鼻别之，一无错失”。又说：“及皇太后不豫，(鉴真)所进医药有效”。以鼻辨药，为光明皇太后治病，是鉴真抵日后在医药方面所做的两件著名的事，从他的性格来看，他在这方面的活动，绝不止此。《鉴上人秘方》的传播，就是鉴真在日本从事广泛的医药卫生工作的实证。这部书，在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里著录过，在《本草和名》、《皇国名医传》里提到过。鉴真的原著已失传，仅在《医心方》里找到几个方子，如卷三的“诃梨勒丸方”，卷八的“脚气入腹方”，卷十九的“鉴真服钟乳随年齿方”等。此外，据传说“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的方子，都是鉴真带到日本的，是东、西两大寺的必备药。直至十七、八世纪，日本药店的药袋上，仍印着鉴真的像。
（五）其他    鉴真第六次东渡时，带去“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行书三帖”以及“功德绣普集变一铺，阿弥陀如来像一铺”，“绣千手像一铺，救世观世音像一铺，药师、弥陀、弥勒菩萨瑞像各一躯”等，这对于日本书法、刺绣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日本劝修寺之释迦说法图，就是仿效鉴真携来的绣像而绣成的。
鉴真在日本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公元763年，鉴真安排好后事——使法进管领东大寺戒坛院，法载、义静、如宝在唐招提寺努力弘通戒律，然后化去。据《鉴真和上三异事》记载，鉴真临终时，抚摩着如宝的头顶，语重心长地说：“垂至廿年，此招提寺方蒙时荫。”这是鉴真对门徒们的期望。门徒们没有辜负师父的期望。鉴真这种顽强的、坚定不拔的意志，经受过六次东渡的考验，又经受过在日本十年的考验，在严峻的考验中度过一生，这是多么的难能而可贵!
鉴真是有神论者，而我们是无神论者。鉴真认为兴隆佛教可以普渡众生，而我们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是与鉴真不同的。不过，在我们批判唯心主义体系的佛学的同时，还要看到它的副产品，例如：佛教曾丰富了中国的文学、艺术、音乐，也曾帮助了中国医学、历法的发展，佛教的著作中还带来了“因明”(逻辑)。随着佛教的弘通，也就连带把这些成就传播开来。这是某些佛教徒的历史贡献。鉴真东渡，是以僧团组织的形式，用集体的力量，把先进的中国文明，介绍到日本去，使日本文化获得助益，加速发展。鉴真的活动，顺应日本历史发展的要求，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
中日文化关系的悠久深厚，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鉴真是中日友好史上一位可敬的人物。正如赵朴初同志在《唐鉴真大和尚纪念碑》中所说： “魏晋以来，中日人民互助友好之宿愿，乃得以圆满实现，自是厥后，两国文明，互注交流，繁荣滋大如双星并耀于东亚之太空者，垂千余年。大师辛勤辟创之遗泽，岂唯百世不斩而已哉?”鉴真在一千二百年前的种种困难条件下，为中日友好做了有益的工作，我们今天难道不应该抱有更大的雄心壮志！我们纪念鉴真，就要继承和发扬中日两国二千年的传统友谊，使它在世界历史的新情况下，开出更加鲜艳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注释：
①本文引用思托《延历僧录》、淡海三船《唐大和上东征传》， 参考汪向荣校本。
（原载《鉴真研究论文集》，扬州市政协文史室、扬州师院历史科编，1980.3）
 

日中文化交流与鉴真

（日）三岛一

唐代高僧鉴真和尚的名字，在日本的人民群众中知道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读过井上靖先生的小说《天平之甍》的人，大概是有些记忆的。
鉴真的逝世，至今年的五月六日，适值一千二百年。不久之前，中国佛教协会的赵朴初先生，向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热烈地发出号召，希望共同进行纪念活动。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和其他佛教界的人士，立即响应了这个号召(去年秋天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方面所定的协定，曾提到了这个问题，并要求各界促使这个计划的实现)。
纪念鉴真圆寂的事情，是否只是佛教界的问题，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来纪念鉴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个人的的意见。
谈到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对于鉴真和尚的生平，简单叙述一下。
鉴真于公元六八八年，生于中国的扬州，十四岁时出家。后来就学于洛阳、长安等地诸大寺的高僧，经过七年回到了故乡。其后开讲佛教戒律百三十回，造寺造像不计其数，书写一切经三部，创立悲田院救济贫民，并且举行了贵贱贫富平等的无遮大会。其门人（包括从他受戒的弟子——译者）达四万余人。门人中不仅扬州，即长安、洛阳、江南地方，也有很多从事讲学和著作的名僧。
到了四十岁以后，鉴真已成为大江南北律僧的第一流学者，其声望是非常高的。和尚自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恰当唐玄宗的开元年间，在开元和天宝时代，中国在东亚细亚是一个最强盛的国家，其国际性的经济和文化，极为繁荣（不用说，那时建立于对于群众的掠夺与剥削之上的）；与此同时，也是佛教各宗派的教学研究达于顶点的时代。
鉴真所在的扬州，位於大运河流入长江稍北的地方，西望洛阳、长安，北对今日的北京、天津，南控江南之地，再下长江，即可浮海，又是通向日本和南海的要港。它在隋唐时代，是一个著名的国际城市，商业经济高度发展，对外贸易业和盐米运输业的商人，都住在这里，外国商人也往来频繁，文化繁荣，是有名的一个游览城市，也是江南佛教的中心。
决定鉴真後半生的重大转机，不久就来临了。那就是荣睿和普照这两个日本留学僧的来访。
日本於天平四年(七三二)决定派出的遣唐使，於翌年四月出发，这两个人是同时随行的。他们的使命不光是留学。由于（当时的）“律令政治”，对人民的搜刮和官吏的的腐败，产生了农民出家流亡与僧尼行为的堕落。光靠禁令的措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政府决定从中国邀请能够正式传授戒律的高僧。这一点也是他们的使命。
荣睿和普照在洛阳、长安等地研究佛学已将十年，归途中访问扬州大明寺，会见了鉴真。这时是天宝元年(七四二)的初冬，鉴真正五十五岁。
两个日本僧请鉴真和尚推荐能传戒律于日本的高僧；但是谁也不答应去。这时鉴真毅然地说：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于是愿意随行的达二十一人。   
正在着手准备之间，刚巧沿海盗贼猖獗，不但航行受阻，而且随行僧侣之中，也发生了纠纷。结果有人向地方官厅告密，各僧都被逮捕，只有日本僧被允许归国。
由于这第一次的失败，日本四僧人中二人不知去向了。中国僧也有脱离而去的。于是荣睿和普照，想不依赖唐朝的官送，企图自己想法回国，再次恳请了鉴真。鉴真安慰他们说：   
不须愁!宜求方便，必遂本愿。……
于是鉴真买到一艘军用船，雇用船员十八人，并准备了海上的食粮。
这一年——天宝二年(七四三)之冬，海边盗贼的危险还未消除。鉴真等准备了佛像、经疏、法器、药品、香料等礼物。随行者有十七位僧侣、及琢玉工、画家、雕刻家、刺绣工、石碑工等共计一百八十五人。
同年十二月，出长江口，在舟山群岛遭到恶风激浪而遇险了。他们得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太守的救援，被安置于阿育王寺。这个古寺，自平安至镰仓、室町时代，日本的名僧多曾参诣。
天宝三载(七四四)，有越州(浙江绍兴)僧人，向本州官吏控告，说日本僧荣睿诱骗鉴真将渡海到日本去。结果荣睿被捕，决定押送至京师，但他伪装病死，逃回到阿育王寺。第三次的渡航计划，就这样受到挫折。   
其后，鉴真和荣睿、普照又继续筹备，派遣僧人到福州，备办船只和食粮，计划从福州出发。
鉴真一行人从明州，经天台山前往福州，但在途中再次被官府逮捕。这次是由于鉴真一个高足的告密。第四次的出国计划又终於失败了。
从此经过三年，至天宝七载(七四八)春，荣睿、普照两僧又来扬州，至崇福寺访问鉴真，请他作第五次东游。他的素志不变。于是在夏天以前作好准备，采办的物品，一如天宝二年，随行僧俗十四人，船员十八人等，全部三十五人。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出发，但又因为海上风涛，不得不沿岸停泊达三个多月之久。到了十月中旬，船正出了大海时，又被狂风怒涛摆弄达十四日，竟漂流到海南岛的南端。
鉴真等登陆后，受到地方官吏与豪族等的优遇，从事授戒讲律，遍历广东、广西各地到了广州。在这次途中，荣睿因病死了。鉴真以下同道人们的悲伤是不难想像的。
特别是从十六年前，离开故国日本以来，晨夕与共的普照的悲叹，更非言语所能形容的了。结果，他在鉴真一行北上回归故乡的途中，终于含泪与师分别而向明州阿育王寺去了。因为与其回到扬州受捕，不如想法回国。
鉴真的年龄已六十三岁了。长年辛苦的结果，头发都白了。他在北归的途中，害了眼病而终于失明了。在日僧以外的随行僧之中，死去的和走开的也已不少了。到日本去的指望似已不可能了。
其后数年，鉴真再没有去日本的举动。可是他要到日本传播佛的真理的念头，一点也不曾改变。这种强烈的意志，谁也不会不受感动的。
时机终于到来了。天平胜宝二年(七五○)，日本决定派遣遣唐使。翌年初，一行使节到了长安。归途，大使、副使等，特至扬州延光寺，会见了鉴真，请他东游。在这个使节圈之中，值得注意的有吉备真备和后来死於唐土的大使藤原清河及阿部仲麻吕（即晁衡）。特别是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十月十五日，鉴真已达六十六岁的高龄了。
鉴真当然是不会有异议的。十月十九日的午后八时，趁着夜色昏暗出发了。同行的僧俗合计二十四人。除一人(指鉴真的大弟子思托——译者)外都是新人。这时在明州得到消息的日僧普照，也赶来同行。
鉴真一行，於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萨摩(今日本九州南部)，二十六日至太宰府(今九州北部福冈东南)，翌年——天平胜宝六年(七五四)二月四日，到达平城京(今日本奈良)。这是奈良东大寺大佛举行开眼供养(开光仪式——译者)的二年以後的事。为了这个营造，滥费财力，人民疲弊穷乏至有流离者。许多大寺院僧尼的腐败堕落，也是屡见不鲜的。
鉴真自最初计划出国以来，经过了十一个年头。六次的计划，五次都失败了。其间脱离而去者凡三百余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者三十六人。始终一贯成为指导的中心来到日本者，即鉴真与其弟子思托及日本僧普照。
鉴真一行到奈良，就受到天皇以下的大欢迎。东大寺造了戒坛，天皇及其他官员受了戒，又建立戒坛院(现存)，天平胜宝七年(七五五)秋天，开始对一般人授戒。经过这个手续的，始成为国家公认的僧尼。另一方面，根据鉴真一行带来的经典的写经开始了。这一年，建立了唐禅院，鉴真等人即移入居住。天平宝字二年(七五八)，鉴真得到“大和上”的称号，于是卸却了以前他所担当的宗教行政的重任，专门负责士庶僧尼的教化。
当时鉴真和其弟子们的活动，多赖天皇一家和以仲麻吕为中心的藤原氏的势力。然而其间旧派僧侣对于和尚及其弟子们的诽谤和中伤是很激烈。尤其是后来仲麻吕在政治上失败，鉴真等唐僧的活动就失去了势力，并再次受到攻击。于是弟子思托，乃作《大和上传》（原文佚，只有逸文散见诸书）而促对方的反省(这个诽谤的史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非常遗憾的。我以为生于后世的我们，都有深深反省的必要)。
天平宝字三年(七五九）鉴真年七十三，创建了唐招提寺。此寺今尚存在，是律宗的大本山(几年来，访问日本的郭沫若、李德全、梅兰芳、巴金等诸先生，曾访问了该寺)。
天平宝字七年(七六三)春天，鉴真的健康就不大好了。弟子们为师造了肖像，今尚安置於唐招提寺的开山堂，那就是日本国宝“鉴真和上坐像。”所谓：“顶骨秀，颧骨张，鼻梁高，唇紧闭，静含睑，浮微笑。”很好地表现着和尚意志的坚强和“通过修练而来的圆满的人格”。日本古来有不少雕刻、绘画肖像之类，唯此像是“日本所遗留的最古最优的肖像”(芭蕉的“愿将一片新叶，揩掉您的眼泪!”一句，就是吟咏这鉴真像的)。
这一年五月六日，鉴真於唐招提寺宿房，端坐向西，结束了其波澜重叠的七十六岁的生涯。其墓塔现存于寺内的一隅。
从上所述，中日两国的佛教徒为什么要纪念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年，大致就可以了然。
鉴真来日本的主要目的，在于授戒传律。因为和尚自己双目已经失明，在日本的公开活动是很少的；但却校正了日本一切经原本的误字。其弟子们在和保守派僧侣进行斗争中确立了戒律，并且写出了鉴真的传记(现存的只有被称为当时文人之首的淡海三船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一种。作为写实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也是极可注目的)。
这样一来，日本佛教界的面目为之一新，对于平安朝以後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很明显，鉴真是日本佛教界的恩人。但是和尚的功绩并不止于此。他还精通医药，曾以鼻子嗅觉辨别当时传入日本的药物而加以整理。据说中世纪以后的日本，曾奉祀和尚为医术之祖。又传江户时代的药袋，一定要贴上鉴真之像。
鉴真在美术上的功绩也是不能忘却的。东大寺的戒坛院、唐禅院、唐招提寺的营造，是采用唐代的新样式的。可以想像，在鉴真与其一行人物之中，有掌握雕刻、建筑等技术人才，单从上述“鉴真像”一例来看也是很明白的。因此，我以为鉴真可以说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伟人。
当然，和尚的东渡与其功绩，是有着无数中日两国人民的支持和合作，特别是日本僧荣睿、普照等的努力，也是不能忘记的。   
回顾一千二百年前中国人鉴真和尚，他衷心希望中日文化的交流，为了传播真理于日本，不惜身命，几次出生入死，不为权威和阻挠所屈，甚至双目失明竟能完成其志，终于架起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桥梁。这一事实，对于今天希望恢复日中邦交，为友好和亲善而努力的我们，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这个鉴真的精神，即在去年已迎接了第十三届国庆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仍有其生命力。例如在一九六一年第五期的北京《现代佛学》上，就报导过扬州平山堂(大明寺故址)设立“唐鉴真和尚纪念堂”的消息。在这个消息下面还刊登了慧风师的《唐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事略》一文。这篇文章说：鉴真是日本天平时代的佛教组织者与指导者。文章是从中日佛教戒律史的传统上，说到由于鉴真和尚在日本创建了律宗，“使两国佛教徒结成了法门弟兄的血肉因缘。这种关系是任何力量所不能割断的。”文章指出：这“是当时中日两国政府与广大人民友好情谊最有力的体现。”   
慧风师又说：“日本人民能很完整地保存着关于鉴真的贵重的遗物，作为中国人民是应该感谢的。对于中日两国佛教徒来说，更应为留下一千二百年前共同祖先的遗迹而庆幸。这位中日文化光辉宝珠的鉴真和尚，是中日两国佛教徒的共同骄傲”。又号召说：“我们应怎样地以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共同祖先！”对于这些号召，我们都是一一具有同感的。
慧风师还对日本僧荣睿称赞不已，他说：“壮哉荣睿！为了邀请鉴真，把自己的骨肉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终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可尊敬的人物。”读了这样的文章，作为日本人是不胜感谢的。
鉴真的时代，由于海上的风波和种种人为的障碍，文化交流曾一时受到阻挠。但今天妨碍日中友好和恢复邦交的，既不是风波，也不在于中国人民方面。毫无疑问，这种障碍在于美帝国主义和隶属于它的日本垄断资本和政府，及“日美安全”体制。拿佛教作个例子，如亚细亚、福特两财团，就是利用日本的佛教徒作为反共、反苏、反华的工具的。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第六届世界佛教徒会议，据说就极力要把“两个中国”塞进去。在这个会议上，自然是有美国代表的。又如东洋文库的例子，美国就是使用日本的学者，要他们以反革命的、反共的、反人民的意图，来研究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佛教的。
对于这些现实的各种障碍(包括赖肖尔路线——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拉拢日本学者进行反华亲美的路线——译者)，日本人民从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以来、在为独立、和平、中立、民主及提高生活的斗争中，认清了这些问题。在这个时候，由日中两国人民合作来进行鉴真圆寂千二百年的纪念活动，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纪念鉴真和尚不光是佛教界的事情。我在提倡这个活动的同时，建议在可能范围内，一并纪念荣睿等鉴真的弟子，因为他们都是日中友好交流运动的大前辈和大先觉。  
不久以前，为了保护以唐都长安为原型的平城宫(在奈良)故址的运动，由于各界的群策群力，现在己形成一种促动政府之势。这个纪念鉴真和尚的事业，对于保卫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祖先的伟业及其优秀的传统，使它更充实、更正确的发展，并从中吸取力量以创造新的人民的民族文化，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这将会成为我们同泛滥于日本的颓废文化作斗争的一种手段。这样日中友好、文化交流和团结的事业，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根据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一定会得到无限的发展。我认为鉴真的纪念活动是促使日中友好事业顺利进行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要为响应中国纪念鉴真和尚圆寂千二百年的号召而努力。日本的佛教界不用说，就是学界、文化界、政党、和平友好贸易等诸团体，乃至工会、农民组织、中小企业和一般劳动人民，都应尽量广泛地团结起来，促进这个事业的成功。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使人民群众中尽量普及地认识鉴真和尚的生平事迹。
我在一九五九年和六一年访间北京时，曾参观过历史博物馆。其中专设有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一个地方并挂着鉴真和尚唐招提寺的照片。那里还陈列着作为从日本到中国留学的代表人物——弘法大师的事迹。其中央挂着遣唐使的照片。看了这些，我深深地感动了。但是日本人民对于鉴真和尚知道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是否正确地了解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友谊的源泉与基础呢？ 
现在为了迎接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各种纪念事业的计划正在进行中，这一定会使我们对日中友好的伟大事业，得到很大的启发和信心。因此对于日本学术文化方面的活动家抱着很大的期待。

 (原载日本《文化评论》1963年3号)

论唐代扬州为鉴真东渡提供的社会基础

许 凤 仪

鉴真生活的扬州，近江临海傍河，是著名的物产丰盛的鱼米之乡。隋唐时期，扬州的繁华为全国之冠，有“扬一益二”之称。正因有这样优越的社会基础，才能出现鉴真这样的杰出高僧，率领人数众多的僧团，将盛唐高度发达的律学、建筑、雕塑、医药、文学、书法、饮食等文化传至日本，大大推动日本文化的发展，被誉为日本佛教律学开山祖、医药始祖、豆腐业祖师，文化大恩人。
扬州宗教文化的高度发展，
使鉴真成为一代高僧
早在二世纪末，佛教便传入扬州。四世纪初，扬州佛教走向兴盛，寺院林立，名僧辈出，佛事活动空前活跃。隋仁寿元年(601)，文帝杨坚下诏全国30州建造30座佛塔，供奉佛舍利，建于扬州大明寺的栖灵塔，因其气势雄伟为全国之冠，被誉为“中国之尤峻特者”。隋炀帝杨广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任扬州总管时，便建寺造佛，大力提倡佛教。他请天台宗创立者智顗大师到扬州为自己授戒，被授予法名“总持”。杨广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千僧会，高僧云集，开坛说法，使扬州成为当时东南的佛教中心。智顗在扬州的活动，使天台宗得以推广与普及。鉴真的弟子中就有不少精通天台宗的大师。鉴真对天台宗也很精通，东渡时也带有《天台止观》、《六妙门》、《小止观》、《摩诃止观》、《法门玄义文句》等天台宗经卷。他还在日本讲律的同时，也讲过天台教义。他和他的弟子对日本天台宗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日本天台宗的创立者是最澄，但兴隆天台宗并集其大成的是圆仁，圆仁是鉴真的四传弟子，故日本称鉴真为天台宗先驱。
迨至唐代，扬州佛教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寺院已达40余座。鉴真出家的大云寺和他主持讲学并发愿东渡的大明寺就是其中的两座大寺。因为扬州佛教兴盛，太宗下诏将玄奘译成的《瑜珈师地论》这样的重要佛典特地颁发扬州一部，足见扬州地区佛教的重要地位。扬州的寺院，一般规模较大，常有二三百僧人。天台宗、三论宗、密宗、净土宗、禅宗、律宗等宗派在扬州十分活跃。除寺院有众多的专职僧人，民间信佛之风也很兴盛。鉴真的父亲便是居士，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鉴真就是在父亲的熏陶下，出家为僧，皈依佛门的。佛教的兴盛，建寺、造塔、塑像、写经也随之兴盛起来。扬州设有写经室，书手多至数十人。扬州藏经之丰，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鉴真从中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学到了不少实际知识，为日后的东渡弘法奠定了基础。
扬州佛教的兴盛，吸引了全国许多高僧前来讲学授戒。鉴真的受戒师道岸便是其中的一位。道岸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律学大师，是应皇帝诏请的宫廷授戒师。他应请来扬州讲律时，曾为鉴真授菩萨戒。随后又引荐鉴真去洛阳、长安游学，遍访高僧名寺。他还介绍鉴真听金修、济融、远智、义威等全国一流名师讲学，引荐他到长安寺阅读并抄写玄奘等名师翻译的经卷。道岸修建小雁塔时，特地让鉴真协助，使他学到了不少建寺造塔的实际知识。在此期间，与怀素齐名的三次奉诏进京的宫廷授戒师弘景为鉴真授具足戒，成为75岁高龄弘景的关门弟子。这种殊荣确是难求的。
京都游学，高僧指点，名师授教，鉴真终成一位饱学之士，回到佛教氛围十分浓厚的扬州，便有了用武之地。他在东渡之前的几十年间，先后讲律宗论著《四分律》、《律抄》、《轻重仪》、《羯磨疏》130多遍，授戒4万余人，建寺造塔80余座，造佛像无数，缝制袈裟3000领，书写《一切经》三大部各11000余卷。他的著名弟子遍及扬州、润州、汴州、明州、越州、杭州、宣州、洛州和长安。他们各在一方，讲说鉴真所授学说，可谓桃李满天下。50多岁的鉴真已成为道俗归心、名满江淮的宗教首领。正因为扬州这块佛教宝地，使鉴真成为佛门博学多才的大德高僧，才被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邀请东渡传法的。也正为因他在佛教界的崇高声望，十余年间，每次东渡都有那么多品学兼优的弟子不顾风涛之险，舍生忘死跟随他渡海弘法。到达日本之后，鉴真和他的弟子首先以“三师七证”授戒法为天皇、太上皇及文武百官授戒，又为400多僧尼重新授戒，从而拉开了日本佛教正规授戒的序幕。从此，鉴真一行便在日本讲律弘法、建寺造塔、治病济世，传播文化，为日本天平文化做出不朽贡献，被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
扬州的经济繁荣，为鉴真东渡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
鉴真东渡之前的唐王朝是个政通人和、对外开放的朝代。扬州地处长江与运河的交汇点上，是全国水运中心，也是著名的国际港口。水运的发达，带来扬州经济的空前繁荣，跃为之全国第一大都市。这为鉴真东渡创造了极好条件。
东渡日本漂洋过海，需要有规模较大的船只和经验丰富的水手。唐时的扬州造船业十分发达，长江和运河两岸的国营船场就有10多处，民间私营船场不计其数。隋炀帝二次下扬州时乘坐的楼船龙舟上下三层，有宽敞的宫殿，豪华的宴厅，可容数百人。这些楼船龙舟多是扬州工匠制造的；洛阳每年举行龙舟竞赛，豪华的龙舟也为扬州所造。鉴真六次东渡，两次在扬州造船、一次买船。一只可载百余人及大量物资的海船，只用三两个月便可造成，足见扬州造船实力之雄厚。水运发达，水手自然就多。鉴真每次东渡，很短时间就召集到一批能掌握航海高超技术的水手。第二次、第三次东渡招聘的水手、船工多达18人，这在一般地方一次招收这么多熟悉航海技术的水手是难以做到的。
扬州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孕育了一大批从事手工业生产的艺匠，跟随鉴真东渡的手工业艺人和携带的佛像、佛具、漆器、玉器、铜镜、绣品等大批工艺品就出自扬州。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战国时期扬州就有漆器。至西汉，彩绘漆器已十分发达。唐代扬州漆器更发展到鼎盛时期。每年扬州送往朝廷的漆器贡品，大得帝王朝臣喜爱。最多时扬州向都城长安送去的漆器贡品一次就多至上万件。唐时民间漆器作坊遍布大街小巷，至今还有漆货巷、螺甸巷、大描金巷、小描金巷。后来扬州有了专门漆器作坊，承制皇室宫廷的漆器和家具贡品。
被奉为日本国宝的鉴真像所采用的干漆夹纻工艺，魏晋南北朝时期扬州便已产生，初唐更有发展。干漆夹纻像是先用泥巴塑成模型，内用木、竹作支架，然后蒙上纻布，敷上一层生漆，有时要蒙布、上漆十多层。待漆干透后，除去泥巴和内架，既坚固又轻巧。这种造佛像的精湛工艺在隋唐时颇为流行。唐代的扬州玉器制作也极负盛名。许多寺院也常用玉器作佛像、饰品。扬州当时给朝廷的玉器贡品多达数万件。铜器制作扬州更是独领风骚。许多佛寺都有铜制佛像、佛器。扬州铜器以生产青铜镜为最著名。隋时，王世充就向隋炀帝献过扬州青铜镜屏风。唐时扬州铸镜技术达到更高水平，尤以江心镜最为著名。
唐代的扬州可以说是漆品、玉器、铜器、刺绣、雕刻的王国，工艺制作人才济济，这对鉴真东渡提供了良好物质基础。他每次东渡都准备了漆器、玉器、铜器、刺绣等大量工艺品。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第二次东渡所带物品中就有漆盒子盘30具、螺钿经函50口、玉环手幡8口、六扇佛菩萨障子1具、月令障子1具、行天障子1具、道场幡120口、珠幡14条、铜瓶20口、大铜盂4口、竹叶盂40口以及大中小铜盘84面、大小铜叠280面。第三次东渡所带与第二次相同，也有大批漆器、玉器、铜器和绣品。最后一次东渡带有玉环水精手幡4口、玳瑁迭子8面、雕白檀千手像1躯、功德绣《普集变》和《如来像》各一铺、绣千手像和救世观音像各1铺，还有药师、弥陀、弥勒菩萨瑞像各一躯，阿育王金铜塔1座。为了将盛唐的工艺制作技法传至日本，鉴真还带去了一批画师、绣师、玉作人、雕檀、刻镂、铸写、修文、刻碑等工匠艺人。第二次东渡出发的共85人，其中水手、船夫18人，僧人17人，工匠、艺人多达50人之多；第四次东渡出行的僧人14人，水手18人，工匠、艺人多达35人。最后一次东渡，僧人17人，有一技之长的工匠、信徒达21人。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鉴真不是生活在经济发达、匠师如云的繁华扬州，他就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筹备到这么多工艺品和物资，邀集到如此多的优秀的水手、匠师。当然也就不能在到达日本后，顺利建造戒坛院、唐禅院、唐招提寺，塑造那么多木雕佛像、干漆夹纻像，给日本留下那么多国宝。
扬州座落在千里运河、万里长江的交汇点上，是一个著名的国际港口，唐代著名的中外药材集散地。众多医林高手，频繁地往来于扬州。华佗的弟子吴普就是扬州人。他积极推广华佗的“五禽戏”功法，著有《华佗方书》10卷，又集前人医术，辑《神农本草经》6卷，在扬州民间广为流传，鉴真从中学到不少医术，并且得以应用，救济贫病。他的医药知识和医疗技能是远近闻名的。他在医药方面有两大特长，一是药物辨别和炮制，二是搜集验方，扬州为鉴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扬州是全国各地和东南亚药材集散地，市场上就有大量从外国舶来的药材。“扬州喧喧卖药市”，就是唐朝诗人对扬州药材市场兴盛的真实写照。唐代扬州的药材市场，主要集中在运河两岸黄金坝一带，离鉴真讲经传戒的大明寺很近，这就为他对药材的收集、研究和栽培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向外国药商学到了不少有关药材真伪和效能的实际知识和调制药物的技能。鉴真东渡日本就带去了许多药材验方。如第二次东渡就带了麝香、青木香、陵零香、安息香、沉香、甲香、龙脑香、胆唐香等600余斤，还带了毕钵、诃梨勒、胡椒、石蜜500余斤，还有蜂蜜10斛。他把在长安、扬州学到的医方和搜集到的药材带往日本，为日本医药作出重大贡献。他像在扬州大明寺一样，在唐禅院、唐招提寺也辟了药草园，亲自烹调药物为民众治病。他著有《鉴上人秘方》一书，在日本《皇国名医传》、《医心方》等书中，都提到鉴真的医学著作和诃梨勒丸方、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及钟乳随齿方等验方，有的至今还在民间流传。奈良唐招提寺正仓院中还藏有鉴真当年带去的药物。鉴真曾为光明皇太后治愈过重病，为圣武天皇会过诊。他还受日本朝廷委托，将日本药物进行真伪鉴别。双目失明的鉴真，以口尝、鼻嗅，一一作了鉴别，无一差错。德川时期以前，日本药袋上都贴有鉴真像，否则就不是灵药。日本医道将鉴真奉为医药始祖。1974年日本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特地将寺内珍藏的印有鉴真像的古药袋转赠扬州大明寺。赵朴初会长特地为此赋诗云：“喜从素裹认青囊，千载薪传溯奈良。好与影堂添印证，同天风月弟兄邦。”
扬州文化昌盛，提升了鉴真东渡的文化品位
经济繁华的扬州，带来文化昌盛，文人骚客，纷至沓来，大大提升了东渡僧众的文化品位。他们在日本不仅弘扬了佛法，而且传播了盛唐高度发达的文化。
扬州是个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名刹古寺，占尽了灵山秀水。寺庙乃幽雅清静福地，许多文人雅士，不仅留恋佛地，乃至在寺院长住。唐代诗人骆宾王、张若虚、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都在扬州许多寺院留下了足迹和诗文。白居易和刘禹锡同登大明寺栖灵塔后，写下了《与梦得同登栖灵塔》和《同乐天登栖灵塔》唱和的千古诗句。文人来往于寺院，极大地丰富了寺院文化，也让许多僧人增长了文学才能。鉴真最后一次东渡，除了携带大量经书，还带了玄奘的传记文学作品《西域记》、《比丘尼传》16卷。鉴真东渡僧团中的思托、法进等人，就是颇有文才的和尚，至今还有著作诗文在日本流传。思托在鉴真圆寂的第二年便着手写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简称《广传》)。思托是唯一随鉴真六次东渡的中国僧人，他在《广传》中详细叙述了六次东渡的艰险历程，生动描写了东渡途中各地的风土人情，是一部颇有文彩的传记文学。后来日本佛门弟子、文坛高手真人元开参照三卷本的《广传》，并根据思托的亲自讲述，完成了《法务赠大僧正唐鉴真大和上传记》(简称《唐大和上东征传》)。思托和真人元开的鉴真传记，开了日本传记文学的先河，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20世纪50年代，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根据传记又写成了小说《天平之甍》；70年代末，中国和日本文艺家再根据井上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戏剧上演，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外，时至今日，在中国和日本还能见到思托《五言伤大和尚传灯逝日本》和法进《七言伤大和上》两首吊唁鉴真不失唐风的律诗。
唐代寺院画风盛行，壁画、彩绘、佛像精彩纷呈。有画圣之称的吴道子等人，也擅长为寺院作画。鉴真游学长安，拜观吴道子画的法藏大师像。扬州的寺院，佛画也到处可见。许多画家常年住在寺院中，专心为佛寺作画。鉴真东渡时就携有许多佛画像。同时也带了一些画僧和民间画师。这是盛唐画风传入日本的媒介。后来日本一些寺院也盛行画像和壁画，《招提寺建立缘起》载，寺内北中西壁三间壁画是鉴真随行弟子如宝所作。壁画中画佛三千，柱上有彩绘，一些塑像背后，也都绘有唐绘中常见的唐草与火焰抢珠图案，至今尚依稀可见。这些绘画对日本的绘画艺术发展影响很大。奈良时的唐绘，成为当时画家的典范，纷纷效仿。后来由“唐绘”产生了“大和绘”。“唐绘”题材多有关宗教，“大和绘”的题材则渐及世俗，再后来又有图文并茂的《绘卷物》出现，日本画工绘制的记述鉴真东渡事迹的《东征绘传》就是采用“绘卷物”的艺术形式，堪称难得的绘画传世艺术珍品。
古代印刷术发明之前，佛经的传播主要全靠手工传抄，许多寺院都设有专门的抄经室。宗教兴盛的扬州抄写经书也蔚然成风。鉴真自己就抄写一切经三大部各11000卷，可谓洋洋大观。从鉴真东渡所带的经卷数量之多，就可以看出扬州寺院抄经之丰富。鉴真第二次东渡带的经卷就有金字《华严经》1部，金字《大品经》1部，金字《大集经》1部，金字《大涅槃经》1部，杂经、论、章疏100部；第四次东渡所携经卷与第二次相同；第六次东渡带的手抄经卷更多，计有《大品经》、《大集经》、《四分律》、《四教仪》等经卷33种，皇皇420多卷。鉴真在不长时间内征集到品种如此之多、数量如此之大的手抄经卷，是一般城市望尘莫及的，这也说明扬州抄经之风的盛况。寺院盛行抄经之风，名家字帖也就大量流传扬州。这就大大提高了僧众的书法水平。鉴真东渡所带的字帖就有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真迹行书3帖，天竺、朱和等杂体书50帖。鉴真将所带王羲之行书献给日本天皇后，日本随后便流行二王书风。孝谦天皇为唐招提寺题的门额，便是典型的王体。鉴真抄写经书也是学习的王体。如今，鉴真所献的日本国宝二王字帖及鉴真手书的请经帖还为日本珍藏。扬州大明寺方丈能修2006年赴日本访问，便看到皇家所藏的二王字帖和唐招提寺所藏的鉴真墨迹。
此外，鉴真还将扬州丰富的饮食文化传至日本。豆腐东传便是鉴真的功绩。相传豆腐的创始人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刘安曾召来方士炼丹求长生不老。仙丹没有炼成，但他从炼丹中发现了用石膏或盐卤做凝固剂，可以制出洁白细嫩味美的豆腐，从此豆腐便在淮南率先传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豆腐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扬州为淮南道的治所，近水楼台先得月，民间自然也就风行吃豆腐了。豆腐制作简便，营养又十分丰富。和尚是吃素的，营养匮乏，豆腐的问世，当然大受佛门青睐。扬州高旻寺、大明寺、天宁寺等规模较大的寺院，都有专门豆腐作坊，磨豆浆、制豆腐供僧人食用。其实，食豆腐的又何止道家、僧家，广大百姓乃至帝王如明太祖朱元璋、康熙皇帝也十分喜欢吃豆腐等豆制品。名扬天下的八宝豆腐就是康熙御膳房做的。豆腐制作法由鉴真传至日本后，很快由僧家传至民间，上世纪80年代，耿鉴庭还得到日本友人赠送的印有“唐传豆腐干，苏檗山御门前，淮南堂制”的豆腐干包装袋。如今日本豆腐制作不但实现机械化，品种和质量也大有提高，其技术己传至国外。日本豆食业一直奉鉴真为豆腐业祖师，日本电视台还专程来扬州拍摄传统手工制作豆腐的技法。
综上所述，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佛教兴隆、文化昌盛的扬州，为鉴真东渡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也为他胜利完成弘扬佛法、传播文化的历史使命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朱福烓、许凤仪、谈宝森，《扬州风物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2.李坦、刘立人，《扬州历代诗词》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王虎华、许凤仪，《大明寺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
 

鉴真大师的文化遗产

王    勇

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时值圣武上皇去世第49天，为了纪念这位宁乐文化颠峰的缔造者，光明太后藉“七七”忌辰之际，将先帝遗爱珍宝舍入东大寺，并撰愿文赞颂故人遗德：
先帝陛下，德合乾坤，明并日月。崇三宝而遏恶，统四摄而扬休。声笼天竺，菩提僧正涉流沙而远到；化及振旦，鉴真和上凌沧海而遥来。（《东大寺献物帐》）
时距鉴真抵达日本①仅二年余，足见日本皇室对鉴真一行寄予巨大期望。此后又经7年，鉴真于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在唐招提寺圆寂。双眼失明的鉴真在日本总共生活了10年，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究竟做岀多大贡献呢？
鉴真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既广泛又深刻，由他开创的律宗列“南都八宗”之一，在日本佛教史上意义重大自不待言，还涉及建筑、美术、工艺、书法、医学等，甚至连传播豆腐、香木、砂糖、纳豆、茶道、酱菜之类也算在鉴真的功劳薄上。
虽然后世的传闻不可全盘视作信史，但从一个侧面左证鉴真在日本影响的广泛和持久。著名的鉴真研究权威安藤更生博士说过：“日本人直到今天，依然在很多方面沐浴着鉴真和上的恩惠。” ②
鉴真之所以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其事迹在中日两国长久传颂，除了鉴真本身具有伟人特有的才学和品格，与他的几位同样出色的弟子密不可分。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叙述鉴真留给日本、乃至东亚和世界的珍贵遗产。
一，传播戒律制度
鉴真一行抵达日本，举国上下寄予厚望。天平胜宝六年（754）二月四日，鉴真进入平城京（奈良），住东大寺唐禅院。三月，敕使吉备真备到东大寺，宣读天皇③诏书：
大德远涉沧波，来至此国；朕先造东大寺，经十余年，于大佛西欲立戒坛。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冥契朕心，乃是朕之有感。自今已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德。④
四月初，东大寺大佛殿前立起临时戒坛，鉴真先为圣武上皇、光明太后、孝谦天皇授菩萨戒，接着为440余沙弥授具足戒，另有80余大僧舍旧戒而受新戒。可以说，8世纪中叶奈良朝的佛教界，以鉴真传播的戒律为基准，进行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整合和重组。
五月一日，移天皇受戒的戒坛之泥土，在大佛殿西侧建造戒坛院，是为日本第一座公认的戒坛。十月十三日，戒坛院终于竣工，举行“三师七证”齐全的正规授戒。⑤自此以后，日本全国欲入佛门者，必须在此受戒方得许可。
鉴真在建坛授戒的同时，积极传播本宗的律学；各地僧侣慕其名声，欲投门下求学者甚众。然因戒坛院缺少供养，多数求学者无法如愿。天皇闻知此事，先后施舍备前国水田一百町、故一品新田部亲王之旧宅，鉴真遂于天平宝字三年（759）八月一日创建唐招提寺，作为传播律学的根本道场。
从此已来，日本律仪渐々严整。师々相传，遍于寰中。如佛所言：“我诸弟子展转行之，即为如来常在不灭。”亦如一灯燃百千灯，暝者皆明，明々不绝。（《唐大和上东征传》）
从“师々相传，遍于寰中”可以推知，鉴真带来的星星之火，经弟子们的相传继而成燎原之势，在奈良佛教界掀起一场革命。笔者认为，佛界引入戒律制度，其意义不亚于政界导入律令制度，对日本文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鉴真及其弟子们虽然定居奈良，但授戒传律的视野面向全国。在东大寺创建中央戒坛之后，约在天平宝字五年（761）春季，鉴真师徒奉敕在关东的下野药师寺、西日本的筑紫观世音寺开设戒坛，此东西戒坛与奈良的中央戒坛合称“天下三戒坛”，构成全国性的授戒网络。《本朝高僧传》（唐大明寺沙门鉴真传）载：
（天平宝字）五年春，真奏下野药师寺、筑紫观世音寺各建戒坛，充东西戒学也。真在唐时，梵僧遗以祗园灵土三斗，所筑戒坛，皆涂其土，而规制偏秉法于南山《图经》。
所谓的“南山《图经》”，即唐僧道宣所撰《戒坛图经》，为设坛授戒之圭臬。由此可知，下野药师寺和筑紫观音寺的戒坛皆同东大寺戒坛模样：坛体呈三重塔形，外涂“祗园灵土”，上置阿育王塔様，塔内纳佛舍利子。
现在位于栃木县南河内町的下野药师寺旧址，奈良时代作为“天下三戒坛”之一，是关东地区佛教文化的中心。9世纪中叶伽蓝遭祝融之灾，加之天台宗另设戒坛，下野药师寺逐渐衰退。镰仓时代慈猛上人着手复兴，南北朝时代足立尊氏改名“安国寺”。
下野药师寺内推定为戒坛院旧址处，现存江户时代所建的“六角堂”，屋顶、基石、柱子皆六角形，堂内中央厨子里供奉着鉴真画像（传为奈良时代绘制），两旁安置木造不动明王立像和木造韦馱天立像。据《补陀落山建立修行日记》，戒坛院系鉴真弟子如寶、慧云创建。
下野药师寺旧址（安国寺）墓地中，建有纪念鉴真的供养塔，正面刻“鉴真大和尚”，左侧为“天平宝字七壬寅五日六日”，据传鉴真的弟子们在先师忌日所建。供养塔的旁边有一棵菩提树，说是鉴真的手杖生根后长成的，虽然仅是假托而已，但也说明该寺与鉴真关系密切。
太宰府筑紫观世音寺的戒坛院，传为圣武天皇敕愿所建。金堂本尊木造卢遮那佛坐像，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奈良时代的梵钟号称“日本最古”（日本国宝），菅原道真的名诗广为传颂：“都府楼纔看瓦色，观世音寺只听钟声。”寺传开基为鉴真和尚，至今戒坛院仍然供奉着鉴真像。
除了上述“天下三戒坛”，与鉴真有关的寺院遍布各地，如香川县高松市的屋岛寺、香川县绫歌郡国分寺町的圆通山鹫峰寺、冈山县英田町真木山的鉴真墓、冈山县南熊山的古戒坛、佐原市大荣町的大慈恩寺、和歌山县有田市的净妙寺等，无论寺传真伪如何，至少说明鉴真对日本佛教界具有深远影响。
二，鉴真的学识
鉴真不仅戒律精严，而且学养丰富，尤其具有艰深的典籍知识和精湛的医学技术。《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七年（763）五月六日条<鉴真卒传>，具体举出三个事例：
于时有敕，校正一切经论。往々误字，诸本皆同，莫之能正。和上谙诵，多下雌黄。以诸药物令名真伪，和上一々以鼻别之，一无错失。圣武皇帝师之，受戒焉。及皇太后不悆，所进医药有验，授位大僧正。
首先，鉴真精通中国文献典籍，奉敕校正东大寺一切经论。
鉴真东渡时携带数量可观的书籍，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第六次渡海时携带48部典籍。当然，这里列出的限于上呈朝廷的部分，不包括私人保管的书籍。
鉴真携带的书籍多为珍本或善本，在日本被奉若至宝。据《正仓院文书》记载，天平胜宝六年（754）四月五日，即鉴真进入奈良不久，《遗教经论》一巻便被外嶋院借出抄写。此外，法进私带的《禅门》、《六妙门》、《梵网经疏》、《诸经要集》等也出借给东大寺写经所。
鉴真渡日时携带大量佛教书籍，证明鉴真本人重视典籍，或者说明他熟读经书。《唐大和上东征传》说他“写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当非虚言。正因为有如此背景，许多佛教经典鉴真能够背诵，当日本天皇请他“校正一切经论”时，“和上谙诵，多下雌黄”，纠正日本抄本中的“误字”。
其次，鉴真拥有丰富的医学知识。
自唐景龙元年（707），鉴真随道岸赴京受戒，游学两京，多遇名师。律学祖师道宣原本擅长医术，鉴真授戒之师弘景亦精此道。如传为道宣发明的“天王补心丸”，据说就是鉴真带入日本的。
鉴真通晓医术、热心此道，可从带往日本的物品获得左证。唐天宝二年（743）第二次东渡时，携带“麝香廿脐，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熏陆香都有六百余斤，又有毕钵、呵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等（《唐大和上东征传》），不仅品种多，数量也很大。
第六次东渡携带的物品中，虽然未见药品细目，但第五次东渡时“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推知每次备办的“香药”大抵与第二次相同，以后便略而不举罢了。值得注意的是，光明太后施入东大寺的圣武上皇遗爱品，香药类单独列为《种々药帐》，从品目及正仓院保存的实物看，多为唐代传入日本的舶来品，其中不少与第二次东渡携带的品目（甚至数量）相合，推测是鉴真带到日本献给朝廷的。⑥
鉴真在医学上的贡献，不限于将珍贵的药材带入日本，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用高超医术治病救人。《续日本纪》所云“及皇太后不悆，所进医药有验”，即指此事。鉴真在日本行医时，还自创独门药方，9世纪末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年），在“医方家”下著录“《鉴上人秘方》一巻”，是可为证。令人惋惜的是《鉴上人秘方》久已散逸，10世纪初太医博士深根辅仁编《本草和名》（918年），在“薫陆香”条下注云：“一名乳头香，出《鉴真方》。”或为传世的唯一逸文。
唐招提寺北川智海长老，为了究明鉴真秘方之真相，广泛收集寺传资料，考证出现存唐招提寺的“奇效丸”为鉴真所传秘方之一：
鉴真大和上亲制药方流传至今者，仅存“奇效丸”一种。相传此为大和上授戒师弘景大德之师南山澄照大师道宣大德，得自伊陀天之灵药。……大和上来朝，施之与学律之徒众。尔来，毎岁结夏居众，服用此灵药以治诸病。俗因称“万病药”，日本律家之服剂也。⑦
此外，日本的医学史书多提到物部韩国广足，他于日本天平四年（732）任首位典药头，曾师从鉴真学习本草，因而鉴真被奉为“日本的神农”、“医药之始祖”，据说直到江户时代，汉方药（中药）的包装纸上还印着鉴真的头像。日本著名医学史家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赞叹：“日本古代名医辈出，但祀奉头像者，唯鉴真和田代三喜二人而已。”由此可见，鉴真在日本医学史上地位之尊。
 三，天台宗东传
鉴真率领的僧团，严格地说属于律宗，但同时与天台宗关系密切。这不仅因为鉴真携带的书籍中，包括天台宗最主要的经典；而且随行的很多弟子精通天台教义。如凝然在《三国佛法传通縁起》中称：“鉴真和尚是天台宗第四祖师。随行弟子法进、昙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十四人……皆兼台宗。”又云：“和尚门人法进、昙静、思托、如宝等，并天台宗学者。”
凝然（1240～1321年）为镰仓时代最著名的学僧之一，又是东大寺戒坛院的长老，因精通各个教派而享誉“八宗兼学”，他对鉴真师徒的评价必有出处。兹以鉴真的首代传人法进为例，他随师抵达日本后，撰著了《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注梵网经》、《东大寺受戒方轨》、《沙弥经钞》等，这些著作带有明显的天台宗色彩。
关于《注梵网经》，凝然在《三国佛法传通縁起》中评述：“法进僧都注《梵纲经》，全台宗。”说他用天台宗的观点来注释《梵纲经》。《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也频频征引《法华经》等天台宗经典，岛地大等据此认为法进的宗教思想立足于天台止观：
法进在批注小乘律时，大量援引大乘经律论，用以庄严自己的观点……他的宗教思想根据究竟何在？不言而喻，他完全立足于天台止观，据此统一引述的诸经论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中引用的大乘经律论，分别用来修饰法进的根本教学。《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只不过是招致人天果报之律，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根据和哲学根据，唯有天台止观。⑧
《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卷五）大段叙述天台宗开祖智顗的逸话，文后罗列智顗的著述目録，还加上如下注文：“并法进边本，乐欲学者来取本，可写之流通。”说明法进身边有不少智顗著作，欢迎有志者借取，以助抄写流通。
所谓“法进边本”，即指东大寺戒坛院藏本。这些天台宗的书籍，由鉴真传给法进，习惯上称作“鉴真将来经”，与传教用的律书有所不同，推测是鉴真作为个人信仰带往日本的。正因为这样，鉴真没有在日本正式传播天台宗，这些天台经疏“以物机未熟，缄封无传世”（《参议伴国道书》）。⑨
然而，随着最澄的登场，情况出现巨大变化，“缄封无传世”的天台章疏遂得大放异彩。《参议伴国道书》接上文写道：“后至延历年中，比睿禅师纔见义超诸宗，而就东大寺写《玄义》、《文句》、《止观》、《四教义》等。”《元亨释书》亦云：“夙智所撼，以不见台教为恨。适于南京写得《玄义》、《文句》、《止观》、《四教义》、《维摩经疏》等，是鉴真之带来者也。”《睿山初祖行业记》记载最详：
延历四年，游心大乘，遁身山林。被《起信论疏》并《华厳五教》，中尚天台指南。每看此文，不覚涕涙。恒叹未遇其教。偶値知法文所在之人，乃抄写智者大师所说《圆顿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各十巻，《四教义》十二巻，《维摩广疏》三十四巻。是故唐鉴真和尚所请来也。和尚是智者大师第五代传法弟子。适得披阅，钻仰日切。
如上所述，最澄与天台宗的邂逅，完全通过“鉴真将来经”。亦即，最澄在东大寺戒坛院受具足戒时，得知该院藏有天台经疏，于是发愿抄录研读，遂得开蒙，为日后开创日本天台宗埋下契机。最澄在《注金刚錍论序》中追溯本宗起源：
远仰上宫太子，近凭过海和上，建立此宗，报谢此德。我国佛弟子，谁忘二圣之恩者？
此处“上宫太子”指圣德太子，“过海和上”指鉴真，说明鉴真东渡与日本天台宗开创具有因果关系。最澄在东大寺戒坛院受戒时，担任戒和上的是如宝。如宝俗姓安，原为胡国人，随鉴真赴日，宝龟九年（778）法进去世后，成为东大寺第三代戒和上。看来如宝继承师业，不仅妥善保管天台章疏，而且与法进一样，“乐欲学者来取本，可写之流通”，为天台章疏找到了最合适的传人。
最澄与天台宗的邂逅，还与法进密切相关。他在《天台付法縁起》（三巻中）叙述：“大福律师，先入和国，乃传圆明，利益有情；白塔僧统，后游日本，复传圆义，开佛知见。所以，大安唐律，注《戒经》于比苏；东大僧统，注《梵纲》于唐院。”
文中的“大福律师”和“大安唐律”为同一人，即洛阳大福先寺（来日后住大安寺）道璇；“白塔僧统”和“东大僧统”也系同一人，指扬州白塔寺（来日后住东大寺）的法进。从《天台付法縁起》的措辞分析，最澄阅读过法进的《注梵网经》，而《注梵网经》以天台止观为圭臬已如前述。
佐伯有清通过分析最澄《愿文》的熟语出典，得出如下结论：最澄在撰写《愿文》时，尚未熟读智顗《摩诃止观》和《天台小止观》，《愿文》中多处引用《摩诃止观》和《天台小止观》的文句，应该是从法进的《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转引而来的。⑩
综上所述，鉴真东渡虽然发生在奈良时代，但其影响却波及到平安时代以后；鉴真虽然于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圆寂，但他的事业却经弟子们发扬光大。鉴真师徒作为一个传播文化的集团，其作用不限于授戒传律，而且促使日本天台宗的开创；其遗产也不囿于佛教，对日本文明的整体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附记]本文引用的部分日本汉文，以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做了最小限度的调整，特此说明。
（载《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二辑，国际文化工房，2004年10月）

注释：
①鉴真于日本天平胜宝五年（753）12月10日到达日本
②安藤更生著《鉴真》，吉川弘文馆，1967年10月版，第1页。
③从“朕先造东大寺，经十余年”等措辞看，当是太上天皇（圣武上皇）口吻，不似孝谦天皇诏书。圣武天皇于天平十七年（745）创建东大寺，孝谦天皇即位则在天平胜宝元年（749）。
④《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逸文），参见汪向荣、严大中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 日本考》，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107页。《唐大和上东征传》（观甲本）字词略异。
⑤东大寺戒坛院：1996年11月，日本考古学家在奈良市东大寺境内，发掘出鉴真为授戒而筑的“戒坛院”地基，包括僧房、走廊、铺石、砖瓦等，呈赤褐色的泥土共三层，与戒坛院三次烧毁的文字记载相符。
⑥渡边武《鉴真大和上将来の薬品》，收入安藤更生等编《鉴真和上——円寂一二〇〇年記念》，[日]春秋社，1962年11月版。
⑦北川智海《鉴真大和上の医道並に製薬に関する文献》，收入北川智海编《唐招提寺論叢》，[日]桑名文星堂，1944年2月版。
⑧島地大等《東大寺法進の教学に就て》，收入根元诚二编《奈良時代の僧侶と社会》，[日]雄山阁，1994年4月版，第126页。
⑨《元亨释书》载：“胜宝之间，鉴真挟台宗章疏而来。时无伟器，函藏而已。”其义略同。
⑩佐伯有清著《若き日の最澄とその時代》，[日]吉川弘文馆，1994年6月版。

鉴真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日）安藤更生

鉴真是位信仰虔诚的律僧。他东渡日本的目的，正是为了授戒传律。然而鉴真本身并未遗留下关于他教学相关的著述，因此，我们不能明确了解对于授戒传律他是如何作想。我们仅只能从他的实际作为，以及他言谈记录的断简残篇来了解其思想。
不过，随鉴真渡日的大弟子法进，倒是著有《梵网经疏》和《沙弥十戒经疏》：虽然前者已失佚，但是后者至令仍存留于世，颇有助于了解鉴真的思想。今天，我们得以透过法进，稍微得悉当时鉴真对于授戒传律的立场。
超然远离政治风暴
鉴真似乎对当时的政治并没有什么兴趣。在唐朝以及奈良时代的中日僧侣中，并不是所有的僧侣都因身处佛教界而自远于政治圈。反之，挺身加入政治界并且掌握权势者，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比比皆是。
但是，鉴真打从年轻的时候，对于政治，始终保持圈外人的立埸。也许是因为他从年少时便冷眼旁观大唐政界的黑暗，尤其，他自己在修学时代，在长安以及洛阳目睹了激烈的政界斗争；比方说李林甫发动的肃清、李林甫本人的失势没落等等。也许是看多了得势失势者荣华富贵的起伏不定，鉴真有了自远于政界的睿智。
然而，即便是渡日之后，在这块偏僻小国上也有所谓的激烈政界斗争。在日本的天平宝字二年(公元七五八年)八月一日，朝中群臣上表，对孝谦女皇奉上尊号称宝字德孝谦皇帝，对光明皇后则奉上尊称天平应真仁正皇太后；特别对鉴真诏曰：“大僧都鉴真和尚，戒行转洁，白头不变，远涉沧波，归我经朝，号曰大和上，恭敬供养，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
解除鉴真大僧都的职务，应该是显示了鉴真担任处理政务的高级宗教官僚，是不适任的。接下来的该月二十五日，藤原仲麻吕日益见宠，受天皇赐于姓氏上添加“惠美”二字。观察这一连串的动向，鉴真被解除僧纲任务，应该是仲麻吕一派对鉴真的意见所促成的处置;同时我们也由此可知，不管是政治家的好意或敌意，鉴真本人并没有积极显示反应的迹象。
但是在这之后，道镜逐渐在政界抬头，并且得到孝谦的宠幸，随行于近江保良宫，直到仲麻吕的权势逐渐崩毁。此时鉴真虽早已过世，但其弟子法进，于《沙弥十戒经疏》第二卷中，讽刺参与僧纲任免的政客，并且加以强烈非难。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处于同题的中心者，正是道镜一派；不过也可以认为，这些正是法进之师鉴真政治忌讳的思想展现。
鉴真与台、密的联系
由于鉴真曾经修习天台教义，因此他带了《法华经玄疏》、《摩诃止观》、《四教义》、《次第禅门》、《行法华忏法》、《小止观》及《六妙门》等天台宗的多部重要经典来日，并且加以介绍。关于这些书籍，由于法进说：“书籍在法进处，欲学习者皆可前来索书，并予以抄写了解之。”因此据推测书籍是放置在东大寺的唐禅院。
之后，最澄阅读这些书籍，受到天台宗的启发，最后开比睿山，而成为日本天台宗之鼻祖。所以说，日本最早介绍天台的教义，并且加以宏扬的起始者，正是鉴真。另外，最澄在东大寺乃受戒于鉴真的弟子贤璟。如果要提到天台宗在日本文化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奠下其基础的鉴真的功绩，实在是显赫无庸置疑。
鉴真对密教也有很深厚的兴趣。唐招提寺金堂，是在鉴真死后，约在宝龟年间所建造的；但是唐招提寺的伽蓝配置，以及佛像的安置计划，应该是早在鉴真生前便已大致规划确定才是。这些可以从僧房的配置，以及其中有大和上所居住的房同可以窥知。
曼荼罗的空间展现
鉴真僧房的配置，不可能和金堂以及讲堂毫无关系；即使各个建筑物的建设有先后之分，但是其规划据推测应该是早就有所定案。金堂内的佛像，中央安置了卢舍那佛，东西面各摆置了东方药师如来、西方阿弥陀如来的随从千手观音，四隅则放置四天王，剩余空间则以梵天、帝释来填补。这不同于其它寺庙的金堂可见到的净土变相的立体化，而是曼茶罗的排列。西方放置千手观音而非阿弥陀，由此也可知这是偏向密教的排列。
在日本，大日如来最古的作品，乃是唐招提寺的西山大日堂的本尊大日如来，为八世纪末或九世纪初的作品。鉴真的随从弟子，后来的唐招提寺第三代长老如宝，和弘法大师(空海)时有往来；空海就是在鉴真所开的东大寺戒坛受戒的，而当时的授戒师正是如宝。
鉴真在东大寺开戒坛的同时，也在筑紫观世音寺、下野药师寺开了戒坛，号称天下三戒坛。当时，若没有在这三戒坛之一受戒，是不能成为高僧的。这三戒坛的排列，和上文所提及的唐招提寺金堂的佛像排列一致，实在是耐人寻味。戒坛这边，日本中心的奈良东大寺有卢舍那佛(奈良大佛)；西方的观世音寺，本尊是观音；镇守东方的下野药师寺，本尊则是药师如来。   
唐招提寺金堂内的佛像排列，也是中央为卢舍那佛(后来发展而成为真言宗的教主大日如来)、东方药师、西方为千手观音。也就是说，从这里可以观察出鉴真密教式的思考方式：大者，将日本全体看作是一个曼荼罗：小者，在招提寺的金堂内，欲显现立体的曼荼罗。
根据《补陀落山建立修行日记》，下野药师寺的戒坛，乃是鉴真的弟子如宝和慧云前来开创的；其时的登坛者有胜道上人。这位胜道，之后开了日光山(关于日光开山，空海的《性灵集》中收有为胜道所书之碑文，可供参考)。
另外，鉴真在武藏国有弟子称道忠，诸弟子中称“持戒第一”(见《睿山大师傅》、《传述一心戒文》及《元亨释书》)。道忠在上野的药师寺(浮土院，或说净院寺)抄写一切经书，将之供奉于比睿山的经藏。他的弟子中，留名青史者为数颇多，其中尤其是下野大慈院的广智，德行高洁，人称广智菩萨(《慈觉大师传》)。
广智有弟子是天台宗的圆仁。圆仁渡唐，撰有著名的在唐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此书与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并称，号称东方的两大游记。他在书中屡屡言及鉴真，以及造访鉴真的遗迹，就是基于这样的出身所致。
虽然鉴真应该是没有到过关东，但至今当地流传为鉴真所开基的寺院之多，事实上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相传下野药师寺的鉴真之墓(《集古十种》中有载)也许只是个假设，但寺中有鉴真的画像；千叶县昭荣村的大慈恩寺，相传也是由鉴真所开基，寺中有其画像(镰仓时期末)。
精进书法与医药
以筑紫的观世音寺戒坛为中心的鉴真一派，其活动状况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至今观世音寺的西境内设有戒坛院，并供奉着鉴真的肖像。
在四国，鉴真的影响是惊人的。高松郊外的屋岛寺，是鉴真的弟子扬州白塔寺的惠云所开创(见《招提千岁传》)，这里也有鉴真的肖像。而附近的正花寺，有着和唐招提寺的众宝王菩萨完全相同的木雕观音像(重要文化财，八世纪末)。此木雕像，很明显的是模仿了唐招提寺的众宝王；因此，证明了在奈良时代，唐招提寺的影响已遍及四国。
天平时代的日本书法界，受到王羲之书法风格强烈的影响。当时的人们，在鉴真渡日之前，便或多或少受到王羲之的影响。但是，即便是在唐朝，当时说到右军(羲之)的真迹，都是非常稀少的；在日本，顶多只有双钩填墨的摹本。此时，鉴真携带右军父子的真迹来东瀛，因而日本人对书法的技术显现了大幅度的进步，鉴赏能力也更深厚了。
在九世纪，嵯峨天皇、弘法大师等人的书法大进的背后，主要动因的确与鉴真的携入右军真迹影响甚大。在此之后，直到今天，只要思及日本人书法的根本，还是不能尽脱右军的影响；我们便可以了解到鉴真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重要之至。
根据《续日本纪》记载，当时日本所有的经书中，并没有良好的校本，往往误字连篇，即使用其它校订本，也各自有其舛误，以至于无法了解正确的原文。鉴真虽然眼盲，但是能背诵出一切经书，因此藉由鉴真得以纠正许多版本的谬误。
和上通晓医药之学一事，因着皇太后生病时指点用药有实际效果，而为人所知。据说，其时日本所有的舶来品，名称与实物是否一致，有所不清楚明白的，经和上一一用鼻嗅别后，均得以正确厘清。中世以后的日本，将和上视为医术鼻祖来祭祀。即使到了江户时代，据说药包也必定印刷有鉴真的肖像。在平安时代，《本草和名》也载有“鉴真”一词，《日本国见在书目》则有“鉴上人秘方”；今秘方内容虽已失佚，但一般都认为那应该就是鉴真的处方。
日本艺术的功臣
邀请鉴真渡日功劳甚大的普照，其后并没有显著的事迹流传下来。思托在《延历僧录》中，强调日本的僧尼之所以能有合乎法度的戒律，完全是多亏了普照，因此国内僧尼即使每天对普照礼拜，也不足以酬谢普照的功劳。
天平宝字三年六月二日，恰为唐招提寺的创立准备进行之时，普照上奏：希望在平城京的京外道路边，以行道树之名种植果树，夏天得以让行人借树荫避暑，饥则可摘其果实食之，此奏获得采用。这就是日本行道树最古老的先例，但是究其根源，是普照留学期间，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年)于大唐所实施的社会设施的翻版罢了(见《唐会要•道路》及《旧唐书•玄宗纪》)。
孝谦天皇以惠美押胜(藤原仲麻吕)追讨祈愿为契机，开创西大寺，普照成为该寺的大镇(住持)。虽然不得而知普照何年去世，但是根据《西大寺资材帐》，普照在宝龟十一年(公元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署名为大镇，因此可以确定的是，当时普照执掌该寺。
鉴真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中，存留至今深刻宏大的，便是美术。在唐天宝二年(公元七四三年)，在第二次东渡时，大和上便计划从大唐带玉作工、画家、白檀雕刻工人、雕金工、铸金工、刺绣工、图案工、造碑工等等美术工艺家渡日。大和上在唐时期，便致力于建造寺庙、废寺的再兴，以及佛塔的修缮等等，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在鉴真之下，是有专擅这些技能者。 
虽然，鉴真最后一次渡日之时，我们不大确定是否伴随着这些美术家们；但是由鉴真所开创的唐招提寺，以及其它多所关系的西大寺营造之际，其中采用了唐的新样式，是众所皆知的。他们之中有若干人具有雕刻、建筑等技术，应该不是无稽的推想。
首先，东大寺的戒坛，当然非得在他们的指示之下建筑完工不可。而该处的僧房——供唐僧们起居的“唐禅院”建筑，想必也是出自他们之手；这其中，必会顾虑到生活习惯与日本人迥异的部分，而在深染大唐的风格下完成。
思托与建筑的渊源，可由他制作了欲将营造于西大寺内的八角五重塔之模型，而为人所知(见《延历僧录》思托自传及《西大寺资材帐》)。该塔最后似乎没能完成，不过由此也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大和上曾经在江都的崇福寺造八角九重塔的经验。当时西大寺的大镇是普照，因此该寺的营造必然有唐僧的协力。在《西大寺资材帐》中所见药师金堂及弥勒金堂，有着丰富的唐风样式之异国情调，应该和思托熟习的营建技术有关。
东大寺大佛的莲弁的毛雕与大千三千世界图，至今仍存留着，这些杰作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绘画技术的高超；据说，图是在鉴真的思想指导之下，在大佛铸成之后，所追加雕凿而成的。
夹纻像技术传自中土
据说在唐招提寺的唐人雕刻家，是以木雕为其所长，而寺内的木雕，也明显展现出新的样式。与之不同的，金堂内本尊的夹纻像，却是依奈良传统的技法完成的；因为即使从胎内的铭文来看，也显示和唐人并无关系。
至今遗留于唐招提寺，属奈良时代末期的木雕群，明显与其它雕像不同，这是美术史学者都认定的事实。但是，对于此属鉴真大和上所带来的唐土新样式这种传统说法，老实说没有学术上的根据。因为，在今日中国大陆上，并没有发现任何作品，可以认作是这些木雕的样本。所以，就这点尚待今后广泛搜寻；不过，这时代日本雕刻的样式几乎少有自创，多半是起源于唐者较多；因此唐招提寺木雕群的新样式，和鉴真的渡日有关这种想法，只要添附上述的条件，也就不必然该完全否定。
承上所言，如果说那些木雕群是出自随鉴真东渡的艺匠之手笔，那么，艺匠们来到日本后，直到唐招提寺的诸堂营造动工前的五年之间，难道都无所事事、毫无建树?东大寺的戒坛院，在当时的确是绝佳的一展所长之处，但以该寺丰富的资源，果真有外求木雕的需要?仔细观察，戒坛院的坛之四隅曾经伫立的四天王，以及至今仍存留的释迦、多宝两尊，都是用金铜铸造的。再加上现在的东大寺，连一尊被认定为属于奈良时代的木雕像都没有，因此实在没有立埸支持此论点。
笔者以为，这艺匠的活动埸所，最初应该是在大安寺。大安寺原本有波罗门僧正以及道璇等人，是一座外国风格浓厚的寺院，该寺有力的僧侣们大多数是鉴真的弟子，因此和鉴真一门的唐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该寺迄令所拥有的奈良时代佛像全都是木雕的，其样式和唐招提寺的木雕群并没有差别。
唐招提寺风格的木雕
过去曾有将两寺的小雕群强分作两派的美术史学者，但是不论是从包裹着丰腴躯体的厚衣裳、行动不便的沉重姿态，以及用描绘就能表现，但却将之鲜明的雕刻出来的装饰及铠甲的细部等做法，两者的共通之处颇多，因此笔者相信是属于同样的流派；迳将两者并称为“唐招提寺派”。
不知为何，在日本，飞鸟时代如法隆寺的百济观音、金堂四天王，中宫寺的弥勒、广隆寺的弥勒等等，均造有许多北齐、隋式的木雕像；但是到了奈良时代，由前、中期贯串视之，遗留下的木雕作品可说完全失去踪影。到了后期，因为唐招提寺派的兴盛，才开始又有木雕作品出现。而且，这种风格的木雕新样式，还流传至下一个时代——平安时代；而发展出神护寺的药师、橘寺的日罗像、融念寺的地藏、元兴寺的药师等，并逐渐形成日本化风格。
在这之后，历经藤原、镰仓以至于明治时期，说到日本的佛教雕刻，几乎都已局限于木雕：追溯这样的传统，其实根源就在鉴真一派木雕。不可否认，这是重大且重要的历史。（原载《鉴真大和上》，2004.6）
 

鉴真在古代日本佛教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王 金 林

鉴真大师东渡日本，至今已有1250周年了。今天，我们相聚扬州，缅怀大师的伟大业绩，赞颂大师坚韧不拔的精神，继承大师推进中日文化交流的遗愿，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鉴真学是涉及佛学、建筑学、医学、史学、文学、美学、书法、音韵等领域的学问。对此国内外学界已有众多的著述发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鉴真大师在古代日本佛教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粗浅的探索。
首先，谈一谈鉴真东渡前，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确切地说，佛教传入日本是在公元552年10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国王向大和朝廷赠送释迦金铜像和经论若干卷。百济国圣明王的上表文中说：“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题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辨无上菩提，比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此妙法宝亦复然，乞愿依情无所乏。”（《日本书纪》卷19钦明十三年十月）。百济国圣明王的上表文煽起了一部分日本朝廷的信佛热情，可是佛教也因此受到了日本固有的传统信仰的抵御，发生了信仰“蕃神（菩萨）”和拥护“国神”的斗争与冲突。斗争与冲突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594年，佛教才真正在日本站住了脚跟。这一年2月，推古天皇下了一道诏书，明令朝野“兴隆三宝”。响应天皇的诏令，出现了“诸臣连等，各为君亲之恩，竟造佛舍”热（《日本书纪》卷22推古二年二月）。佛寺陆续出现。 604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又明文规定了“笃敬三宝”的条文，指出佛法是“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只有皈依佛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渲染佛法能使恶人改邪归正。605年，朝廷又诏令朝廷大臣和贵族“同发誓愿，以始造铜像、绣丈六佛像各一躯。”（《日本书纪》卷22推古十三年四月）。第二年四月，铜、绣丈六佛像均已完工。铜像被安置在元兴寺金堂内。同年7月，朝廷在宫内设道场，由圣德太子向天皇、大臣等宣讲《法华经》、《胜鬘经》等。为了规制佛教的发展，624年推古朝廷宣布建立“僧纲制”，即由朝廷任命有名望的僧侣担任僧官，直接管理僧侣和尼。僧官设僧正、僧都、法头三职。正是由于朝廷的推动，推古朝时期，佛教寺院一下增至46处，僧侣人数已有816人，尼有569人。
645年，日本朝廷内，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以及留学隋唐的留学生、学问僧为核心的新知识集团发动了宫廷政变，掌握了朝廷，推行了一系列变革，史称“大化革新”。革新的显著后果之一，就是自此打开了与中国直接交流的大门。大化革新以前的佛教，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传入的，而大化革新以后，佛教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直接从中国源源流入。日本朝廷把佛教视为“镇寺护国，平安圣朝”的精神支柱，非常热情地推广佛教诸宗，以建设日本式的“佛国土”，佛教成为“国家佛教”。朝廷力图利用佛教来乞求国家安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消灭一切灾害，并利用佛教经典的理论，说明菩萨与天皇、天国与世俗、剥削与被剥削、富与贫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因果的，借以达到拥护古代天皇制政治体系的目的。（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在中国隋唐佛教的直接影响下，奈良佛教达到了其传入日本以来的最盛期。在朝廷的推动下，佛教虽然获得了发展，但是，佛教界的戒律建设却一直相当滞后，在佛教传入初期，僧尼出家不依法戒，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导致僧尼素质不高，“辄取恶逆”之事时有发生。624年（推古三十二年），有一僧侣执斧殴打祖父。此事传入朝廷，推古天皇表示要对此僧侣及该僧周围的僧侣加以“推问”，若事实确凿，则要用行政手段予以重罪。正在日本传教的百济僧侣观勒听到后为此上表天皇：“贡上佛像及内典（尚）未满百岁，故当今时，以僧尼未习法律，辄犯恶劣”，建议除执斧殴打祖父的僧侣外，其它僧尼不要予以惩罚。这一表文表明当时僧尼几乎不知戒律知识。前述的“僧纲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645年，即大化革新的当年，新政府为“教导众僧，修行释教，要使如法”，进一步实行了“十师制”，即聘十位佛教僧侣奉天皇之命管理僧尼。可是，“僧纲制”和“十师制”是采取行政的手法管理僧尼，而加强佛教内部的法戒建设却并未提上日程。
僧尼出家的随意性，直至七世纪后依然存在。如677年，天武天皇为表示自己“礼三宝”，发了一道诏书，要求亲王、诸王及群卿，“每人赐出家一人，其出家者，不问男女长幼，皆随愿度之”（《日本书纪》卷29元武六年八月）。正是这种“随意度之”的作法，使僧尼的质量极难保证，佛教界的违戒犯律的事常有出现。因此，朝廷意识到加强对僧尼的纪律方面的管理已刻不容缓，首先改变推古朝以来的僧正、僧都、法头构成的“僧纲制”，改为由僧正、僧都和律师三者构成，律师首次被列入僧官之内；其次，朝廷在编制的律令中，列入了“僧尼令”，规定了僧尼应遵循的法律规定，僧官和“僧尼令”的双执管理，规制了僧尼的行为，减少了违戒犯律事件。但是，依然看不到用佛教自身的戒律来规制僧尼的情况。
由于朝廷把佛教作为巩固统治的精神支柱之一，过分的支持和鼓励，养成了寺院和僧界上层的骄奢，加上社会矛盾的尖锐，寺院成了百姓逃避苛捐杂税的避风港，原有的僧尼素质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则更趋严重。715年5月，元正天皇发布了一份诏书，严厉地指斥了各地佛教寺院存在的不良状况：“今闻，诸国寺家，多不如法，或草堂始辟，征求额题，幢幡仅施，即诉田亩，或房舍不修，马牛群聚，门庭荒废，荆棘弥生，遂使无上尊像永蒙尘秽”，“又闻，诸国寺像，堂塔虽成，僧尼莫住，礼佛无闻，檀越子孙，总摄田亩，专养妻子，不供众僧，因作争讼，宣扰国郡。”（《续日本记》卷7灵龟二年五月）。这是地方上的状况。中央所辖的寺院又如何呢?情况并不好于地方诸寺。713年10月，朝廷针对中央所属寺院多占田野的现状，专门发布了一项命令，指出“诸寺多占田野，其数无限”，因此，“自今以后，数格过者，皆还收之。”（《续日本纪》卷6和铜六年十月）。746年太政官宣布太政官处分，又说：“凡寺家买地，律令所禁，比年之间，占买繁多，于理商量，深乖宪法，宜令京及畿内严加禁制。”（《续日本纪》卷16天平十八年三月）。朝廷的要求并没有阻止寺院兼并田野之风。直至746年，朝廷不得不发布禁令：“禁诸寺竟买百姓垦田及园地永为寺地。”（《续日本纪》卷16天平十八年五月）。寺院兼并百姓田地的同时，僧尼队伍的状况也很严重。其表现主要是大量百姓未经正当手续，仅凭自己意愿削发出家。717年太政官在呈天皇的一份奏文中，指出了当时僧尼界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百姓乖违法律，恣任其情，剪发髡鬓，辄著道服，貌似桑门，情挟奸盗”，致使僧尼队伍的混乱；二是僧尼不能“寂居寺家，受教传道”，而是走出寺院，“诈称圣道，妖惑百姓，道俗扰乱，四民弃业”；三是违背“救病徒，施汤药而疗痼病”的佛道，却向病人家中，“诈祷幻怪之情，戾执巫术，逆占吉凶，恐胁耄稚，稍致有求，道俗无别。”（《续日本纪》卷7养老元年四月）。以上三种状态，都是造成佛教与民众对立的不利因素，有碍于社会的安定，朝廷十分担忧，为此，朝廷于718年10月专门要求僧纲要严加管理僧尼，不要让他们浮躁而到处巡游，要让他们“或讲论众理，学习诸义，或唱讼经文，修道禅行，各令分业，皆得其道。”（《续日本纪》卷8养老二年十月）。紧接着，720年仿照唐朝的僧尼管理制度，实行公验制。当时由治部省对僧尼进行调查，有一千多人是私度僧尼，符合发放公验的僧侣仅有15人，可见僧尼队伍的混乱。
当时，朝廷已认识到佛教界所以出现种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僧纲（即僧正、僧都、律师）们的表率和威信。太政官对僧纲明确提出，僧纲是“法门之师范”，所以应成为广大僧尼的师表，“宜回静鉴，能叶清议，其居非精舍，行乖练行。”朝廷对僧纲的要求，显然不是心血来潮，凭空提出来的。大概是因为僧纲本身就有违纪者存在，才有的放矢地提出来。自推古朝建立僧纲制以来，历届朝廷任命的僧纲，也有不少是当时日本佛教界的硕学之士，虽也有从唐朝留学归国的优秀僧侣，如道慈、玄昉等，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日本本土成长的人物，缺乏正规的律宗熏陶，自然难从较高的层次上来领导僧侣。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当时的日本名僧、元兴寺的隆尊和尚向朝廷建议派青年僧侣到唐朝长安直接学习戒律，并物色戒律高僧，聘他们到日本传教授法。这一建议，马上得到了朝廷的赞许。当时，朝廷正式决定向唐朝派遣使节团（即遣唐使），于是四名优秀的青年僧侣荣睿、普照等被选中，受命随遣唐团来中国学习。
以上就是鉴真大师渡日之前，日本佛教界的状况。应该说当时的日本佛教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的前夕。
再看一看鉴真渡日后对奈良佛教的贡献。鉴真大师从抵达日本到圆寂，在日本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十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可是鉴真大师在这十年内，为日本奈良佛教的兴盛所作的贡献，可以说是划时代意义的。他的贡献，主要有如下数点：
（一）改变了度僧的无序状态，建立了严格的“三师七证”授戒制度。
前已叙及，由于精通戒律的高僧的匮乏，使日本僧尼的行为缺乏佛教戒律的规制，使奈良佛教处于进不得退不得的境地，发展很难深化。
鉴真抵达日本，震动了朝野，朝廷如获至宝。在鉴真抵达奈良不久，孝谦女天皇即派朝臣（留学中国归来的）吉备真备到大师居住的东大寺宣布口谕：“和尚大德远涉沧海波涛，来到我日本国，正合朕的心意，无限喜慰。朕建东大寺已有十年余，本意是要建立戒坛，传授戒律。自从有了这个打算，一直没有忘记。今大德远来传戒，可以实现多年的宿愿了。”并说，“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和尚。”（《唐大和尚东征传》）有此委任，鉴真大师便放手开始了佛教界的戒律制度的建设。
鉴真的戒律思想，既主张僧侣必须严格遵循戒条，又提倡启发僧侣的内在自觉，使两者融汇一体，一可以避免小乘戒统而不活的弊端，二可以防止大乘戒强调内心自觉，招致放任自流的不足。鉴真受到日本朝廷隆重欢迎的思想基础正在于此。
757年4月，即鉴真抵日后不久，便在东大寺建戒坛。按照佛教制度，僧侣得度必须有公认的高僧授戒才行。前已叙及，这种授戒制度在鉴真到达日本之前是不存在的。究其原因，一是奈良佛教界不能组成授戒必须的“三师”、“七证”（即三位高师授戒，七名高师在场作证）；二是佛教界对戒律知识的贫乏，从未举行过“三师”、“七证”的授戒仪式。鉴真大师的抵日，为建立“三师”、“七证”的授戒制度创造了条件。因为，随鉴真东渡的法进、思托等人都是出色的戒律弟子。另外，早于鉴真先前到达日本的还有长安大福先寺的道璇、长安崇福寺住过的印度婆罗门僧菩提，都是戒律修养甚高的大师，再加上日本诸大佛寺的主管、主持等名僧，建立一个有权威性的“三师”、“七证”班子已不成问题。因此，东大寺戒坛建成后的活动，颇受佛教界的关注。
东大寺戒坛举行的第一次授戒典礼，规模很大，非常隆重。这一天，首先登戒坛接受鉴真为首的授戒师授戒的是太上天皇、皇太后和孝谦女皇。在皇室、大臣受戒完毕后，又给430名沙弥授了戒。不久，朝廷又在宫内建了内道场，为55名僧侣授戒，进一步促进了戒律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一时间请鉴真大师亲自授戒成了僧侣和佛教徒最时髦的事情。
（二）通过辩论，宣传戒律思想。
当然，鉴真所推行的戒律思想和制度，并不是所有的僧侣都赞成的。长期以来，日本僧界习惯于“自誓授戒”，即在佛像前宣一下誓，就算授过戒，已成为正式僧侣。即使有法师授戒，也只是“三聚净戒”或“七众戒”，很不健全。受此长期影响，有一部分僧侣不愿意受鉴真的严格戒律的约束，便站出来表示反对，口口声声叫喊没有必要实行戒律和“三师”、“七证”授戒制度。反对者是元兴寺的贤璟以及志忠、灵福等人。贤璟也算得上土生土长的铮铮学匠，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看法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僧侣的意见。因此，如果能说服贤璟等人放弃“自誓授戒”，接受鉴真的戒律思想和制度，无疑会使奈良佛教向前发展一步。于是，鉴真及弟子们决定和贤璟等人举行一次公开的辩论。
辩论会在奈良兴福寺的金堂举行。辩论会的消息不胫而走，参加的人很多。在辩论会上，贤璟等人根据《占察经》为“自誓授戒”辩护，说出家和在家的信徒都可以授戒，因此“自誓授戒”也是可以存在的。他们是对“菩萨戒”略有所知，但对“具足戒”缺乏认识。所以辩到最后，鉴真及其弟子一方则指出说：“自誓授戒虽然可以允许存在，但是声闻律是不允许自受的，如果允许声闻律自受的话，那还有什么律仪规范可言!”这里所说的“声闻律”就是“具足戒”。“具足戒”是大戒，授此戒必须有十位高僧在场，三人为授戒师，七人为证人，每人都是要在受戒的僧侣的证书上签名的。只有受了这种戒后，出家人才成为正式僧尼。
辩论会气氛热烈，有理有据，态度诚恳、友善。在激烈辩论中，贤璟等人常常被问得哑口无言。辩论会实际上是宣传会，争取群众的会。辩论到最后，贤璟等人对鉴真及其弟子的主张心悦诚服，公开表示放弃自己的主张，接受鉴真的授戒制度和学说，并请鉴真为他们授戒。跟随贤璟等人受鉴真戒的僧侣有80余人。就是这位贤璟，后来也成为奈良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先后担任了律师、少僧都、大僧都等僧官官职。
由于辩论会的成功，以及贤璟为首的一部分僧侣的信从，鉴真的传授活动迅速地推向普及。不久，在东大寺的大佛殿西，专门建造了戒坛院。后来又在戒院院北建了唐禅院。受戒的僧侣越来越多，奈良佛教界的混乱现象有了明显的好转。各地僧侣也纷纷慕名而来奈良，请教戒律和请求受戒。由于日本寺院没有提供食宿的惯例，因此许多僧侣匆匆往返，影响了律宗的传布效果。757年，孝谦女皇将备前国（今罔山县）的一百町水田赐予东大寺唐禅院，作为“十方众僧供养料”。有了供养料却无居住处，因此，鉴真曾计划以此水田为基础，依照五台山清凉寺、衡阳岳寺建造一寺，使其成为“十方僧往来修道之处，设无遮供”（丰安《鉴真和上三异事》）。但这一计划未实现。759年，朝廷又把座落在奈良城内的一位亲王的旧宅地赐给鉴真，于是有了建造佛寺的条件，他便在此宅地上建造了一座唐式寺院，造就是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唐招提寺。“十方行僧，共住此伽蓝”，从此来奈良向鉴真学习戒律的僧侣有了住处和供养。唐招提寺成了戒律学院，培养了无数戒律人才。日本著名佛教史学者田村圆澄认为：“在东大寺设戒坛，圣武太上皇、孝谦天皇等上层贵族受戒，鉴真移住唐招提寺，此后由于戒律，推进了佛教界秩序恢复运动。”（田村圆澄：《日本佛教史2》，法藏馆1983年）。
（三）戒律典籍的携入，为律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鉴真大师东渡之前，日本通过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输入大量的典籍，其中包括了汉译佛典。仅以学问僧玄昉一人，归国时携回的经卷就有5000卷之多。当时日本的印刷术还未出现，因此为了需要，手抄经典十分兴盛，中央和各大寺院均设有抄经所。据统计，仅奈良时代被抄录的汉译经典有1193部4884卷，中国僧侣的有关著作636部4218卷，两者共计为1829部9103卷。
在传入的诸多经典中，朝廷特别推崇《金光明经》、《金光明胜王经》、《仁王经》、《华严经》、《法华经》等。这些书中，明显缺乏戒律经籍。随着鉴真师徒戒律宣传的开展，律宗和其它各宗的新注、新译经典需求量明显增大。为适应需要，鉴真和弟子法进等人，马上将自己带来的经典无私地借给东大寺写经所，供他们转抄。被抄写的经典计有：《大集经》、《大品经》、《华严经》、《遗教经论》、《禅门》、《六妙门》、《梵网经疏》、《诸经要集》、《大庄严论》、《分别功德论》、《付法藏集》等。特别要指出的是，在鉴真抵日以后，以孝谦女皇为首，包括皇太子、大臣们都分别抄写和研读了戒律书《梵网经》。756年，孝谦女皇专门发布敕令，分别派遣皇太子等人到奈良城内各寺院宣讲《梵网经》：皇太子等人到东大寺，右大臣藤原丰成等到大安寺，大纳言藤原仲麻吕等到药师寺，大宰帅石川年足等到元兴寺，赞岐守安宿王等到山阶寺。参加宣讲的讲师共有62人。孝谦女皇的敕令是这样写的：“朕自遭闵凶，情深萘毒，宫车渐远，号慕无追，无痛缠心，千哀贯骨，恒思报德，日夜无停。闻道，有菩萨戒，本梵网经，功德巍巍，能资逝者，仍写六十二部，将说六十二国。——是以差使，敬遣请屈，原众大德，勿辞摄受，欲使以此妙福无上威力，翼冥路之鸾舆向华藏之宝刹，临纸哀塞，书不多云。”（《续日本纪》卷19天平胜宝八岁十二月）。这一敕令虽然是孝谦女皇在太上天皇和太皇太后逝世之后的哀痛中发布的，宣讲《梵网经》的目的也是为使死者升入极乐世界，但是它也表明了朝廷已对律宗经籍的重视。通过宣讲，戒律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应该承认，日本朝廷对戒律经籍的重视，完全是由于鉴真及其弟子等人推动的结果。
（四)律宗思想的推广，促成了佛教界的整肃，实现了佛教各宗的共同兴旺。
鉴真大师抵日之后，受到了朝廷的礼遇，但鉴真并不因此居傲，而是谦虚、诚恳待人，与日本僧侣融洽相处。756年，朝廷任命了新的僧纲人选：鉴真和东大寺的良辨被任命大僧都，华严宗讲师慈训任少僧都，鉴真的弟子法进和法华寺的尼庆俊任律师。从名单上可以看出五人中鉴真、法进属律宗，良辨和慈训为华严宗，庆俊似属法华宗。鉴真被任命为首席大僧都，自然对僧尼的管理和整肃负有重要职责，而要完成好使命，与僧纲中其它领袖人物搞好合作，统一意志是极为重要的关键。事实证明，鉴真、良辨、慈训、法进、庆俊的关系是很融洽的，特别是对加强戒律思想宣传和建立健全的授戒制度这一点，僧纲的全体成员是观点一致的。新僧纲任命后，亦即鉴真担任大僧都的数年内，在僧纲的努力下，朝廷采取的几次大举措，对整肃僧尼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次举措，就是前已叙及的756年在孝谦天皇的推动下，派遣62人的宣讲团，向奈良城各寺及全国各地寺院宣讲《梵网经》，声势之大，实属少见。自这一次宣讲后，新一年的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二日，成为宣讲《梵网经》的期间。751年正月初孝谦天皇再次敕令：“始自来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二日，全国宣讲《梵网经》。”（《续日本纪》卷19天平宝字符年正月）。第二次举措，是朝廷宣布在官属大寺中，永远设置“戒本师田十町”，保证了戒律活动的经费。757年闰八月二十一日，天皇敕令说：“如闻，护持佛法，无尚木叉，劝导尸罗，实在施礼，是在官大寺别，永置戒本师田十町。自今以后，每为布萨，恒以此物，量用布施，庶使怠慢之徒日励其志，精勤之士，弥进其行。”（《续日本纪》卷20天平宝字符年闰八月）。意思是说，护持佛法，最好最善之法是要以戒为本，这样方能止过防非（无尚木叉，劝导尸罗）；永置戒本师田以后，每当进行行戒，断绝一切不善行为时，就有了资费保证（每为步萨，恒以此物，量用布施），这样可以使僧尼怠慢者振作精神，精勤的人更加勤奋。
在宣讲《梵网经》和确立各大寺院设置戒田以后不久，孝谦天皇让位于淳仁天皇。大概是为了避开政治以及繁杂事物的缠绕（《患纲务烦杂》），鉴真以身体不好和年事已高为理由，要求辞去大僧都职，以便能专心传授戒律。鉴真的要求，得到了新继任的淳仁天皇的支持。758年8月，天皇专门发布了一道诏书：“大僧都鉴真和尚，戒行转洁，白头不变，远涉沧波；归我圣朝，号曰大和尚，恭敬供养；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续日本纪》卷21天平宝字二年八月）。这一诏书，共四句话，四层意思，即第一句对鉴真远涉沧波，百折不回和学识宏厚的称赞；第二句是对他的恭敬，赠“大和尚”号；第三句是他年老体弱，为保护他的健康，把他从“政事躁烦”中摆脱出来，所以免去了他的“大僧都”职；第四句是委以重任，让他专门从事僧尼的戒律教育。
鉴真虽然退出了僧官职位，但是律宗的影响已深入佛教界，加强戒律，整肃纲纪，维护佛教界的纯洁，已成为共识。760年，时任大僧都的良辨，少僧都的慈训，律师法进向朝廷呈递了一项改革建议书，提出为开化众生，劝勉三乘、褒贬良莠、善恶，建立僧尼界的位阶制。其中说：“望请，制四位十三阶，以拔三学六宗——戒定惠行，非独昔时，经律论旨，方盛当今，遮永息滥位之机，以兴敦善之隆。”（《续日本纪》卷23天平宝字四年七月）。文中的“三学”系指戒学、定学、慧学（或经、律、论），“六宗”指俱舍宗、诚实宗、律宗、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所谓“拔三学六宗”就是要实现佛教界各宗的共同繁荣。良辨、慈训、法进的建议获得了朝廷的批准。自此奈良佛教界完成了整肃任务，各宗僧尼克服浮躁，遵循戒规，学习宗义，修道禅行，各得其道，达到了自佛教传入日本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局面。鉴真大师的功绩不可抹杀。
总之，鉴真把戒律传入日本，同时把唐代的优秀文化介绍给日本人民，为日本律宗的建立，为奈良佛教和奈良文化的繁荣，无私地贡献了一生。他以他的为人和学识，博得朝野的尊敬，得到日本佛教界最高的荣誉（大和尚号与大僧都官职），他在古代日本佛教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地位和作用永载日本佛教史史册。
原载《纪念鉴真东渡文集》，2004.1）
 

鉴真和尚传律日本

杨 曾 文

日本自古与中国交流十分密切。
在鉴真东渡之前，虽然从朝鲜、中国陆续传入一些戒律，然而日本长期缺乏系统的律学理论和合格的律师，无法照戒律学行度僧授戒仪式。
求律若渴，日僧来请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日僧荣睿、普照在中国留学已经达十年之久，一直留心寻觅能够到日本传律的高僧，希望早日回日本复命。他们听说鉴真的盛名和学问，决定前往扬州礼请鉴真赴日传法。
鉴真因日僧诚请，遂产生东渡之意，便问弟子：“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唐大和上东征传》)
然而弟子们对此没有响应。弟子祥彦见此情景，便对鉴真解释，众人所以沉默没有应允，是因为担心“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鉴真听后却断然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唐大和上东征传》)。于是，弟子道兴、道航、法载、昙静、思托等二十一人表示愿意随同师父鉴真前去。
自从鉴真决定赴日传法，到最后到达日本，前后东渡六次，其中五次遭遇失败，第六次才东渡成功。
鉴真第一次东渡，时值唐天宝二年(公元七四三年)，鉴真五十六岁。
当时因为有海贼吴令光侵扰江浙沿海，官府下令封锁海岸，禁止公私船只出海。鉴真于是对外假称要到天台山供养众僧，开始做出海的准备。
然而却有高丽僧如海，因无法同行心生怨恨，到淮南道(治所在今江苏扬州)采访使(负责监察州县官吏)府衙诬告道航私自造船，准备勾结海贼，并告有多人已备好干粮在既济寺、开元寺和大明寺等待入海，已有百贼入城。
淮南采访使班景倩听说后大惊，便派差役到各寺捉人。不久，官府虽判清事情真相，以诬告罪杖打高丽僧如海，并强制他还俗。然而却没收了为鉴真一行东渡准备的船只，并将荣睿，普照等日本僧人拘禁达四个月。于是第一次东渡便告失败。
第二次的东渡，在同年九月之后着手准备。荣睿、普照再次找到鉴真商量东渡之事。十二月，正值严冬，鉴真一行举帆东下，但不幸遇上巨风船破，众人十分艰难地回到岸上。
第三次东渡，于天宝二年底或天宝三载(公元七四四年)初。船修复后再次启航，出长江口向东南方航行，打算先到桑石山(今榭山；编注：安藤更生博士认为是桑枝山，即今小洋山)，但风急浪高，在舟山北面不远之处船破，鉴真一行再次上岸。
第四次尝试东渡，鉴真一行虽作了准备，但最后未能成行。越州僧人知道鉴真还在为东渡作准备，出于对鉴真的爱护，便到官府上告“日本僧荣睿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于是，山阴县尉派人将荣睿逮捕，给他套枷要遣送到京城，走到杭州时荣睿生病请求医疗。在过了很多时日之后，被人假称病死将他救出。
荣睿与普照虽屡遭艰辛，但“其坚固之志，曾无退悔”。鉴真对他们的表现十分赞赏，为不使他们失望，先派弟子法进等人到福州买船备粮。然而鉴真弟子灵佑等人担心鉴真东渡“死生莫测”，便告官府请采取措施制止鉴真东渡。
东渡之志，曾无退悔
鉴真一行在黄岩县禅林寺被官差截住押送到采访使处，后被送回扬州，住入崇福寺。
第五次东渡，是在天宝七载(公元七四八年)。鉴真等人于六月二十七日从扬州启航，进入东海后顺风前行，经至越州界的三塔山(定海中的小洋山)停留一月，然后到暑风山(大概在舟山附近。编注：郭振民推认是舟山本岛)，又停留一月。
十月十六日风起，再次启航，不久遭遇巨风怒涛。鉴真一行在海上经过十七天，漂流至振州(今海南崖城)下船，受到振州别驾冯崇债的欢迎和供养，被安置住入大云寺一年。此后沿途北归，在这一充满曲折艰辛的行程中，行至端州(治所在高要县，即今广东肇庆市)时，日僧荣睿去世，鉴真哀痛悲切。
天宝九载(公元七五○年)日僧普照辞别鉴真先往岭北，鉴真拉着他的手不觉失声悲泣，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唐大和上东征传》)
鉴真当时认为他这一生已经没有希望到日本传法授戒了。此时鉴真已经六十三岁，炎热的气候，加上内心的忧伤，使他患上眼疾，又经一“胡人”胡乱诊治，致使双目失明。
第六次东渡，在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三年)，日本国大使藤原清河到延光寺拜谒鉴真，请其东渡。鉴真当即表示同意，于是便开始准备第六次东渡。为出走方便，鉴真先住进了扬州龙兴寺。
但鉴真东渡的消息不胫而走，寺院周围防护甚严，鉴真难以动身。有来自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弟子仁干，悄悄地在江边准备好船只，等待鉴真随时到来。当年十月十九日，鉴真离开龙兴寺到达江边，在上船之前，为特地赶来的二十四位沙弥授具足戒，然后乘船驶向苏州港口黄泗浦，以便改搭乘日本使节的船只。
十一月十五日，日本使船四艘同时从苏州黄浦泗启航东渡。十二月二十日，鉴真所乘的船冒着风浪到达日本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浦)。鉴真一行被迎送到位于九州岛北部的太宰府(在今福冈市附近)。
此时是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相当公元七五四年阳历一月 二十三日。
惟视常修者，无处不遗踪
二月四日，鉴真一行到达平城京(今奈良市)，安宿王奉敕在罗城门(正门)迎接，命东大寺别当、少僧都良辨陪鉴真一行到东大寺安置住下，律师唐僧道璇、僧正印度婆罗门菩提及内道场僧九十人，都前来拜谒慰问。
官居正四位下的吉备真备奉敕到鉴真的住处宣读诏书：“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受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和上。”(《唐大和尚东征传》)
诏书中将日本国主持授戒传律的职权交给鉴真。不久，圣武太上皇又敕授鉴真以“传灯大法师”，这是日本国内的最高荣誉僧位，随同鉴真同来的其它法师也得到不同僧位。此后，鉴真主持为四百四十位沙弥授具足戒。
天平胜宝七岁(公元七五五年)，在东大寺大佛殿的西边，移圣武太上皇受过戒的坛土，建立戒坛院，作为日本全国的中心戒坛。鉴真又在此院北边建造唐禅院，作为讲授戒律之所。翌年五月，鉴真与日僧良辨同时被敕任为大僧都，鉴真弟子法进被任为律师。
从总的情况来看，鉴真师徒不仅受到以天皇为首的朝廷的信任，也受到佛教界广大僧众的崇敬。他们所传授的律学和授戒仪规，很快就受到佛教界的承认和接受。
经鉴真的奏请，日本朝廷在东日本下野(今枥木县)的药师寺和西日本的筑紫(在今九州岛福冈县)的观世音寺也相继建立了戒坛，与东大寺戒坛成为在日本朝廷统一控制下为出家僧尼授戒的“天下三戒坛”。
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五月六日，鉴真结跏趺坐，面向西去世，春秋七十六岁。
遵照鉴真和尚的遗嘱，思托等弟子在东大寺戒坛院另立影堂。日本朝野和佛教界对鉴真的去世表示悲痛。在日本朝廷任中纳言式部卿(叙正三位)的石上宅嗣写悼诗曰：
上德从迁化，余灯欲断风。招提禅草歇，戒院觉花空。
生死悲含恨，真如欢岂穷。惟视常修者，无处不遗踪。
不惜身命，所度极多
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有这样一段话，生动地概括了鉴真不惜身命六次艰辛东渡的经历和表现出来的非凡顽强的精神：
大和上从天宝二载始为传戒，五度装束，渡海艰辛，虽被漂回，本愿不退。至第六度过日本，卅六人总无常去退心。道俗二百余人，唯有大和上、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方知济物慈悲，宿因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极多。
鉴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伟大杰出的人物，为向日本弘传戒律，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下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鉴真及其弟子到日本传律授戒，改变了日本以往不能按照佛教戒律规定授戒的局面。在鉴真师徒参与下建立的奈良东大寺戒坛、下野药师寺戒坛，和筑紫观世音寺戒坛，成为日本朝廷直接管辖之下，为出家僧尼授戒的场所，从而为日本在一定时期控制僧尼人数，为佛教保持正常有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另外，鉴真师徒在东大寺、唐招提寺以及大安寺等地向日本学僧传授戒律，培养很多掌握律学知识，能够如法授戒的人才。
最后，鉴真与其弟子除传授戒律、授戒、讲授天台宗教义外，还参加佛典校勘工作，并在建造唐禅院及唐招提寺等寺院过程中，将中国先进的建筑技术、雕塑、美术等介绍给日本。鉴真还善医术并通晓医药学，《日本见在书目录》中载录有《鉴上人秘方》，可见他对日本医药学发展也作出贡献。
（原载《经典》杂志，2004年6月）
 

论鉴真与天台宗的关系

郭  天  祥

唐代高僧鉴真(688-763)大师，以东渡日本弘法传戒，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而名垂史册。多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发表的鉴真研究的专著和论文虽然不算太少，但是，关于鉴真大师的佛教宗属问题似仍未完全搞清。鉴真大师究竟是属于哪一个宗派的高僧?不少学人根据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简称《东征传》)和赞宁《宋高僧传》“鉴真本传”，认为鉴真是律宗大师或律学大师①，这当然是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因为鉴真在唐时代的所学所为，东渡日本后的所作所为，大都与研习、讲授、弘传戒律有关。不过，在我们看来，这种近乎定论的定性仍有极大的片面性。因为它只注意到了对表征现象的研判，而忽视了对实质性问题的探究。实际上，鉴真大师不仅是律宗大师或律学大师，而且还对天台宗情有独钟，与其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诚然，过去也有人注意到了鉴真大师与天台宗的联系②。但遗憾的是，迄未看到有关讨论鉴真大师与天台宗关系问题的专著或专文。故此，不揣浅陋，试作此小文以论之。
我们还认为，研究鉴真大师与天台宗的关系，不仅对于全面认识、正确评价鉴真的佛教思想、佛教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恰当而具体地估价鉴真大师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从鉴真大师的师承关系及个人的经历来看，他很早就和天台宗有了直接联系。
鉴真圆寂不久，日本文豪真人元开，依据鉴真亲信弟子思托所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简称《大和上传》)改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是举世公认的记述鉴真生平事迹最为详尽、最为可靠的一部传记文献，是书关于鉴真早年出家时的情形是这样写的：
其父先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大和上年十四，随父入寺，见佛像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是时，大周则天长安元年，有诏于天下诸州度僧，便就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配住大云寺(后改为龙兴寺——原注)。唐中宗孝和皇帝神龙元年，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杖锡东都，因入长安。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于西京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为和上③。
虽然鉴真的第一位师傅智满禅师的详情不得确知，但扬州大云寺即后来的龙兴寺的宗派传承情况，我们借助历史文献仍可窥其崖略。据赞宁《宋高僧传》可知，扬州龙兴寺有位年长鉴真二十余岁、名叫法慎(665-748)的僧人，就是一位既“依太原寺东塔，体解律文”，“研精律部”，以律学名世的高僧，又是一位崇奉天台宗的大德。法慎对天台止观学说推崇备至，尝谓“天台止观，包一切经义；东山法门，是一切佛乘。色空两亡，定慧双照，不可得而称也”。也正是由于法慎的天台宗信仰倾向，他的高足昙一、怀一、灵一、灵佑、法瑜等人，“罔不成乐说辩才，入法华三昧”④。也成了天台宗的信徒。可见，鉴真的本寺，扬州龙兴寺原本就有既习律学，又奉天台止观的传统。需要指出的是，法慎的高足灵佑，同时也是鉴真的弟子。他和鉴真的师徒关系，在鉴真亲信弟子思托的《大和上传》、真人元开的《东征传》里都有明确的记述⑤。
关于鉴真、灵佑师徒及其扬州龙兴寺与天台宗的关系，还有一则逸闻趣事可资证明。据《东征传》记载，扬州“龙兴寺，先是失火，皆被烧，大和上昔住院房，独不烧损”。对于这次火事，在日僧圆仁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很详细的报道。原来，早年因担心鉴真身命，阻拦鉴真东渡的弟子灵佑，鉴真东渡后依旧住在龙兴寺里。有一年，龙兴寺发生火灾，诸堂烧尽，火势也蔓延到法华院来了。当时灵佑正在法华院普贤堂中闭门端坐，一心诵读《法华经》。突然间，风向逆转，从院里向外吹出，烈火亦随之退去，普贤堂幸免于难。从此，人们又将普贤堂叫做普贤回风堂⑥。我们知道，日本僧人圆仁，是公元838年以“请益僧”的身份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是时上距鉴真灭度不过数十年；且圆仁本人就在扬州的寺院里滞留过较长的时间，亲自到过龙兴寺。因此，圆仁的记述，恐怕还不能视之为无稽之谈。退一步讲，且不说这则神异奇事的可靠性如何，至少《行记》里所披露的鉴真在龙兴寺的“昔住院房”——法华院、鉴真弟子灵佑在法华院诵读《法华经》的信息，应该是可信的。略有佛教常识的人都晓得，《法华经》是天台宗创宗的理论根据，是天台宗的宗骨。扬州龙兴寺有以“法华”命名的院房，足见该寺院与天台宗关系之密切；鉴真早年曾在法华院习禅，亦足见鉴真与天台宗关系之密切。这就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唐扬州龙兴寺的弘法传统和鉴真早年的信仰取向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由扬州龙兴寺的弘法传统、鉴真师徒与天台宗的密切关系，再联系到杨隋开皇年间，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应晋王杨广之邀，两到扬州，弘传天台止观，以及隋唐时期“江浙一带寺院多属天台宗”等因素⑦，我们大体可以断定，鉴真的入门师傅智满禅师，实际上恐怕就是一位天台宗的禅师；鉴真从一开始所接受的佛学教育，除了基本的戒律以外，主要的恐怕还是天台宗的东西。
鉴真与天台宗的关系，在他的两位授戒师傅身上，也能找到一些影子。为鉴真授菩萨戒的师傅是初唐著名的律学大师道岸。从《宋高僧传》卷14“道岸本传”可知，“岸本文纲律师高足也，及孝和所重，其道克昌。以江表多行《十诵律》，东南僧坚执，罔知《四分》，岸请帝墨敕执行南山律宗。伊宗盛于江淮间，岸之力也”。道岸既推崇《四分律》，作为道岸嫡传弟子的鉴真，后来走上以弘研《四分律》为旨趣的南山律学的道路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其实，道岸大师还是一位兴趣广泛、十分博学、不拘泥于一宗一派的高僧。《宋高僧传》说他出家之前，“游学海之波澜，讨论百家，商榷三教”。出家之后，“坚修律仪，深入禅慧”⑧，对戒、定、慧三学，无不究研。说明道岸也是一个既学律又习禅的僧人，对天台宗的禅定之学也很内行。道岸大师的这些特点，不可能不影响到年轻好学、本来就习禅的鉴真。
为鉴真授具足戒的戒师是著名的律学大师兼天台宗学人弘景(或作“恒景”、“宏景”)⑨。弘景和道岸一样，都曾奉诏入内供养为授戒师，为李唐王朝的皇帝授戒，在唐代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弘景大师比之道岸，他和天台宗的关系更为密切。中唐名士、和天台荆溪大师湛然颇有交往的李华，在其所撰《故左溪大师碑》文里追述天台宗法统时提到了弘景，说“宏景禅师得天台法，居荆州当阳。传真禅师”⑩。《宋高僧传》卷5“弘景本传”亦云：“释恒景，姓文氏，当阳人也。贞观二十二年(648)敕度，听习三藏，一闻能诵，如说而行。初就文纲律师隶业毗尼，后人覆舟山玉泉寺，追智者习止观门”。《佛祖统纪》卷10亦记：“禅师弘景，富[当]阳文氏。贞观二十二年于玉泉寺奉敕得度。依章安禀受止观，常诵《法华》”。这些记载都说明，弘景律师也是一位律学与止观兼通的高僧。不过，应该指出，《佛祖统纪》所谓弘景“依章安禀受止观”云云，并不准确。考弘景贞观八年(634)始出生，而章安大师(灌顶)早在贞观六年就已圆寂。自然不可能随章安大师学天台宗了。至于《宋高僧传》谓弘景“追智者禅师习止观门”，当然也不能作机械的理解。因为智者大师于隋开皇十七年(597)早已入灭，初唐僧人弘景如何“追”得到呢?这一点常识，博学的赞宁岂能不知!所以，赞宁的本意恐怕正如宗鉴《释门正统》卷7所说：弘景“入玉泉，追智者遗踪，修止观”而已。我们知道，弘景居住的荆州玉泉寺，原本就是智者大师晚年亲手创建，亲自说法的天台宗圣地之一。据记载，隋开皇十二年岁末，智者大师为答地恩，回到故里。次年，在当阳玉泉山创立玉泉寺，并在那里讲说《法华玄义》。开皇十四年，又在玉泉寺讲授《摩诃止观》。从而完成了天台宗思想体系的构建。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成长、修行的弘景，成为天台宗的学人或大德，实在是很自然的事情。考弘景在长安实际寺为鉴真授具足戒，事在唐中宗景龙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弘景“奏乞归山，敕允其请”，返回荆州原住寺院，事在景龙三年。这样算来，鉴真在长安追随弘景大师学习律学和天台教典的时间，也大约有一年左右的光景。
二
从鉴真师徒的弘法活动看，也和天台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甲、从鉴真师徒留下的很有限的一点文字资料看，鉴真师徒对天台宗祖师确实是情有独钟，万分敬仰。在鉴真不惜身命，下决心东渡日本弘法传戒的背后，甚至也有天台宗祖师化身威灵感召的因素在里面。天台宗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佛教宗派，创宗者虽为智者大师，但其学说的渊源，可上溯南岳慧思和北齐慧文，甚至远追印度的龙树。故而后世天台宗把慧文、慧思和智者大师，并称为中国天台宗最初之三祖。因为世传慧文的史料记载极少，加之慧文本人也无著作传世，所以在鉴真师徒直接留下的并不完整的文献资料中，人们也同样难以看到有关慧文的事情。至于慧思和智者大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现存的鉴真亲信弟子思托撰写的《大和上传》仅五千多字的逸文来看，思托对其后两位祖师，真可谓是景仰之至，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据笔者粗略统计：逸文提到慧思的大名处，凡十二见。涉及慧思的事迹，共七条；智者大师的大名凡九见。记载智者大师的事迹亦有五条。更值得注意的是，思托在传文中将慧思和智者大师并称为“二圣”，亦谓智者大师和慧思的另一位高足智勇，“并是圣人”。其对祖师的崇敬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又据思托《大和上传》记载：“其思禅师临将无常时，于[衡山]盘若台北石室中，举《法华经》、钵、盂、锡杖语弟子云：吾灭度后，向无佛处受身，教化众生”。天宝元年(742)，应日本僧人荣睿、普照之邀，鉴真本人在痛下东渡决心时，又特别提到了这件事：“昔闻南岳慧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当然，关于这件事，还是思托的《大和上传》记述得最为详明：
荣睿乃向大明寺顶礼和上足下，具论心事。……又舍人王子广学内典，兼游览经史，敬信佛法，慈爱人民，每希求传戒师僧来至此土。和上便云：远承昔有日本长屋王子，敬信心重，造一千领袈裟，附向本唐，供养众僧。其袈裟缘上绣四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又天台智者云：三百年后，我所遗文墨感传于世。大师无常，洎二百年。而今大唐国家道俗总大兴隆，圣人言语，未曾相违。其智者禅师是南岳思禅师菩萨戒弟子也。慧思禅师乃降生日本，为圣德太子也。……智者唐国分身，思禅海东化物。……和上乃命门人讲授戒律、人师法主者，命赴睿心，同向日本，万代传灯。
这段记载表明：鉴真大师之所以下决心应邀东渡传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属远追天台先祖慧思灵踪，前赴天台先祖往生之地，实践天台先祖遗愿的“师法主”的性质。或者说，其天台先祖慧思“海东化物”，“向无佛处受身，教化众生”的榜样力量，对促成鉴真做出东渡的决策起了相当作用。
乙、为掩饰秘密东渡日本的真实意图，鉴真他们选择以向天台山国清寺奉纳供养为出行的公开理由，似乎也并非偶然。鉴真师徒生活的唐代，朝廷对人们的出境活动限制很严，法律禁止人们随便渡航到国外。鉴真大师接受荣睿、普照邀请，发愿东渡弘法传戒，从性质上讲，是属于个人行为或者民间行为，不是经过朝廷批准或派遣的政府行为。所以在法律禁止国民出境的政治环境下，保守秘密，讲究策略，对于东渡的成功与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为掩人耳目，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鉴真师徒为他们的远行，想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云将供具往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不能不承认，鉴真率领庞大的僧侣使团暗渡东瀛，的确是一件需要慎之又慎的机密大事。所以，其起行的“理由”，必须堂堂正正，合乎情理。起码要让人听起来像那么回事才行。因此，我们认为，鉴真他们精心选择的去天台山国清寺奉纳供养的所谓“理由”，一定是和他们的宗派信仰相一致的。也只有两者完全一致，才不致引起别人怀疑。谁都知道，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祖庭。一大帮天台宗的信徒，带着大量的食品、香药、经像、器具等法物以及众多工匠，乘大船顺江而下，入东海，赴天台，奉纳供养，巡礼膜拜，似乎再天经地义不过了，还有谁会怀疑呢!如果是天台宗以外的其它什么宗派的信徒，那样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地乘船下江入海，去天台宗的祖庭朝拜，或奉纳供养，倒很可能引起人们的质疑，要问一个为什么了。所以，我们认为，鉴真一行东渡，对外声言“将供具往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云云，又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了鉴真师徒信仰天台宗的信息。
丙、鉴真一行第五次东渡，在东海遭遇狂风巨浪，舟船几覆，“人皆荒醉，但唱观音”。危难之时，口唱观音名号，以图解脱，亦是天台宗标志性的特点之一。关于观世音大慈大悲、寻声救难的种种说法，实际上也出自天台宗的宗经《法华经》。《法华经》卷7《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关于观世音的无边“法力”，《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也有不少描写，如说：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坠，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按照《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说法，观世音还有数十种化身。这些化身，能随缘应化，寻声救苦。正是由于《法华经》对观音菩萨无边法力的宣扬，隋唐之际，观音菩萨和阿弥陀佛一样，也成为民间流行的崇拜对象。所以，佛教史大师汤用彤说，“天台宗则因《法华经》故特奉观音菩萨，谓为救苦救难之菩萨也”。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还曾特制“请观音忏法”。这就使得观音崇拜实际上成了人们判别天台宗的一大标识。
丁、在鉴真大弟子法进撰《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鉴真师徒留下的唯一完整的一部著作——笔者注)卷5里，收录了一段嘉祥大师与章安大师、智者大师辩难、交往的有趣故事。该故事的倾向性非常鲜明，即贬抑三论宗宗师，褒扬天台宗宗师。故事略谓：某年，智者大师自京师回天台，路过越州嘉祥寺，时吉藏正在讲说《法华经》。智者入内听讲。少倾，吉藏命人论义，智者欲取如意发言，吉藏见智者裟破口讷，不给机会。智者出得寺门，告诉灌顶：“此人讲经邪僻极多，正义全少，汝可送我至寺，来此化取，将归见吾”。灌顶护送智者事毕，遵师命，返归嘉祥寺中，在吉藏那里听经论义。几经交锋，数度辩难，吉藏甘拜下风，惊问灌顶：“卿师事何人?”灌顶报言：“内供奉大德天台大师!前者至此听法，座主不肯与如意者是也”。吉藏闻此，倍自恳责：“我等愚痴，不识圣人。弟子沙弥，智慧尚尔，何况于本师!”“当时停讲，共其灌顶奔往天台。遥见大师，膝行肘步，涕泗流泣，泪下如雨。其大师每日二时升座为人说法，吉藏屈身犹如几凳，要令大师踏背上座，下亦如此”。不惟如是，法进在这个故事的最后，还特别声明，他自己手头就有智者大师的许多著作，如“大师《法华经玄疏》20卷、《大止观》10卷、《四教》12卷、《禅门》10卷……《行法华忏法》1卷、《小止观》、《六妙门》一卷”。并表示“乐欲学者，可来取本写之流通”。在这里，我们不仅清楚地看到了法进对天台宗祖师的态度，其手头天台教典的完备，而且也看到了法进本人俨然以天台宗传人自居的神态。
不仅如此，法进还在《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里，完全用天台宗学说讨论如何修持佛法的问题。例如其卷1云：
问：亦有人净心与一念相应，契会一切佛法与否?
答：若有凡夫菩萨，欲于一念中具足一切佛法者，应修中道正观。云何正观?若能谛观心性非空非假，而不坏空假之法，若能如是照了，则于心性通达中道，圆照二谛。若于自心中见中道二谛，即见一切诸法中道二谛，亦不取中道二谛，以决定性不可得故，是名中道正观。
虽然三论宗也讲“中道”、“二谛”，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法进所说的“于一念中具足一切佛法者”，即是天台宗特有的概念“一念三千”的通俗说法。在天台祖师智者大师看来，每一有情在其一念之中都存在三千法，即所谓一念三千，森然具备，法界本然，勿须更有依持。只是由于业感缘起，以致有隐有显而已。实际上，上引法进的这段问答，在智者大师为其俗兄陈缄而作的《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亦名《小止观》或《童蒙止观》)里都能找到相应的文字。当然，法进信仰天台宗，很难设想与他的师傅鉴真大师的传授和影响没有关系。
三
鉴真师徒应邀东渡的首要使命是传律授戒，帮助日本建立律仪规范，整饬日本佛教界的秩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鉴真师徒在日本弘法传教的实践活动来看，他们在传律授戒的同时，不仅直接弘传天台宗教典，而且在传律授戒的过程中，还每每表现出用天台宗教义改造律学传统的特点。
据《东征传》记载，鉴真东渡携带的佛教典籍主要有三类：一是律藏类典籍，因使命所在，此类典籍最多。计有戒律《四分律》及其单行僧尼戒本，律论《律二十二明了论》和唐代律宗三家的律学注疏共21部。其中最多的是道宣南山宗的著作，有《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戒本疏》、《羯磨疏》、《行事抄》、《关中创开戒坛图经》等等；二是天台宗章疏，有天台宗的开山祖师智者大师的《天台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四教义》、《次第禅门》、《行法华忏法》、《小止观》、《六妙门》共8部。可以说天台宗的基本经典，他们都带齐了。三是经藏类典籍，即最基本的几种佛教典籍，有《华严经》、《大佛名经》、《大品经》、《大集经》和南本《涅槃经》共5部；如果用天台宗的判教理论来分析，这几部经典又基本上和智者大师的“五时”说对应的经典相吻合。从这里可以看出，除了《阿含经》之外，其它“四时”佛说的重要经典，鉴真他们差不多都带了。再联系到鉴真师徒的信仰倾向，看来恐怕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应该是精心选择的结果。至于其它的典籍，除携带了三藏法师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之外，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了。
从日本方面的文献记载看，鉴真师徒在传律授戒的同时，也确实向日本的僧侣讲授过天台宗的经典。不仅如此，日本的不少高僧还一直把鉴真师徒视为天台宗学人。日本文献《唐招提寺缘起略集》谓鉴真师徒，“从三年(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八月一日，初讲读《四分律》并《疏》等，又《玄义》、《文句》、《止观》等，永定不退轨则。……兼和上(鉴真)天台教观，禀法进僧都、如宝少僧都、法戴[载]、思托等和上化讲天台，代代相承而于今不绝”。日本镰仓时代著名学僧凝然(1240-1321)在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中，对鉴真师徒在日本弘传天台宗的事情也作了间接的记述，说“鉴真和尚赍天台宗章疏而来，谓《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小止观》、《六妙门》等也。和尚门人法进、昙静、思托、如宝等，并天台宗学者也”。凝然甚至还称“鉴真和尚是天台宗的第四祖师”。另据日本师蛮(1626-1710)所著《本朝高僧传》卷57记载，鉴真弟子法进曾向日僧讲授“天台三大部”4遍，很受欢迎。由鉴真门人授戒，后来正式开创日本天台宗的最澄(767-822)，在他的《天台付法缘起》里也承认，“鉴真并门人法进等为弘天台之匠”。众所周知，最澄是日本天台宗的始祖，又是鉴真的再传弟子，最熟悉日本天台宗的源流传承，且其出生年份上距鉴真灭度不过三年，他的说法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
正由于鉴真师徒对于天台宗的深切信仰，所以鉴真在奈良东大寺开创的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个佛教戒坛上，就有了按照天台宗的学说理念，对南山律宗传统的戒坛设置方式进行大胆创新改造的举措。唐天宝十三载(日本天平胜宝六年，公元754年)二月，鉴真一行抵达日本不久，即在奈良东大寺卢舍那佛殿前，建立了日本国第一座戒坛。此坛凡三重，以表成就三聚净戒。初层为摄律仪戒法身清净断恶之坛，以表万善所依。第二层为摄善法戒报身修善智德之坛，亦即十师授戒的处所，用以显示报身的智慧，及其契人内证的法身和生起外用的化身，而圆成佛果之相。第三层为饶益有情戒化身慈悲恩德之坛。又因其高二寸，用以表示如来证二空，悟二谛，成二轮，慈悲超越二乘之义。在第三层上又安置了释迦、多宝并座之塔，以表示佛乘的尊严。根据巨赞法师的研究，鉴真大师设立三重戒坛的理论根据，还是源自智者大师的学说。如智者《菩萨戒经义疏》卷上云：
次三聚戒体者，律仪者，法戒仪则规矩行人，令人入道也。……大士誓心，不过止恶兴善。若不动身口，即是止恶，发戒防动。不动即是律仪戒，若应动身口，即是兴善。今发此戒，防其不动。摄善摄生，即是应动涉事，故开为两。取策励众善，依六度门称善法，起心兼物，依四弘门称摄众生。即是为人故动，下化众生，中修万善，上归佛果也。律仪多主内德，摄生外化，摄善兼于内外，故立三聚也。
巨赞认为，“这与鉴真大师的说[做]法是完全吻合的”。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戒坛第三重上法物安置的特别之处。本来，按照南山律宗祖师道宣的《关中创开戒坛图经》里的说法，戒坛的第三重上面，应该安立一种复釜形以放置舍利，在复釜形上再加宝珠，供养舍利，构成五重，表示五分法身。但是鉴真大师不采用这种传统的戒坛安置方式，而是在第三重上安立金铜的多宝塔，“塔内供奉释迦、多宝二佛并座之像，用以开示平等大慧之教，彰显不生不灭之理，证明一乘佛性的金刚宝成；或者说是表示一乘深妙、理智冥合之相”。
鉴真对传统的戒坛安置方式做出改变，其根据又何在呢?考诸内典，多宝佛塔的故事，实出之于《法华经》卷4《宝塔品》，大意是这样的：当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准备为弟子们讲说《法华经》的时候，有一个高大的七宝所成的佛塔，从地涌出，释迦牟尼佛当即用白毫光召请他方化身之佛，齐集耆阇崛山，并用右手指弹开七宝塔门。端坐其中的多宝佛，就分半座于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结跏趺坐。这就是鉴真在戒坛第三重上安放释迦、多宝二佛并座之像的由来。鉴真做出这种改变有什么象征意义呢?在我们看来，鉴真的本意恐怕还是在于宣扬崇奉天台宗的宗经《法华经》。因为《法华经•宝塔品》里说得非常明白，当释迦牟尼要讲《法华经》时，多宝如来塔“从地涌出”，又闻塔中传出大音声：“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法华经》，我为听是经故，而来至此”。释迦牟尼佛入塔坐定之后，即以大音声普告四众：“谁能于此娑婆国土，广说《妙法华经》，今正是时。如来不久当入涅槃，佛欲以此《妙法华经》付嘱有在”。由此可见，鉴真对南山律宗戒坛传统设置方式、内容的改变，不仅在于标榜《法华经》的义谛及境界无可伦比，说经机缘难得；而且恐怕还在于向人们宣示：他在日本国既要弘传戒律，又要弘传天台法华的心愿。
结  论
上述大量事实表明：鉴真早年出家修行的龙兴寺是具有浓厚的律学传统与天台宗传统的寺院;对鉴真最有影响的两位著名的授戒师傅道岸与弘景，都是律学和天台兼通的高僧;尤为重要的是，鉴真师徒在弘律传戒的同时，其言行思想、所作所为，也无时不表现出鲜明的天台宗取向特征，无处不散放出天台宗理念的光华。因此，我们似乎完全有理由认为：鉴真大师既是一位精通律学的律宗高僧，同时又是一位信仰天台宗的大德。如果仅仅认为他只是律宗高僧、律学大师，那是很片面的；如果仅仅认为他与天台宗有联系，或“热烈信仰”《法华经》，“对于天台宗是如何的心悦诚服”，那也是不到位的。
还应指出，像鉴真大师这样不拘泥于一宗一派的情形，在佛教界并非个别现象。像上文提到的扬州龙兴寺高僧法慎、鉴真的授戒师傅道岸大师和弘景大师、鉴真的弟子灵佑等人，莫不如此。再如，闻名中外的三藏法师玄奘，经律论无不精通，蕴蓄不拘一方，所学所译所传也远远超出了一宗一派的范围。这种跨宗派的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僧人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鉴真大师与天台宗关系的确定，对于破解鉴真爱好天台之迷，对于正确认识鉴真东渡弘律传戒，为什么会携带大量天台教典、以及在日本弘传天台宗教典等问题都会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而也为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和评判鉴真在日本佛教界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为正确认识和评判鉴真在日本天台宗兴起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基础。
（本文为湛江师范学院院级科研课题“鉴真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认为鉴真“本南山宗人，而兼习相部、东塔二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30页)；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附“鉴真简介”谓鉴真“是淮南江左有名的律僧”(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称“鉴真是扬州的名僧，律宗大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亦谓鉴真“从道岸受菩萨戒，学律宗教义”，“学究三藏，钻讨律学”。赴日后，“创建唐招提寺，传布律宗。为日本律宗创始者”(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3页)；《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说鉴真“后至京师，研究毗尼，数稔该通。返归故乡，大阐律部，芳誉流溢”(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59页)。
②吕激《中国佛教源流略讲》在讲说天台宗源流时特别提到了鉴真，他说天台宗在灌顶之后，“百多年间了无起色，只有灌顶门下恒景(律师，兼学天台——吕氏原注)的弟子鉴真，由于他最初传天台三部于日本，在后世还有些声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笔者理解，吕先生把鉴真放在天台宗里面来讲，实际上也表明了他对鉴真佛教宗属倾向的看法；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指出了鉴真与天台宗的关系，谓“鉴真东渡的主要目的是弘化佛法，传律授戒。……由于鉴真对天台宗也有相当研究，所以鉴真对天台宗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6页) ；我国现代佛教高僧、佛学家巨赞法师在《鉴真大师的律学传承》等文章中，举出一些事例，说明“鉴真师弟对于天台宗是如何的心悦诚服”。他还指出，鉴真依据《法华经》，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戒坛上安置多宝塔，表示他对于《法华经》的热烈信仰”(黄夏年主编《巨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234页)；日本学者安藤更生也曾明确指出，“因为鉴真信奉天台宗的缘故，带来的多为《法华经玄疏》、《摩诃止观》……等天台大师的著作，并加以介绍”([日]安藤更生《鉴真》(日文本)，日本吉川弘文馆1967年版第218页)。
③⑤《东征传》汪向荣校注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60、112页。
④《宋高僧传》卷14《唐扬州龙兴寺法慎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⑦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8页。
⑧《宋高僧传》卷14《唐光州道岸传》。
⑨“弘景”，亦作“恒景”、“宏景”。据笔者考证，日人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写作“弘景”，应为其本名。北宋初年赞宁奉敕撰修的《宋高僧传》作“恒景”，是为避宋之讳。因为宋太祖、宋太宗之父讳“弘殷”；有清乾嘉以降编纂的《全唐文》等作“宏景”，是为避清之讳。因为清高宗乾隆讳“弘历”。宋人多改“弘”为“恒”，清人多改“弘”为“宏”。
⑩《全唐文》卷319，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大正藏》卷49。
《续藏经》第130册。
董平《天台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东征传》汪向荣校注本第34、40、105、43、63、87-88页。
《宋高僧传》卷5《唐荆州玉泉寺恒景传》。
《东征传》汪向荣校注本“附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109页。
《妙法莲华经》卷7《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4页。
黄夏年主编《巨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6、224、234、215、223、223、215页。
《大正藏》卷46，参见董平《天台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智者大师的“五时”说，是依《涅槃经》里佛说的开展如同牛乳五味(乳、酪、生酥、熟酥、醍醐)的比喻建立的。智者大师认为，在佛一生的说法中，为了适应机缘的差别，或者施权，或者显实，可以粗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华严时。即佛最初向大乘菩萨讲述自己所觉悟的高深之法《华严经》的时期；二是鹿苑时。佛第一时所说《华严经》辞意高远，微妙难知，小乘根性之人不能领悟，故佛游鹿野之苑，专为小乘人讲《阿舍经》；三是方等时。讲大乘佛法《大集经》等，引导小乘人向往大乘；四是盘若时。讲《盘若经》；五是法华、涅槃时，此为佛说法的最后阶段，所说经典即《法华经》与《大涅槃经》。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l、102页。
《巨赞集》第211页。该句之后，有凝然原注，云“从天台取。若从南岳取者，是第五世”。
《妙法莲华经》卷4《宝塔品》。
（原载《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4期）
 

鉴真和尚与日本医药

蒋　华   朱　江

日本医学在明治维新以前，一般以汉医为主。汉医之传入日本于唐代尤甚。唐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尤以医药更为突出。当全盛时期，朝鲜、日本尝派遣留学生前来留学，并延聘学者赴日讲学。公元733年(开元21年)日僧荣睿、普照等，随日本遣唐大使丹墀真人广成来华留学，越十载(天宝元年)至扬州。时鉴真和尚在扬州大明寺讲律，荣睿、普照等邀请鉴真和尚东渡时说：“吾国在海之中，不知距此几千里，虽有法而无传法人，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非烛何见乎，愿师能辍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可乎?”鉴真便决然应允了。鉴真东渡日本，不仅带去了佛学、建筑、艺术，也带去了中国的医学。
鉴真精医，曾治愈日本光明皇太后的病。当时日本人对药物真伪的鉴别缺乏经验，鉴真为之辨正。鉴真东渡时曾携带大量药物香料等，仅据《东征传》所记载：“天宝二载(应为“年”)十二月东下时，除用物、法器外，带麝香20脐，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檀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等600余斤，又有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500余斤，蜂蜜、甘蔗80束”。天宝七载又拟东行，“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鉴真东渡，不仅为了传戒，而且把祖国医学传播给日本，所以日本人奉他为医药始祖。他曾撰有《鉴上人秘方》一卷，著录在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里；另外在《本草和名》以及《皇国名医传》等书里，都曾提到这本书，可惜现在已经失传了，但在《医心方》里面，还能找出三、四个方子来，兹介绍如下：
1、卷三《诃梨勒丸方》：“录验方云，帝释六时服诃梨勒丸方——右诃梨勒者，具五种味辛酸苦咸甘。服无忌，治一切病。大消食，寿补益，令人有威德延年，是名最上仙药。疗二十八种癖块。大便不通，体枯干燥，面及遍身黄者。痔赤白，下部疼痛，久壮热，一切心痛，头旋闷，耳痛重听。有身体痈疽，积年不瘳．痢不思食，淡冷。有胸中咳嗽，唇色白，干燥。澼小便稠数，肠胀痃气，初患水病者。疗声破，无颜色。色黄，肠内虫，脚气，上吐无力，肢节疼痛，血脉不通，心上似有物勇，健忘心迷，如是等皆悉涌除也。”
诃梨勒皮八分，槟榔仁八分，人参三分，桔皮六分，茯苓四分，芒硝四分，狗脊三分，豉四分，大黄八分，干姜十二分，桃仁八分，牵牛子十三两，桂心八分。凡十三味咀下筛，以蜜丸如梧子，服廿丸，食前以温酒或薄粥汁服乎，且得下利良。”
2、卷八《脚气入腹方》：“苏方水研紫雪，服之立下(今案紫雪方鉴真云：若脚气冲心，取少雨和水饮之，又可服红雨五、六两，又诃梨勒丸良)”
3、卷十九《鉴真服钟乳随年齿方》：“石钟乳其味甘温无毒，年廿者服二两，乃至五十服五两，六十以上加至七两，各随年服之吉，四十已下人，一两分为二服，五十已上一服一两，两别和面三两，搅溲面硬，溲作馎饦以五升铛中煮作六沸即熟，和酒令汁尽服之竟，以煖饭押之，七日已来，忌如药法等。”
还有《奇效丸》、《万病方》、《丰心丹》等等，都是鉴真带去的方子。一直到现在，日本部分地区还在沿用，几乎成为民间常备药。
现在就他仅存的几张方子试作一些分析：
服钟乳的方法，和释道洪的《寒食散对疗》有其渊源可溯。《脚气入腹方》和《支大医方》、《深师方》也有脉络可寻。至于诃梨勒丸的诃梨勒，便是交广的产物，鉴真在广州大云寺曾见过此树，并有所记载：“诃梨勒树二株，子大如枣(《东征传》)。李时珍云：诃梨勒，梵言，天主持来也。此物在肖炳的《四声本草》里，便说到它是舶来品，而在佛教经典里，是屡屡提到的。且中土有种种译名，如诃梨勒、呵梨勒、阿罗勒、诃梨怛鸡、榱梨得积，贺唎怛系等。”
诃梨勒，是中国南海以及西南亚诸国的产品，医疗效果很好，为佛家常用之药。鉴真所传的诃梨勒丸，以诃梨勒为主药，而佛典里对于诃梨勒，恰巧有那许多丰富的文献。在《东征传》里又特别提到，且经鉴真亲自携往日本，足见鉴真对于此药有深切的研究，也有丰富的使用经验。
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于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唐至德元年)六月二十一日，正当圣武天皇驾崩的七七忌辰，奉孝谦天皇与光明皇太后之命，珍藏了六十种汉药。这些汉药标本，直到今天绝大部分都在。按天平胜宝八年，正是鉴真在东大寺开始对—般人授戒时期，据《日中文化交流与鉴真》一文所载：鉴真一行到奈良，就受到天皇以下(其他官员)的大欢迎。东大寺造了戒坛，天皇及其他官员受了戒，又建立戒坛院(现存)，天平胜宝七年(公元755年)秋天，开始对一般人授戒。经过这个手续的，始成为国家公认的僧尼。……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鉴真得到“大和尚”的称号，于是卸却了以前他所担当的宗教行政的重任，专门负责士庶僧尼的教化。
由此可见，正仓院六十种汉药的收藏，与鉴真的活动是有一定关系的。他在日本撰的《鉴上人秘方》一卷虽已失传，可是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现存的六十种唐代汉药与《东征传》及《医心方》中所载对照有关鉴真携日的汉药，最少可以找出麝香、青木香、沉香、薰陆香、诃梨勒、毕钵、胡椒、蔗糖(以上见《东征传》)，紫雪、苏芳、大黄、芒硝、人参、桂心、(以上见《医心方》)等十多种药物(当然这只是有案可稽的十多种，而鉴真带到日本的，以及《鉴上人秘方》所涉及到的药物，是大大超过此数的)。而这十多种药，据日本学者渡边武研究，按药的功效可分为发汗剂、健胃消化剂、收敛止泻剂、缓和剂、振兴剂、下剂、驱虫解毒剂、强心剂、滋养强壮剂等十多种，而这些药“不仅用于特权者或贵族院，一般庶民也可普及”，那就无怪乎在江户时代日本药袋上还贴有鉴真的肖像了。因此，鉴真和尚精于医药，在日本人民中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据日本学者考证，正仓院所存六十种汉药中，产于我国华北的有麝香、朴消、蕤(音虽)核、小草、远志、寒水石、元青、青箱木、理龙石、龙骨、白龙骨、龙角、青石脂、赤石脂、钟乳床、肉苁蓉、人参、大黄、蔼蜜、甘草、芒硝、石盐、防葵、戎盐、狼毒等；产于华中有青箱草、禹余粮、太一禹余粮、雷丸、钟乳床、厚朴、芜花、猬皮、云母粉；产于华南有诃梨勒、桂心、鬼血、槟榔子、巴豆、蔗糖、治葛；产于南洋诸岛、土耳其、印度、拜耳萨(印度孟买邦一个城)、细(叙)里亚方面的有黑黄连、龙齿、木香，胡椒、毕钵、诃梨勒等。虽然这些药包括了中国本部及南海、西戎产品，但当时的扬州，是处在“扬一益二”的特殊地位，不仅是全国药品主要集散地之一，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这些药物从国内外集中来扬州，再由扬州携入日本，那也是很自然的。在僧皎然的《买药歌送杨山人》诗中，就明确地讲到扬州是有名的药品集散地。皎然诗云：华阴少年何所希，欲饵丹砂化骨飞。江南药少淮南有，暂别胥门(指苏州)上京口(指镇江)。京口斜通江水流，裴回应上青山头。夜惊潮没鸬鹚堰，朝看日出芙蓉楼。摇荡春风乱帆影，片云无数是扬州。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河间姹女直千金，紫阳夫人服不死。吾于此道复何如？昨朝新得蓬莱书。(见康熙时敕编，扬州诗局刊本《全唐诗》函十二、卷二、皎然诗：《买药歌送杨山人》)
鉴真和尚对于药物鉴别及验方的收集，作出了许多贡献，也是有他的渊源的。唐代的扬州，是全国药品主要集散地，尤其是番舶载来的外国药品颇多，对于它的品种、规格、功效、真伪等问题，在这广大的国际贸易市场里，是有一套传统的鉴别经验的。广陵(即扬州)人吴普的《本草》，胡洽的《百病方》，李含光的《本草音义》，以及李肇的《唐国史补》中提到的《白岑发背方》，即是唐代流传的中草药著作和验方。白岑发背方的传说在《唐国史补》里载道：“白岑尝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后为淮南小将。节度使高适胁取其方，然终不甚效。岑至九江为虎所食，驿吏收部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异之，写以传布。”
魏晋以来，佛教徒往往在治学修持的余暇也精研医药，著名的医僧有道洪、智斌、行矩、昙鸾等人。尤其是名僧支法存的《支大医方》，释僧深的《深师方》，可能给鉴真在收集验方方面以很大的启示。
总之，鉴真和尚是一位具有丰富医药知识技能的高僧，由于唐代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尤其是唐代医学的进步，药物和医方的发展，本草的品种大增，复方也更丰富。鉴真生当其时，受当时学术的影响，具备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加以他抱着不畏艰难，甘冒万险，甚至双目失明也不动摇，通过东渡而把中国的医药知识传布日本，这在中日友好史上，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原载《江苏中医杂志》，1980年2期)

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

王   勇

大约10年前，我提出“书籍之路”的概念，意在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新模式。①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一词由德国人李希霍芬(Richthofen，1833-1905)首创，用以指称两汉之际中国与中亚两河地区以及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进入20世纪中期，好事者不断为之添枝加叶，遂使“丝绸之路”四通八达．无所不至。这个学术词汇甚至沾染商业气息，逐渐变得名不副实了。
世界各地的文明内质既然存在差异，文化交流的形式就不可能划一。当西方人坚信丝绸是从“羊毛树”上采集而来时，日本列岛的先民已经开始养蚕植桑，生产丝绸了。追溯中日古代历史，我们发现持续性、大批量的丝绸交易未曾出现，其影响或许不及陶瓷。从根本上影响日本文明进程的，既不是丝绸也不是陶瓷，而是当时西方人大概不屑一顾的书籍。
倡导“书籍之路”之用意，在于论证古代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无论内容、形式，还是意义、影响，均有别于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简而言之，中国与西域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丝绸”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层面；而中国与日本的交流，则主要体现在以“书籍”为媒介的精神文明层面。前者虽然能暂时地、表面地、局部地装点某个地区的文明景观，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的文明内质；后者则可以积淀在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该民族创造文明的源泉。本文试图从“书籍之路”角度切入，探讨鉴真僧团携往日本的书籍以及这些书籍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
一、《大炎经》辨误
鉴真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既广泛又深刻，由他开创的律宗列“南都六宗”之一，在日本佛教史上意义重大自不待言，还涉及建筑、美术、工艺、书法、医学等，甚至有人把传播豆腐、香木、砂糖、纳豆、茶道、酱菜之类也算在鉴真的功劳薄上。鉴真东渡的结果，确实对日本文化有深远影响；如果回归到出发点，鉴真所传播的中国文化，可以从他的携带品中窥取端倪。
鉴真六次东渡，留下比较完整携带物品清单的是第二次和第六次。唐天宝二年(743)四月，第一次东渡因高丽(新罗)僧如海诬告而失败；同年十二月，鉴真率从僧十七名、工匠八十五人，再次从扬州出海。《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了他们当时携带的物品，这是一份罗列种种名物的冗长单子，诸本之间的差异颇大，兹据大正本引录与书籍相关的前半部分：
兼将……金字《华严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槃经》一部。杂经论章疏都一百部。［1］
这里4部金字佛经、100部经论章疏，构成鉴真的佛学体系，值得仔细考量。遗憾的是，经论章疏没有列出书目，无法窥其全豹。至于4部金字佛经，经与多种古写本校勘，发现“大涅槃经”4字诸本皆同，唯观甲本(即东寺观智院甲本，平安时代古写本)与诸本异：“大”和“经”之间为1字，合计3字。关于此3字，西崎亨、藏中进均录作《大炎经》②。那么，《大炎经》与《大涅槃经》又是什么关系呢?笔者曾经花费很多精力查找“大炎经”的来历。迄今没找到答案；还询问过中日两国的佛学专家，他们都表示从未听说过《大炎经》这部佛经。
然而经过仔细辨识观甲本的字体，终于发现一些线索。即被西崎亨、藏中进录为“炎”的汉字，下部确实是个“火”，但上部笔画有点奇特。《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在叙述鉴真第五次东渡时飘到海南岛，因南方炎热而得眼疾的一段中，也出现个“炎”字。比较这两个“炎”字可以发现：《大涅槃经》的“炎”字上部是个“火”，《大炎经》的“炎”字上部是个“七”。为了确认，笔者对观甲本的“火”字(包括偏旁)做了调查，最后一笔均为“、”，因而对“大炎经”的“炎”字产生怀疑。
“七”与“火”上下结构组成的“”，其实是个佛教中的俗字，意思就是“涅槃”(《今昔文字镜》)。表示“菩萨”的“”是个合形字，表示“涅槃”的“”大概是取意字。“涅槃”古作“泥洹”，汉译为“灭度”。《隋书》卷三十五即载有：“涅盘亦曰泥洹，译言灭度。”［2］佛经中“七火”是万物寂灭的根本原因，两者应该有词义上的关联。观甲本多用俗字，从《唐大和上东征传》可见“佛菩萨障子”的“菩萨”连笔写作“”。《大涅盘经》全称《大般涅盘经》，也可略作《涅盘经》，先后数译，传本繁多。仅大乘系统译本，存世的就有4种：法显译《大般泥洹经》六卷；昙无谶译《大般涅盘经》四十卷；慧观、慧严、谢灵运等编《大般涅盘经》三十六卷；会宁、若那跋陀罗译《大般涅盘经后分》二卷。此外，还有小乘系统的译本数种。鉴真准备携往日本的《大般涅盘经》，究竟是哪一种传本呢?
二、南本《涅盘经》
第二次东渡遇风浪受挫，货单所列物品自然没有带到日本。但以后几次东渡，所带物品大致相同。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天宝七年(748)第五次东渡时，“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1］。《唐大和上东征传》所列第六次东渡货单，是实际带到日本的物品，比照第二次东渡的货单，佛经多出《大佛名经》一种。兹据大正本引录如次：
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大佛名经》十六卷。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南本《涅盘经》一部四十卷。［1］
诸本著录的佛经品目互有出入，古写本如观甲本、观乙本、高山寺本均只列出《大方广佛花严经》、《大佛名经》、南本《涅盘经》，少了《大品经》、《大集经》两种，而且《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金字经。而各本完全一致的“南本《涅盘经》”，应该相当于第二次东渡携带的“金字《大涅盘经》”。
前面提到现存大乘系统的《涅盘经》共有4种，大正本记录的“南本《涅盘经》一部四十卷”，究竟对应于哪一种呢?法显译《大般泥洹经》为六卷，会宁、若那跋陀罗译《大般涅盘经后分》系二卷，卷帙明显不符，而昙无谶译《大般涅盘经》四十卷，卷数正好相合。据《高僧传•昙无谶传》，昙无谶(385-433)本中天竺人，婆罗门种出身，自幼习学小乘咒术、五明等，后遇白头禅师得《涅盘经》，遂改习大乘。南北朝时期，携《涅槃经》前分等入罽宾、龟兹，因二地多学小乘，遂东经鄯善至敦煌。北凉玄始元年(412)，河西王蒙逊迎入姑臧，师于此翻译《涅槃经》前分，其后赴于阗寻得《涅槃经》余品陆续译出。时北魏太武帝慕名迎请，蒙逊恐师之多术为魏所用，在其西归更求《涅槃经》后分的途中害之。昙无谶是北凉时期著名译经师，所译《涅槃经》世称“北本”，与鉴真携往日本的“南本”不符。
宋元嘉年间(424-456)，昙无谶所译“北本”传至南方，慧观、慧严、谢灵运等人因其文字简朴、分品粗疏，参照法显译本六卷十八品、昙无谶译本四十卷十三品，修订润色为三十六卷二十五品，世称“南本”。“南本”因文字流畅，品目分明，比“北本”更为流行。颜真卿《宝应寺翻经台记》赞扬谢灵运云：”以昙无谶所翻《大湟盘经》语小朴质、不甚流丽，乃与沙门范惠严、匡慧观依旧《泥洹经》共为润色，勒成三十六卷。义理昭畅，质文相宣，历代宝之，行于天下。”③由此观之，“南本”在唐代颇为风行，鉴真将之携往日本，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然而，“南本”应该是三十六卷，大正本却作“四十卷”。核对古写本，高山寺本作“四十卷”，观甲本在“四十卷”旁注“卅卷”，观乙本作“卅八卷”。看来古写本中至少有一个系统作“三十八卷”，依然比通行的“南本”多出2卷。
《涅槃经》分为前分、中分、后分，上述法显译本及“北本”、“南本”均缺损后分四品。《大般涅槃经后分》以“遗教品”起首，共分二卷四品，叙述佛陀的最后教诫以及入灭、火化、舍利供养等事。昙无谶、慧观、道普等人都曾努力寻求而未果，一直到唐初才由律师会宁前往天竺求得，麒德(664-665)年间与若那跋陀罗共同译出，于是全本《涅槃经》译事终告竣工。
综上所述，鉴真传入日本的不是子虚乌有的《大炎经》，而是三十六卷本的“南本”《涅槃经》；至于卷数为三十八卷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包括了唐代新译的《大般涅槃经后分》二卷四品。这个事例或许可以说明，鉴真带往日本的佛教书籍，代表着唐代译经事业及佛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天竺朱和等杂体书”
第二次东渡货单，仅列出4部佛经，经论章疏只是笼统地说“都一百部”，没有具体细目。第六次东渡货单则有43部经论章疏的书目。兹据大正本引录如次：
《四分律》一部六十卷。法励师《四分疏》五本各十卷。光统律师《四分疏》百二十纸。《镜中记》二本，智周师《菩萨戒疏》五卷。灵溪释子《菩萨戒疏》二卷。《天台止观法门》、《玄义》、《文句》各十卷。《四教仪》十二卷。《次第禅门》十一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明了论》一卷。定宾律师《饰宗义记》九卷。《补释饰宗记》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观音寺亮律师《义记》二本十卷。南山宣律师《含注戒本》一卷及《疏》。《行事钞》五本。《羯磨疏》等二本。怀素律师《戒本疏》四卷。大觉律师《批记》十四卷。《音训》二本。《比丘尼传》二本四卷。玄奘法师《西域记》一本十二卷。终南山宣律师《关中创开戒坛图经》一卷。合四十八部。［1］
稽考这些书籍的来由，追踪其在日本的流传经过，无疑是“书籍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恰如“丝绸之路”研究对象并不限于丝绸，“书籍之路”作为精神文明传播之路，传播文明的载体可定得宽泛些，除了成卷成册的书籍，书法、题跋、尺素、文案、简牍、图籍之类也应该纳入视野。基于此，我们注意到鉴真第六次东渡的货单中，还包括如下品目，亦据大正本引录之：
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行书三帖。天竺朱和等杂体书五十帖。［1］
“王右军”、“小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的书法对日本影响巨大，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问题是，与此并列而数量为“二王”作品十几倍的“天竺朱和等杂体书”究竟为何物呢?“朱和”看似与“王右军”、“小王”一样是人名，但如是唐人，则前面的“天竺”不可解；如果是天竺人，其姓名便有些古怪。
以诸本校勘，自东大寺戒坛院宝历十二年(1762)以后的刊本多同大正本，而古写本均不作“朱和”，如观甲本作“末和”，高山寺本作“未和”，高贵寺本作“耒和”等等。③看来此二字不仅困扰现代的学者，同样让平安时代以后的抄手、刻工犯难。如高贵寺本，写了“耒”觉得不妥，划去后添写“末”字；又如安藤更生藏本，在“朱”旁注“末”、“知”，难以取舍；再如《宁乐遗文》本，在“朱”旁注了“末”、“未”、“黎”3字。
“天竺”后面二字究竟是“朱和”、“末和”、“未和”，还是“耒和”、“知和”、“黎和”呢?观甲本在“天竺”与“末和”之间旁注“丿”，意思是“天竺之末和”，不知所云为何。从文意推断，“朱和”当与“天竺”并列，那就应该是个国名(族名)，因为后面还有个“等”字，表示“五十帖”包含其他国家的“杂体书”。
按照上述思路，这个千年谜团或许可以迎刃而解。在汉语中“靺鞨”与“末和”发音相同，著名地理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在《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书中有如下一段：“唐朝在正式政区范围外的部族地区设置了边州都督府，如东北设于室韦部落的室韦都督府、设于黑水靺鞨(mòhé末和)部落的黑水都督府及勃利州，设于靺鞨粟末部的忽汗州都督府(渤海)，虽然并没有实际统治这些地区，但确立的臣属关系维持了较长时间。”［3］其言当有所据。
如果以上分析和考证幸中，那么证明鉴真传播到日本的，不仅限于唐朝的文化，还包括当时的印度、渤海等西亚及东北亚其他民族的文化。
四、鉴真东传经书的影响
我们从第六次东渡货单可知，鉴真随身携带了数量可观的书籍，《唐大和上东征传》列出的限于上呈朝廷的部分，不包括私人保管的书籍。鉴真携带的书籍多为珍本或善本，在日本被奉若至宝。据《正仓院文书》记载，天平胜宝六年(754)四月五日，即鉴真进入奈良不久，《遗教经论》一卷便被外嶋院借出抄写。此外，法进私带的《禅门》、《六妙门》、《梵网经疏》、《诸经要集》等也出借给东大寺写经所。由此推测，鉴真携带的佛教经书，曾被反复传抄。
鉴真一行于日本天平胜宝六年(754)二月四日进入平城京(奈良)，住东大寺唐禅院。三月，敕使吉备真备到东大寺宣读天皇诏书：“自今已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德。”［4］四月初，东大寺大佛殿前立起临时戒坛，鉴真先为圣武上皇、光明太后、孝谦天皇授菩萨戒，接着为440余沙弥授具足戒。另有80余大僧舍旧戒而受新戒。五月一日，移天皇受戒的戒坛之泥土，在大佛殿西侧建造戒坛院，是为日本第一座公认的戒坛。其后鉴真师徒奉敕在关东的下野药师寺、西日本的筑紫观世音寺开设戒坛，此东西戒坛与奈良的中央戒坛合称“天下三戒坛”，构成全国性的授戒网络。《本朝高僧传•唐大明寺沙门鉴真传)载：
(天平宝字)五年春，真奏下野药师寺、筑紫现世音寺各建戒坛，充东西戒学也。真在唐时，梵僧遗以祗园灵土三斗，所筑戒坛，皆涂其土，而规制偏秉法于南山《图经》。［5］
所谓的“南山《图经》”，即唐僧道宣所撰《戒坛图经》，相当于第六次东渡货单中的“终南山宣律师《关中创开戒坛图经》一卷”，此书成为日本设坛授戒之圭臬。
鉴真赴日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律宗，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由于求学者络绎不断，而东大寺戒坛院不堪容收，遂奏请创建唐招提寺，以备“长传《四分律》藏、法励《四分律疏》、《镇国道场饰宗义记》、宣律师《钞》”，鉴真“度人逾于四万，如上略件及讲遍数”［1］，说明鉴真亲自讲授携带而来的佛经章疏。这些书籍在日本各寺院广泛宣讲，《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唐道璇律师请大和上门人思托曰：‘承学有基绪，璇弟子闲汉语者，令学《励疏》并《镇国记》，幸见开导。’僧思托便受于大安唐院，为忍基等四五年中研磨数遍。宝字三年僧忍基于东大唐院讲《疏》、《记》，僧善俊于唐寺讲件《疏》、《记》，僧忠慧于近江讲件《疏》、《记》，僧惠新于大安塔院讲件《疏》、《记》，僧常巍于大安寺讲件《疏》、《记》。僧真法于兴福寺讲件《疏》、《记》。从此已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中。如佛所言：‘我诸弟子展转行之，即为如来常在不灭。’亦如一灯燃百千灯，瞑者皆明，明明不绝。”［1］
鉴真熟读佛典，勤于写经，《唐大和上东征传)说他“写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1］，当非虚言。正因为有如此背景，许多佛教经典鉴真能够背诵。《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七年(763)五月六日条《鉴真卒传》云：“于时有敕，校正一切经论。往往误字，诸本皆同，莫之能正。和上谙诵，多下雌黄。”［6］可知，鉴真虽然双目失明，但能“谙诵”，纠正日本抄本中的“误字”。
五、日本天台宗创建契机
鉴真率领的僧团，严格地说属于律宗，但同时与天台宗关系密切。这不仅因为鉴真携带的书籍中，包括天台宗最主要的经典，而且随行的很多弟子精通天台教义。如凝然在《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称：“鉴真和尚是天台宗第四祖师。……随来弟子法进、昙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十四人并是智解名哲，皆兼台宗。”［7］又云：“和尚门人法进、昙静、思托、如宝等，并天台宗学者。”［7］
凝然(1240-1321)为镰仓时代最著名的学僧之一，又是东大寺戒坛院的长老，因精通各个教派而享誉“八宗兼学”，他对鉴真师徒的评价必有出处。兹以鉴真的首代传人法进为例，他随师抵达日本后，撰著了《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注梵网经》、《东大寺受戒方轨》、《沙弥经钞》等，这些著作带有明显的天台宗色彩。
关于《注梵网经》，凝然在《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评述：“法进僧都注《梵网经》，全台宗。”［7］说他用天台宗的观点来注释《梵网经》。《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也频频征引《法华经》等天台宗经典，岛地大等据此认为法进的宗教思想立足于天台止观：
法进在批注小乘律时，大量援引大乘经律论，用以庄严自己的观点……他的宗教思想根据究竟何在?不言而喻。他完全立足于天台止观．据此统一引述的诸经论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中引用的大乘经律论，分别用来修饰法进的根本教学。《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只不过是招致人天果报之律，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根据和哲学根据，唯有天台止观。［8］
《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卷五)大段叙述天台宗开祖智顗的逸话，文后罗列智顗的著述目录，还加上如下注文：“并法进边本，乐欲学者来取本，可写之流通。”［9］说明法进身边有不少智顗著作．欢迎有志者借取，以助抄写流通。
所谓“法进边本”，即指东大寺戒坛院藏本。这些天台宗的书籍，由鉴真传给法进，习惯上称做“鉴真将来经”，与传教用的律书有所不同，推测是鉴真作为个人信仰带往日本的。正因为这样，鉴真没有在日本正式传播天台宗，这些天台经疏“以物机未熟，缄封无传于世”(《参议伴国道书》)。⑤［10］
然而，随着最澄的登场，情况出现巨大变化，“缄封无传世”的天台章疏遂得大放异彩。《参议伴国道书》接上文写道：“后至延历年中，比睿禅师才见义超诸宗，而就东大寺写《玄义》、《文句》、《止观》、《四教义》等。”［10］《元亨释书》亦云：“夙智所撼，以不见台教为恨。适于南京写得《玄义》、《文句》、《止观》、《四教义》、《维摩经疏》等，是鉴真之带来者也。”[11]《睿山初祖行业记》记载最详：
延历四年，游心大乘，遁身山林。被《起信论疏》并《华严五教》，中尚天台指南。每看此文，不觉涕泪。恒叹未遇其教。偶值知法文所在之人，乃抄写智者大师所说《圆顿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各十卷，《四教义》十二卷，《维摩广疏》三十四卷。是故唐鉴真和尚所请来也。和尚是智者大师第五代传法弟子，适得披闲，钻仰日切。［12］
如上所述，最澄与天台宗的邂逅，完全通过“鉴真将来经”，亦即最澄在东大寺戒坛院受具足戒时，得知该院藏有天台经疏，于是发愿抄录研读，遂得开蒙，为日后开创日本天台宗埋下契机。最澄在《注金刚錍论序》中追溯本宗起源：
远仰上宫太子，近凭过海和上，建立此宗，报谢此德。我国佛弟子，谁忘二圣之恩者?［10］
此处“上宫太子”指圣德太子，“过海和上”指鉴真，说明鉴真东渡与日本天台宗开创具有因果关系。最澄在东大寺戒坛院受戒时，担任戒和上的是如宝。如宝俗姓安，原为胡国人，随鉴真赴日，宝龟九年(778)法进去世后，成为东大寺第三代戒和上。看来如宝继承师业，不仅妥善保管天台章疏，而且与法进一样，“乐欲学者来取本，可写之流通”，为天台章疏找到了最合适的传人。
最澄与天台宗的邂逅，还与法进密切相关。他在《天台付法缘起》(三卷中)叙述：“大福律师，先入和国，乃传圆明，利益有情；白塔僧统，后游日本，复传圆义，开佛知见。所以，大安唐律，注《戒经》于比苏；东大僧统，注《梵网》于唐院。”［7］文中的“大福律师”和“大安唐律”为同一人，即洛阳大福先寺(来日后住大安寺)道璇；“白塔僧统”和“东大僧统”也系同一人，指扬州白塔寺(来日后住东大寺)的法进。从《天台付法缘起》的措辞分析，最澄阅读过法进的《注梵网经》，而《注梵网经》以天台止观为圭臬已如前述。
佐伯有清通过分析最澄《愿文》的熟语出典，得出如下结论：最澄在撰写《愿文》时尚未熟读智顗《摩诃止观》和《天台小止观》，《愿文》中多处引用《摩诃止观》和《天台小止观》的文句，应该是从法进的《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转引而来的［13］。
综上所述，鉴真东渡虽然发生在奈良时代，但其影响波及到平安时代以后。鉴真虽然于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圆寂，但他的事业却经弟子们发扬光大。鉴真师徒作为一个传播文化的集团，其作用不限于授戒传律，而且促使日本天台宗的开创；其遗产也不囿于佛教，对日本文明整体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安藤更生所说：“日本人直到今天，依然在很多方面沐浴着鉴真和上的恩惠。”［14］鉴真对日本文化形成的深远影响，大概远远超乎他本人的意料，因为鉴真圆寂之后，他培养的弟子依然在从事他未竟的事业，他携带的书籍依然传递着中国文化的信息。

注释：
①有关“书籍之路”的基本观点，参见笔者《“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一文，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5期。
②参见西崎亨：《〈唐大和上东征传〉之研究》（非卖品，1973年）第9页、藏中进：《〈唐大和上东征传〉之研究》（东京：樱风社，1976年）第585页。
③唐僧元康在《肇论疏》中对谢灵运的修治加以肯定：“谢灵运文章秀发，超迈古今，如《涅盘》元来质朴，本言‘手拖脚踏，得到彼岸’，谢改为‘运手动足，截流而渡’。”
④高贵寺本未见，据安藤更生译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京都：便利堂，1964年6月，第24页。
⑤《元亨释书》载：“胜宝之间．鉴真挟台宗章疏而来。时无伟器，函藏而已。”其义略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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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师蛮．本朝高僧传：上册[M]．东京：佛书刊行会，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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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铃木学术财团．大日本佛教全书：第62卷[M]．东京：铃木学术财团，1972．
[8][日]岛地大等．东大寺法进の教学に就て[A]．根本诚二.奈良时代の僧侣と社会[c].东京：雄山阁，1994．
[9][日]铃木学术财团．增补改订日本大藏经(第40卷)[M]．东京：讲谈社，1974．
[10][日]佛书刊行会．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25册[M]．东京：名著普及会，1979．
[11][日]虎关师练.元亨释书[M].东京：吉川弘文馆，2000.
[12][日]佛书刊行会．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26册[M]．东京：名著普及会，1979.
[13][日]佐伯有清．若き日の最澄とその时代[M].东京：吉川弘文馆，1994．
[14][日]安藤更生．鉴真[M].东京：吉川弘文馆，1967.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2007.5）
 

唐鉴真和尚与日本艺术

常 任 侠

中国和日本在文化上有极密切的关系，在艺术的诸领域都有显著的表现。特别是在公元八世纪的奈良时代，中国的艺术技法样式和美术制成品，大量传进了日本，导致日本美术与中国美术结成了兄弟般的血缘，在东方具有相类的风格。虽然中日两国各有其民族的特点，但大体上却有不少共同之处。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的是当时佛教与佛教艺术。而崇信佛教的大德们：法师、律师以及为佛教服务的建筑师、雕塑师、画师们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在这些人当中，鉴真和尚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今年恰值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中日两国佛教界与文化界都发起纪念。这正是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的胜举。
鉴真生于我国封建文化极盛的唐代，他传戒讲律的中心地区扬州，不仅是六朝隋唐以来的经济文化重镇，而且还是当时东方的国际都市，为各国文化汇合的一大中心。鉴真由于掌握了许多当时的文化成就，并团结了一批有专业造诣的工技人才，他的东渡弘法事业，就是以僧团组织的形式，用集体的力量，把盛唐时代高度成熟的文明介绍到日本去。通过他个人崇高的德望，精深的学养和坚强的意志，十分圆满地完成了那一时代使命，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
据鉴真传记，他自开始东渡，即率有玉作人、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常近百人；末次东渡，也有这些艺术名工参加。他把盛唐时期的艺术成绩，有计划的介绍了过去。
仅就鉴真这次东渡所带的珍贵文物种类件数来说，日本史学家们公认，给日本文化艺术以深刻的影响。首先是绣像、雕像、画像、金铜像等，给日本的造像与佛画艺术提供了取法的样式。其次大批的唐代写经传入日本，给日本的写经书法，做了楷模。其中还有《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行书》三帖，献入于宫廷。我们知道，日本在白凤与天平时代，皇室盛倡学习王右军书法，蔚为一代的风气。日本的书道，飘逸多姿，即植基于这个时期。今日本所传《御物丧乱帖》，为正仓院藏宝之一，铁画银钩，笔笔精到，在右军书中，应列上乘，或即此时输入之物。当时日本学习王书，为书道的主流。日本遣唐留学生也多学王书，王书真迹流入日本，自当成为学习书法的准绳。又鉴真在扬州时，曾请经生写一切经三部，此次携赴日本的佛典，数量也很多，而日本写经颇有唐风，或即受此感染。鉴真对于日本书道艺术的推进也应是有功的。试观鉴真在日本所营造的“唐招提寺”门额(传为孝谦女王所书)，即系王右军书体，可见其崇尚之一斑。
在天平时代及其以前，有不少日本高僧来中国求法，也有不少中国高僧赴日本弘法。由于这样的文化交流，大唐文化与日本文化结成了不解之缘，蔚成日本天平时代灿烂的文化。鉴真和尚的功绩，虽然只是其中的一分，但却是异乎寻常的。日本泷精一博士在论《天平时代之艺术》文中说：“唐僧之渡日者，以鉴真和上的气魄最豪。”这绝不是过誉之言。
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对天平文化作出了很多杰出的贡献。除佛学外，首先是艺术。其中包括寺院建筑，佛像雕塑和壁画。鉴真带去的艺术家们，正是盛唐培育出来的人才。他们在日本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奈良，发挥了我国唐代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水平。艺术风格精湛而宏伟，富于写实性，比过去传到日本的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式也有了显著的不同，因而更快的促进了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
鉴真初到日本住在东大寺，寺为日本奈良朝皇家首刹，其中卢舍那佛尤宏伟精好，为唐代雕像技法东传的第一杰作。据《东征传》载，公元七五四年正月，入唐副使大伴古麻吕，与鉴真的造佛工一同到达日本。次年十一月塑造成二丈五尺千手观音像，安置在东大寺讲堂。公元七五六年六月，日本圣武天皇遗物向大佛献纳，有献物帐，是为正仓院的滥觞。这年作成了佛像百铺，卢舍那佛、观音各一铺，纯金观音一躯。到公元七五七年，制成东大寺大佛殿东西壁的圣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像织成图帐。这些工作，可能有鉴真和尚所率领的艺术家们参与。东大寺的献物，也可能有鉴真带去的珍品在内。在同年十一月，日本皇室把新田部亲王的旧宅、备前国水田一百町，赐与鉴真，因之建立了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中的金堂，据传为随他剃度的弟子少僧都如宝所建。据日史称，文禄五年(一五九七)秋闰七月，近畿大地震，唐招提寺的古建筑多数倾圯而金堂无恙。这是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一座建筑。除金堂外，唐招提寺的讲堂，也还是当时的遗物。
金堂内所保存的佛像，有的完成于鉴真生前，有的为鉴真弟子所创造，还有不少留存下来。这些造像都能代表当时最进步的艺术成就。
首屈一指的是金堂中央卢舍那大佛坐像，为日本现存古艺术品中最大最宏伟的干漆夹纻造像。像高十一尺二寸。据平安朝初的《古寺记》，为鉴真弟子义静所作。但一九一八年修理本像时，于台座发现有这样一行墨书铭文，“造漆部造弟麻吕、物部广足生、沙弥净福”等各异的笔迹，书体有天平时代的风格。这三人大概是辅助义静完成的。
干漆夹纻造像法，据我国历史文献所载，初见于东晋时，戴逵于招隐寺作夹纻行像五躯，与师子国(锡兰)所进玉像，顾恺之所作维摩图，并称三绝。又东晋时尚书何充，作泥像七龛，年久毁损；唐沙门智周，于流水寺重加漆布丹青，变泥像为夹纻像。又如意元年(六九二)，武则天把嵩山少林寺普光佛堂神王像两躯，迎入宫中，改为脱胎夹纻像。初唐盛唐之时，此法盛行京洛，后遂传入日本。据《唐招提寺记》说：“以龛造之，以布及漆重十三返云”。从这尊卢舍那佛造像看，它的技法达到非常圆熟的程度，远非同时其它造像所能相比，大概是盛唐时期新传去的方法。这尊像的面部，庄重肃穆，给人以浑厚的感觉。这是盛唐雕塑的特殊风格。试与敦煌盛唐期彩塑或龙门唐代石刻造像相较，可知其具有同一的优美作风。
佛像的头部和全身作比例，似嫌稍大，颈部亦觉太短。但此像丰颐广颊，肌肤盈润，全体构图非常谐和，因此使人不觉它的缺点。古语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正是唐塑所追求的美学准则。它的各个细部都很精致，颜面手指以及胸部，线条柔和洗练，达到完善的要求。若从侧面看起来，更觉优美。这尊大佛造像，可以说是盛唐造像技法东传的杰出代表作。
其次是金堂的药师如来立像。据《寺记》说是如宝所造，一说是思托或军法力所造。也是一尊夹纻造像，并贴金箔装饰。
此像大概是在本寺初建时期所造，与卢舍那佛和千手观昔菩萨，并为三尊古艺术品。此像雕造手法，优雅丰丽，一望而知为盛唐作风。大概是奈良朝后期传入日本的新样式，与前期的遗像，形态厚重而缺乏秀雅者不同。初唐作品，仍承隋代的艺术余绪，所以传入日本，也是一脉相承。到盛唐时期在艺术上有了新的创造，虽雕造佛像，必须遵守一定规范，但艺术家们常是以自己的美学观念进行工作的。佛像造型，只要无背于大体，也能有所变通。盛唐的新风格，也体现在这尊高达一丈二尺二寸的立像上，并可以说是这时代少见的巨大遗品。它的两手和两袖以及自腹部下垂的衣纹，都显出一种柔和的质感。这种技法，在印度的佛教造像中，很难找到相同的例子；但在中国佛教造像中，却常常见到。日本古代的佛教造像术，初传自百济、新罗；次之，盛唐时期的造像术与艺术家直接传到日本。于是中国、朝鲜、日本在造像艺术上，成为一个系统。
金堂内的千手观音菩萨像，是一尊高达一丈七尺六寸的夹纻造像。上涂薄漆，再贴金箔。此像与上述两尊造像都相传出于鉴真弟子之手。此像头部有十一面，又有千手持各种法物，表现出非常高的技巧。观音面部丰颐广颊，与该寺药师佛相似。在形态上各部颇为均衡。面部、眉部、胸部、腰部都有适当的比例，特别是千手罗列，使它能布置得变化多样，非有特具的匠心不可。在其外层较长大的四十二只手臂上，有着各异的手势，各法物的持法也不相同，造像者的思考力实在是使人惊异的。观音造像与药师如来造像，都有优美的背光，尤以观音像背光的精工镂刻，直可与印度笈多时期最优秀的佛像背光相媲美;三尊像的背光上都绘有唐草与火焰抱珠图案，为唐塑中所常见，虽然多已剥落，但其匀整与典丽的作风，犹可想见。这正说明天平时代艺术所受于盛唐艺术影响的深厚。   
金堂除此三像外，尚有梵天像、帝释天像及四天王像，风格大致相同。四天王的面部，威猛慑人，在唐塑护法金刚中，也有此类面型。
唐招提寺有一更可宝贵的作品，即鉴真和尚坐像。此像在舍利殿西北隅开山堂中。高二尺七寸，是一尊等身大的干漆夹纻像。据《东征传》记载，这像是唐僧思托在鉴真生前作，不仅富于写实的技法，而且表达出这位盲圣的坚毅沉潜、凝神内观的精神世界；由于他长期接触群众，神态严肃而面含笑容，温和可亲，造像的线条也显得很柔和，衣纹甚浅，使人对之有柔和的质感。日僧义澄《招提千岁传记》说，“尊颜和雅而犹笑也。”这种技法是形神兼到的艺术。唐塑生人像传世甚少，这像在中日美术史上也是一件重宝。
最后有关鉴真和尚的《东征绘传》也在此略述一二。此画叙述鉴真的生平事迹，用日本“绘卷物”的形式，全画五卷，纸本，着色，卷子装，共长二十余丈。永仁六年(一二九八)画工六郎兵卫入道莲行作，为镰仓时代的作品。这是有关鉴真和尚的唯一的绘画，与《东征传》互相参证，可以把鉴真的一生更加具体而形像的表现出来。在镰仓时代，盛行“绘卷物”，其同类作品，有圆伊的《一遍上人绘传》、《春日权现验记》、《石山寺缘起》、《法然上人绘传》等绘传，与此卷创作之年，前后相接。在画风上带有宋元时代的风格。这个画传内容，开始于鉴真十四岁时，画中想象出不少中国景物的画面。在镰仓时代，中国宋元画风传入日本，很快地便被日本画师所接受，其中充满着宋元画派的笔趣，这是可以理解的。按日本早期的美术，到奈良时代受到唐画的熏染，起一巨大的变化。日本奈良朝的“唐绘”，成为当时学习的典范。其初多是佛教画，即显教、密教的佛像与坛仪以及高僧祖师像，谨严写实的技巧，奠定了日本人物画法的基础。由“唐绘”而产生“大和绘”。唐绘题材，多关宗教，大和绘题材，渐及世俗。从大和绘的基础上，发展出“绘卷物”，是一种连环图画的形式，有文有图，叙述一件故事或风俗，其初源于上图下文的《过去现在因果经》到《源氏物语绘卷》的绘画，文字与绘画分段相间，已经类似小说的插图了。《鉴真绘传》，也是采取这一形式。不过画风随时代而变，日本从奈良到镰仓时代，相当于中国由唐而至宋元，两国画风的变化，也是息息相通的。
中国人民深深感谢日本人民把唐招提寺及其无比精美的雕像文物保存了一千多年，使我们今天还能大体完整地窥见我国盛唐时期在建筑雕塑方面的高度艺术成就。它们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遗产，是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标志。我们的祖先通过亲密合作创造了这一批无价的文化瑰宝，今天我们也一定要通过亲密合作把它们永久保存下去，决不能让它们受到任何破坏与威胁。而且我们一定要通过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使我们同根同气的艺术得到发扬光大。这便不能不要求我们文化艺术工作者把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保卫和平事业紧密地连系在一起。当此纪念鉴真和尚的时候，追想他在缔结我们两国文化友谊方面经历的艰苦和成就的伟大，我们将更加坚决地、更有信心地把我们共同的责任担负起来。
（原载《鉴真纪念集》鉴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委员会，1963.10）
 

鉴真东渡对汉字、汉诗东渐过程的影响

吴  献  中

大唐高僧鉴真以高瞻远瞩的卓识、百折不挠的毅力、九死一生的信念，六次东渡扶桑终获成功，成为日本佛教律宗的开山始祖和早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千百年来，鉴真受到万世景仰和千秋纪念，他的历史功绩永垂史册。本文就鉴真东渡对汉字、汉诗的东渐所产生的影响作些探讨，并就教于方家。
一
一衣带水的日本与华夏大陆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一、二万年前，日本陆地曾与东亚大陆紧密相连。经过长期激烈的地壳运动，海平面上升，东海陆下沉，才逐渐与大陆分离而成为孤岛，并且进入了日本史称的“绳文时代”①。
这个结论早已被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以及古生物化石考古发现所证实。如日本北海道曾发现过猛犸化石。而我国华北、东北等地区也发现过这种动物化石。前不久在我市宝应境内也发现一具长达3.7米的猛犸象牙化石，年代也在一万年左右。这具化石与北海道的猛犸化石是否属于同一种属，还有待于考古专家的鉴定。然而这类大型动物化石的发现，说明日本与东亚大陆之间，是因陆地相连，否则这些庞然大物是不可能囚渡或运载到日本去的。
中国的汉字起源于公元前40世纪至公元前21世纪，形成体系于公元前16世纪②。据专家研究考证，中国汉字传入日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可能和中国器物的传入有关。在日本山口县冲之山松原遗址曾出土过大量秦代和汉代的铜钱，币面均有小篆体的“半两”和“五铢”字样。在长崎县境内弥生时代遗址中也出土过铸有“货泉”二字的铜钱，为中国王莽时代铸造发行之物。此外，在日本福冈县、佐贺县出土的弥生时代的文物中，还有不少来自中国的铜镜，称之为“汉式镜”，上面同样铸有“见日之光，长毋相忌”、“长宜子孙”、“寿如金石”的汉字，属于西汉之物。有的铜镜上还镌有《楚辞》诗句③。带有汉字的实物也有的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日本。据《后汉书》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后汉书》的记载是否可信，史学界一度存疑，直到公元1794年才被佐贺岛出土的一枚金印所证实。发现者是一位挖地的农民。印文镌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小篆字④。对于这枚金印的真伪，在日本又存疑了200年。十分巧合的是，公元1981年2月，在中国扬州甘泉乡老山村也有一位农民（女）在翻地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枚金印。据日本考古专家鉴定，这两枚金印在大小、形制、印文字体及刀法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为汉代金印无庸置疑。这两枚金印的偶然发现，却相互印证了中日两国交往的一段历史，实在是天遂人意，千古佳话!
以上说明，远古时代，中国汉字只是通过民间或官方的渠道零星地传入日本。以后，随着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及日本岛交往的频繁，大批“渡来人”登陆日本，特别是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携《论语》、《千字文》等汉籍到了日本，开创了汉籍东传的先河，使日本人强化了汉字观念，为后来汉字在日本的发展做了铺垫⑤。
如果说汉籍读物的传入促进了日本高层对汉字的学习，那么佛教经典的大量传入并逐步与日本语言文字相结合，才使学习汉字的阶层进一步扩大。鉴真东渡的奈良时代，中国唐朝盛行的六大佛教宗派相继传到日本，对汉字的传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其中鉴真大师的贡献尤为突出。鉴真是精通佛教的高僧。他第六次东渡日本前，在带去的大量物品中有各种佛教经书30多部500多卷，还有王羲之父子真迹行书4帖，天竺、朱和等杂体字50帖。这么多汉字经书带到日本，对汉字、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推动。以至在公元八世纪催生了日本文字的创制。“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汉字偏旁而创制的楷书字母，平假名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体而创制的草书字母⑥。”
鉴真东渡前，日本虽有佛法而无传戒高僧，故荣睿、普照等赴扬州大明寺躬请鉴真东渡弘法。鉴真到达日本以后，不负重望，不仅为太上皇、皇太后、天皇、皇太子、文武百官以及400多名沙弥授戒，而且新建了唐禅院、唐招提寺，为外来僧侣提供食宿方便，四方佛徒云集于此，学律受戒，抄写经书，学习汉语等各种文化知识，学人之多，盛极一时。
唐代以前，汉字、汉文化在日本始终为上层统治阶级所使用，与一般平民远离。唐代以后，特别是鉴真东渡日本弘法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中下层阶级也能接触汉籍，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日本政府还在京都设立一所大学，专供五位以上官员的子弟接受汉文化的教育。就在鉴真东渡后的第四年，即日本的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四月，政府还颁布实施《养老律令》，并规定每户都要备《孝经》一册，从而使汉籍进入寻常百姓之家⑦。
鉴真东渡对汉字东渐的影响，不仅力行于生前，而且还波及于身后。鉴真圆寂后，先后有其弟子思托和日僧淡海三船（真人元开），用汉文撰写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和《唐大和上东征传》。在当时尚未发明印刷术的情况下，这些传记在各寺庙间的流传只能靠手的传抄，仅《东征传》就有过十几种抄本流传⑧。这些，对汉字的传播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
随着中日两国交往的不断扩大，汉字被大量引入日本，数量惊人。日本《大汉和辞典》收录的汉字多达5万个。直到1981年，日本政府制定的《常用汉字表》，仍有1945个汉字及166个人名用字。而JIS（日本工业规格用字）则有汉字7000余个⑨。汉字的大量使用，汉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得好学上进的日本民族，有了更多学习和掌握中国文化的自由。于是，汉诗便在日本应运而生。与鉴真同时代的日本留学生、学问僧中就有许多人会写汉诗。其中16岁就来中国留学、留唐入仕55年客死长安的阿倍仲麻吕（晁衡）就是作汉诗的高手，被誉为“日本的李白”。鉴真第六次东渡时，他曾被批准回国，写下一首惜别诗，诗中写道：“衔命将辞国，菲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友人。”
然而天公不作美，阿倍仲麻吕乘坐的第一船因海风大作又被吹回到越南，登陆回到长安，从此终身仕唐。
根据史料考证，日本的汉诗始创于天智天皇时期（668-677），而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于751年，收录作品120篇，集中展示了日本上古时代汉诗的成就。但这一时期的汉诗作品，内容大多描写宫廷生活和贵族酒宴之欢，格调不高，只有少数作品较为突出，其中有释辨正的《遇朝主人》写道：“钟鼓沸城闉，戒藩遇国亲。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⑩。”这首五言诗读来尚有一些汉风唐韵。
鉴真东渡后的十年，正值奈良时代（710-794）中期，汉学和汉诗十分盛行。鉴真及其弟子置身其中，无疑会参加到这场大合唱中去。关于鉴真是否有过诗歌创作，目前因缺少史料难以断定。不过从《东征传》的记载来看，鉴真是很有写诗天赋的。当荣睿、普照第一次到扬州大明寺延请他东渡时，鉴真借传闻所言，吟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四句偈语，即可看作是一首文意俱佳的四言诗。诗句即使不出自鉴真之手，也出自鉴真之口，是很可以说明鉴真的诗人情怀。
在鉴真的弟子中，富有诗才者也不乏其人。跟随鉴真东渡长达20年的贴身弟子思托，即是一位有着较高文学素养的僧人。他不仅写下记录鉴真六次东渡全过程的传记以及《延历僧录》，而且还写下不少诗歌，流传下来的一首《五言伤大和上传灯逝》写道：“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东。戒香余散馥，慧炬复流风。月隐归灵鹫，珠逃入梵宫。神飞生死表，遗教法门中。”
鉴真的另一位弟子法进也会作诗，他也有《七言伤大和上》诗一首：“大师慈旨契圆空，远迈传灯照海东。度物竹筹盈石室，散流佛戒绍遗踪。化毕分身归净国，娑婆谁复为验龙。”
鉴真弟子们所作的汉诗可能数量不是很多，艺术水平也有限，但他们的汉诗创作必然会在日本文学界特别是佛教界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研究日本历代汉诗的创作，可以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在汉诗的作者中，皈依佛门的僧人占了很大比例，其中有弘法大师空海、虎关师练、雪村友梅、寂室元光、梦岩祖应、性海灵见、义堂周信、绝海中津、惟忠通恕、西胤俊承、蕉雪、歧阳方秀、江西龙派、龙惺、景徐周麟等法师的诗作较为知名。造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诗之所以能在日本生根立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佛门弟子师承唐代中日诗僧情愫，代代薪火相传而绵延不绝，以至成为日本汉诗创作的中坚力量。
汉诗的创作在奈良时代最为活跃，也最为成熟，以至后来影响和带动了日本“和歌”的创作，许多汉诗的作者同时也是“和歌”的作者。正因为有了汉诗对“和歌”创作的推动，所以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近20年之后，便有了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的出版（764-769）。这正值鉴真大师圆寂后的最初几年。因此，《万叶集》的问世，也可以看作是对鉴真东渡后十年弘法传灯的另一种纪念。

注释：
①参见叶渭渠：《日本文化史》第l页
②参见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中国汉字文化大观》第8页
③参见刘元满：《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第4l页
④参见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第70页
⑤参见汪向荣：《日本的教习》第ll页
⑥牛致功：《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第423页
⑦参见汪向荣：《日本的教习》第l5页
⑧参见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第t86页
⑨参见刘元满：《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第5页
⑩参见黄新铭：《日本历代名家七绝百首注》第2页
参见许凤仪：《鉴真东渡》第287页
参见黄新铭：《日本历代名家七绝百首注》
参见叶渭渠：《日本文化史》第89页
（原载《纪念鉴真东渡文集》，扬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2004.1）

日本唐招提寺的建筑和造像艺术

邓 健 吾

本匠师一起创建的。在佛教方面，它是日本最初的律宗戒院。现在寺内的金堂、讲堂等建筑以及各堂内的造像，集中了我国盛唐时期建筑，造像的精华，也是日本奈良时代(710-784)天平文化期(729-784)建筑、造像艺术的明珠，留存至今，日本人民视为国宝。在日本美术史上，具有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这些文化遗产，不仅为我们研究宗教建筑、宫廷建筑及造像艺术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而且也说明了中日两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已经结成了一种脉络相通的血缘关系。
(一)
唐招提寺位于奈良市西京五条町，即奈良时代的平城京右京五条二坊，严峻的各堂宇分布在松林中，寺内庭院清净幽雅。现存的主要建筑物有金堂、讲堂、宝藏、经藏(天平时期)、东室(礼堂)、鼓楼(镰仓时期)等国宝建筑物以外，还有戒坛、开山堂、地藏堂、戒学院、塔中应量坊以及镇守社小祠等。
唐招提寺的金堂，一般认为，最晚在宝龟元年(770)就已建成，营造的直接负责人是安如宝①。
金堂面向南，阔七间，进深四间，由檐柱一周及内柱一周合成的单檐庑殿顶，立在较高的石阶基上。柱头上有三重斗栱，做法极为简洁，外檐部有二层椽，圆椽上置角飞椽。堂正面七间，南侧柱间形成走廊。金堂屋顶复以瓦，正脊两端用简练优美的鸱尾，其中西端一件系初创时的原件，东端一件系元亨三年(1323)后补建的。屋顶的坡度举势较陡峻，这是在镰仓时期重新修建时提高的，天平时期原状应较和缓。
内檐上部采用小方格的平闇，这与我国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河北蓟县独乐寺的遗构相同。平闇四周用峻脚椽，使平闇全体呈“叠顶”状，在天花小方格、峻脚椽，背版和月梁、斗栱上都有佛、菩萨、飞天、莲花、唐草、云纹等彩面，柱和须弥坛后壁也有千佛彩画，现虽大部分已剥落，但还可看出原来的面貌。
金堂内部三间正中有用花冈石砌的三间须弥坛，坛上供佛坐像、佛立像、菩萨立像、天王像等九尊造像。佛坛后面外槽东边还安置大日如来坐像②，佛坛前面东侧有行基僧正像③。
金堂的背后，隔着细长的内庭院还有一座讲堂，这是由朝集殿施入的④。所谓朝集殿，就是藤原宫朝堂院的一堂。这殿的原建筑是和铜年间(708-714)创建的，移到唐招提寺时才改为佛殿建筑，是奈良时代宫殿建筑的唯一重要遗构。
讲堂结构简朴优美，阔九间，深四间，单檐庑殿顶，立在低而平的阶基上。堂前有基石。在建造讲堂以前，这里原有小建筑物。讲堂屋顶复以瓦，坡度比金堂举势较和缓，仍保留了唐代的形式。堂的内部广阔，结构简洁明快，植内柱一周，分内外槽。内檐上部采用平闇式天花。此堂于镰仓时期修补较大。在讲堂内有本尊弥勒如来坐像，是镰仓时期的风格。堂内还有很多木雕像。
金堂、讲堂间的内院东边有鼓楼，面向西，阔三间，深二间，单檐庑殿顶，是当时唯一的重层建筑，外观极为玲珑端庄，是镰仓时期仁治元年(1240)重新修建的。
鼓楼东侧的长楼为东室，南半九间作礼堂，单檐庑殿顶，是镰仓时期建仁二年(1202)再建的。
东室东侧有二座面向西的仓房；北边的为宝藏，南边的为经藏，皆方三间，高床式，是单檐庑殿顶的校仓式⑤建筑。这可能就是新田部亲王旧宅里的仓廪，是奈良时代邸宅附属仓房的最早遗构。
寺内现存的戒坛，只保存着三重基坛部分，相传原来的木构建筑在文禄五年(1596)遭地震倒塌。后来曾经再建，又在嘉永元年(1848)焚毁。
其他安置鉴真像的开山堂、僧房等都是近世的建筑，不在此一一介绍了。
(二)
在唐招提寺金堂和讲堂内安置的多数造像，都是我国唐代及日本天平后期到平安初期的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显示了中日两国雕塑家的高度技术，在日本雕塑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金堂的须弥坛上有本尊毘卢遮那佛，左右胁立药师如来和千手观音，其间有梵天、帝释天；四角安置四天王。从风格上看，主尊三像中，本尊毘卢遮那佛早于药师和千手。因日本最初的受戒是由鉴真在东大寺毘卢遮那佛前进行的，所以在招提寺初创时，毘卢遮那佛已作为本尊。金堂营造后才加造药师和千手。这也符合《招提寺建立缘起》中提到的本尊是义静所造，金堂建筑及药师、千手是安如宝所造的记载。 
毘卢遮那佛译为光明普照、象征佛智的广大无边，是华严理想的化身。此像坐高3.03米，是日本最大的夹纻像，身躯魁梧，风格雄伟。其相貌严峻端正，眉、目、口的表情严肃恬静。作为释迦牟尼的大法身来说，造型很合适。这种表现方法与日本天平时期所要求的明朗、丰颐、自然的风格，是有所不同的。此佛的木架复杂，结构精密，显示了当时的匠师已很好的掌握原材料的特性和熟练的夹纻技术。 
我国塑造夹纻像的历史悠久，早在东晋就有了这种方法，到唐代已很盛行⑥。武则天时塑造了历史上最大的夹纻大佛⑦，《旧唐书》中记载高百余尺，比龙门奉先寺大佛(据古代建筑修整所测量为16.7米)还要高，可以说是唐代最大的造像。这证明夹纻造像技术已经极为发达。日本的夹纻技术，从今天仍保存在兴福寺的十大弟子像、天龙八部像等可以知道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根据招提寺金堂毗卢遮那佛的台座上的铭记，有日本的佛师参加，此雕像成了中日两国技术人员的友好合作的象征。   
《招提寺建立缘起》说，毗卢遮那佛像为唐义静所作。在1918年修理时从莲瓣内部发现了有关造像工匠的墨书：“造漆部造弟麻吕，物部广足生，沙弥净福”。其中漆部造弟麻吕以及物部广足⑧是日本的佛师；沙弥净福可能是唐的佛师，据说净福为义静的弟子，所以可以说义静是本尊修造的总的负责人。
本尊台座是八层的莲花座，各莲瓣上曾有彩色描绘的小释迦像，由现存的二枚莲瓣可以得知，与我国洛阳龙门奉先寺毗卢遮那佛台座的莲瓣及日本奈良东大寺大佛的莲华瓣相同。在背光上带有千体化佛，(现存864体，其中322体是原件)表现出分身释迦集会说法场面，以此显示了莲华藏世界的教主毗卢遮那佛。
本尊左侧胁侍药师如来像高3.60米，木胎漆像，施无畏与愿印，立在莲花座上。此像背光较大，这种形式的背光与我国新疆伯孜克里克壁画释迦像上相似。
药师如来立像的作风，与本尊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下巴伸展，宽脸，体躯厚重；但缺乏本尊所有的一种紧凑感，使人有一种由小像扩大的感觉。
药师立像从下腹部向两腿间流下的丫字形衣纹，在讲堂诸佛身上的衣纹大多如此。这种衣纹形式，对平安时期初期的造像衣纹影响很大。与我国陕西省博物馆所藏一尊盛唐时期的石刻释迦如来像⑨，新疆伯孜克里克第九洞壁画及拉瓦克饿鬼洞壁画立像的衣纹都相似。看来这种衣纹形式，在我国唐代是相当流行的。
右侧的千手观音菩萨立像，为木胎漆，高5.50米，是日本最大的千手观音，此像头上塑造了十一面化佛，具有一千只眼，一千只手。《招提寺建立缘起》中记载此象为如宝所作。但寺里传说此像为化人所造⑩。奈良时代这样的造像，是很罕见的。具有实足一千只手的像，确是可惊奇的。1917年修理时未插上原来的一千只手，现有953只手(42只大手，911只小手)。虽然具有这么多的手，但大小手的配置富有变化，而又能完美的统一起来，表现得很自然。它的面貌及躯体表现得具有厚重雄伟的风格，和前面所述的药师立像相同。木胎漆造像在艺术表现方面兼具木雕和塑造两种技术的长处，木雕所有的强力的特征和塑造结合起来，使表现力更进了一步。
须弥坛上本警两旁安置了梵天和帝释天，四角立四天王。梵天、帝释天高2米，四天王高1.9米，都是木雕，表面薄薄地涂一层漆。这些造像的高度，为药师、千手的一半，从大小来看不很相称，而且所采用的技法也不同。须弥坛原来只安置主尊三像，面积适当，这些天王像很可能是后来补造的。  
梵天、帝释天的温和而端正的表情、简练的衣纹、丰盈的躯体等艺术表现和主尊三像有相似之处，但有平面的公式化的迹象，可以看出它是稍晚的作品。 
四天王，面部表现得力量贯注，身躯动态较少，这是由于受木雕技术的限制，在雕法上和梵天等像有共同的地方。
从金堂诸像，我们可以看到由夹纻到木胎漆、由木胎漆到木雕的技法上的变迁，它说明了日本天平时期到平安初期雕刻史上的使用原材料及技法的发展过程。
(三)
唐招提寺讲堂中还有很多木雕像，称为“唐招提寺式”的雕刻，在日本美术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这些雕像原来安置在招提寺的各堂内，由于各堂建筑遭受灾害或自然的破坏，以后才收集在讲堂内的。所以大部分雕像都已破损，但对研究日本天平后期到平安初期的木胎漆到木雕的技术发展方面还是很可宝贵的资料。
所谓“众宝王菩萨”及“狮子吼菩萨”的二尊木雕像，高1.72米及1.75米。这和金堂的六躯涂上漆的木雕不同，连台座都是用一块整木雕成的，不带涂料，是名符其实的木雕像。相貌严肃，精神饱满，衣纹的处理自然，是“唐招提寺式”雕刻的典型。
这些造像的特征，在我国盛唐时也很多见。鉴真渡日时，无疑是把这种新的样式带到日本。此二尊像是三只眼，从手臂的破损情况来看，似乎有多臂的迹象。《招提千岁传》中记载：
“羂索堂者宝字年间藤原清河施屋作殿，安置不空羂索像并八部神况之像。此尊者吾大师传来之像也，身长五尺余，三目四臂也”。这里记载的形态和体高与此二像很一致，因此其中的一躯，可能就是《千岁传》所说的鉴真带到日本的“不空羂索观音像”。
被称为“药师如来”的立像，从头部到台座也是用一整块木头雕出来的，与前两尊造像具有同样的特征。像高2.07米，头比较小，但有丰润的脸，胸部、腹部尤其是下半身肌肉隆起，整个来说富有显著的体积感。从腹部直到腿部的衣纹基本上和金堂的药师如来一样成丫形，但与匀静的、稍有规则的波纹不同。此像的衣纹强调雕塑性，而且由于变化较多，所以躯体有足够的重量感和节奏感。
与“药师”像风格相似的，还有一尊木雕如来形立像，虽然失去了头部和手足，但仍然可以看出姿态是很美的。像高1.85米，衣纹流畅，线条美丽，由腹部、大腿间向下垂，各部分的肌肉隆起，保持着适当的比例，没有过分的夸张，巧妙动人，风采优雅，是招提寺的佳作。
现在安置在讲堂本尊弥勒两边的持国天、增长天是四天王中的二天，不知原来放在何处。像高1.3米，丰裕的躯体富于重量感，精细雕刻的铠甲装饰，很像现在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的盛唐时期的石刻力士像，但它也受“整木雕成”技法的限制，动作不够灵活，躯体的处理不成熟，尤其是下半身过于肥胖，似乎使人有笨重的感觉。
被称为“梵天”、“帝释天”的一对像，两像所使用的材料不同。而且前者的表情颇为豪放，而后者的表情却很柔和。可能“帝释天”是后来补造的。二像都是木胎漆，但漆已脱落，木胎上雕出大致的形状，上一层很薄的漆，因此亦可称为木雕像。这种技法是从木胎漆过渡到木雕的宝贵的例子。
典型的木胎漆，讲堂里陈列的有二、三个佛头。它基本上是以木雕表现脸型，眼睛的大致形状也在木胎上雕出，但眼、口等细部都用漆来塑造。这些都是了解木胎漆制造过程的很好的遗品。在我国唐代的木胎漆的遗品，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麦积山石窟里还有石胎泥塑的造像，从此可推知这种雕与塑相结合的技术在我国是有传统的。 
讲堂内还陈列有许多造像，这些造像在学术上也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它不仅告诉了我们各种雕塑技法、形式的发展过程，尤其是说明了日本匠师接受中国新技术之后，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木雕像，创造出适合日本民族所爱好的形式。我们认为保存在讲堂内的“唐招提寺式”木雕像的意义就在这里。
(四)
在唐招提寺东北部的开山堂内安置有鉴真的夹纻像。现在的开山堂是1886年将寺中的印灵屋移过来的，不是《七大寺日记》中所述的影堂。  
《七大寺日记》中有“在金堂戌亥角，有三间一间瓦葺舍，鉴真和尚印影安置之”的记载。可以知道从前的影堂就在金堂的西北，是在原来鉴真之宿房的西北二房的地点建立的。后来影堂倒塌，乾元二年(1303)重建，天保四年(1833)遭到火灾。鉴真像在开山堂建立之前，一直被安置在讲堂内，虽然遭到几次灾害，但仅仅有几处破损，也已经修补，现在还保存的相当完整。
鉴真像是在大师即将圆寂之前，由弟子们塑造的。《东征传》记载：“宝字七年癸卯春，弟子僧忍基梦见讲堂栋梁催折，寤而惊惧，欲大和上迁化之相也，仍率诸弟子，模大和上之影”，所以这个造像能将鉴真生前的姿态再现于我们眼前。
在艺术史上，是日本古代肖像雕刻中的最出色的作品。为了再现杰出的老僧的个性姿态，作者所运用的简练手法，很成功地表现了鉴真的精神特征。那闭着的、充满温情的眼睛，俊豪宏度的宽宽的额，紧闭的唇，含笑的脸，表现出不畏困难的坚强意志，严肃安祥的表情和合拱双手、结跏趺坐、沉静眈于思维中的姿态，完全与《东征传》中所描写的高僧的风度相契合。作为肖像雕刻来讲，不仅要求表面上与雕刻对象的人物相似的造型技巧，而且要求充分的表现出其人物的全部性格，刻划细腻的感情，如实地反映对象的精神面貌。这是作家了解鉴真的性格，熟知鉴真的日常生活，怀有深深的尊敬的感情以及敏锐的观察，才能够塑造出来的。所以此像出于跟随鉴真东渡的弟子之手，是可能的。   
鉴真坐像高80.4厘米，头部高25.5厘米，夹纻的技术非常高，布的重叠较薄，多者五、六层，少者只有二、三层，是将木屑积于漆布之上塑造出来的。表面并涂有色彩，眉、睫、髭都是用毛笔描绘的。但由于此像经过修补，这些描绘的部分并非最初的模样，鉴真像在天保四年(1833)一次火灾时遭受破坏最大，恐怕当时在左膝、袈裟的一部分、左腕下部、左胸的一部分都被损坏，后来用糊纸来修补的。因而直到1939年按国宝保存法进行修理时为止，一直被认为是纸糊像。
在美术史上，鉴真像是日本最早的肖像雕塑，也是以真实的人物为对象所塑造的最早的肖像。
表现高僧个性的雕塑，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了，如阿难、迦叶等造像即是，但它并不是按照真实人物塑造的。我国现存的最早高僧塑像是佛光寺的沙门愿诚像，是唐大中十一年(857)的作品。我们通过愿诚和鉴真的雕塑像，可以详细了解在唐代以现实人物作为对象的雕塑艺术，已经达到高度的水平，从此知道我国肖像雕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佛像雕塑本来是没有以存在具体的人物形象做为直接对象的，而是以严格地按照佛教教理上的规范来塑造的，又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以这种造形来表现其带有民族的和社会特点的理想化的形象，所以即使有某种程度的性格表现，也只是象征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最早的肖像雕塑——鉴真像的历史、艺术价值，更是值得重视。   
在唐招提寺内，壮丽的伽蓝保持着宁静的谐调，各伽蓝以及堂内的各造像和鉴真像，今天仍有强烈的引人魅力。日本人民如此珍惜鉴真大师的许多遗物，并把它传至今天，这不仅表明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已有悠久的历史，更表明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的友谊，有着极其深厚的基础。

注释：
①《东征传》、思托的《延历僧录》、《续日本记》都没有提到金堂的建造问题，醍醐寺本《招提寺建立缘起》始有记载：“金堂－宇，右少僧都唐如宝率有缘坛主等建立如件”。
②此像从大日堂移来。据说这是日本最早的大日如来，是平安时代初期的作品。
③行基僧正(668-749)，奈良时代营造东大寺大佛的高僧。
④《招提寺建立缘起》云：“一讲堂一宇右平城朝集故殿施入”。《延历僧录》云：“大内施先上解歇九间屋，入唐寺，为讲堂”。
⑤三角木成并千搭接的仓房，在我国西南和东北林区还有这种形式的建筑。
⑥在梁僧佑《法苑杂像原始集》目录中有“谯国二戴造夹纻像记”。
⑦据《太平广记》卷二八八中引用的唐张鷟的《朝野佥载》云：“周征圣元年薜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旧唐书》卷十二“礼仪志”。“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始起建构，为大风振倒，俄又重营，其功未毕，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炎，延烧明堂至曙二堂并尽”。
⑧关于物部广足，有人认为他就是《续日本记》中记载的物部韩国连广足。然而韩国连广足早在《续日本记》文武天皇三年(699)五月条已是从五位下的记载，天平三年(731)正月封为从五位下，天平四年(732)十月条为典药头，之后不见其名，可能不久便死了，而招提寺初创比它晚27年。再则，天平宝字六年(762)领造东大寺造佛所的长官是正六位上，志斐连麻和正七位下的川原藏人、人成。私寺一招提寺，不可能把五位下的广足作造佛司。据上面两点推测，认为是另外一个人。
⑨1954年在西安南郊边家村发现。参看《陕西省博物馆石刻选集》第38图。
⑩管家本《诸寺建立次第》中记载“西千手观音，化人作也，竹田作名云云，俄采作了不见”。《七大寺巡礼私记》中：“斯三尊之中千手化人造云”。
用整段木材雕成的造像。
见《陕西省博物馆藏石刻选集》42图。
面阔三间，进深一间。
（原载《鉴真研究论文集》，1980年3月）
 

鉴真东渡与僧团的健康发展

净   因

公元742年，受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等人的邀请，55岁高龄的鉴真毅然率弟子、工匠东渡日本，五次连遭失败。十余年间，行程数万里，受尽风涛之险、牢狱之灾、饥渴之苦，先后牺牲三十六人。年过花甲的鉴真，也因长途跋涉，暑热煎熬，以致双目失明，成为盲僧。虽屡遭失败，但他不改初衷，终于在753年率38位弟子、工匠，随日本遣唐使第六次东渡到日本，实现了多年宏愿。是何种动力驱使鉴真不惜一切代价东渡?他东渡真正的宏愿是什么?鉴真的宏愿对当今僧团的健康发展是否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鉴真东渡与僧团的健康发展探讨鉴真东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东渡之前日本僧团之状况
佛教东传日本，大概是在六世纪中叶。据史记载，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上表劝信佛法，这是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佛教最初传入日本还有一种说法，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南梁司马达等来到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礼拜，为日本知有佛教之始。不过，当时世人不知佛像为何物，视为异域之神未加崇奉。   
佛教在日本流传40年后，为日本飞鸟时代的开始。圣德太子摄政，下诏传播佛教，贵族大臣竞造佛寺，从此佛教广传于日本。推古三年（594），高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来到日本，说法于法兴寺。圣德太子奉慧慈为师，学习佛教。十二年，圣德太子制定宪法17条，其第2条就是“笃敬三宝”。由于圣德太子的弘扬，日本佛教很快得到流传，据推古三十二年统计，时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
圣德太子死后25年，日本发生了“大化改新”，即模仿中国唐代文化制度，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这次革新，是在留隋学生高向玄理和学问僧旻直接参与指导下进行和完成的，因此，改革成功后三个月，也就是大化元年（645）八月，日本朝廷就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首次任命十师，并设置法头检查全国各寺僧尼，对于僧尼脱籍的寺院，都施给土地，天皇还资助建造寺院①。
由此可见，佛教自公元六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在皇室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至公元七、八世纪达于鼎盛时期，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但从佛教正统传承上来看，当年将佛教传入日本的僧人中没有具备授具足戒资格的高僧，因此在鉴真东渡前，日本佛教戒法不全。这就造成了日本佛教之畸形发展。一方面由于皇室对佛教的大力支持，促使佛教组织迅速发展，人数急遽增加。另一方面，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给日本僧团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作用。首先，僧团优厚的供养使得人们出家时的动机不纯。有些人因贪图僧团衣食无忧而出家，有些人为了逃避兵役和沉重的课役负担而出家。一时“私戒”、“自戒”之风盛行，民间私度自度的僧侣一天比一天增多②。由于此时僧尼应该遵守的清规戒律尚未传入，使出家的人无法依据三师七证的规定而取得出家人的资格，而是只凭关系，滥为推举而获得，使得佛俗混乱，僧团素质下降，不少僧人不守清规，品行不端，为人所轻，甚至连地位很高的僧人（如僧官、僧纲）也是风纪废弛，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正如《续日本纪》（720）说：“近在京僧尼，以浅识轻智，巧说罪福之因果，不练戒律，诈诱都里之众庶。内黩圣教，外污皇猷。”③公元733年，元兴寺隆尊也不无感叹地说：“于我国中虽有律未闻传戒人。幸簉玄门，叹无戒足。”④由此可见当时日本僧团因缺少正规的传戒制度而引发的种种混乱。
为了维护僧团的纯洁，朝廷曾一再下令整顿，但均没有收效。为求确保日本佛界和日本政治社会的安定，日本僧团迫切需要整顿。此时，元兴寺隆尊得知中国各宗都有传人，并以戒律为轨范，非经过授戒，就不承认其僧籍，不能享受特权，这正是日本佛教界所要效法学习的。于是他于公元733年要求舍人亲王转奏天皇，到中国去聘请高僧赴日传戒，使日本也能像中国那样，建立严格的传戒制度，非经三师七证不能称为入道，不能取得僧籍。他的要求立刻得到朝廷批准。同年四月，兴福寺的荣睿、普照两人，被派遣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到中国，负责邀请中国传戒师东渡日本传戒、创立授戒制度⑤。
受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的邀请，洛阳大福先寺僧人道璇（702-760）于圣武天皇天平八年（736）来到日本，比鉴真早十八年。尽管道璇被授予律师之称，但他的学问资历还不够理想，加上举行传戒仪式的高僧人数不足，仍无法完成正规的授戒仪式⑥。
后来，荣睿、普照得知当代律学权威鉴真和尚在扬州大明寺讲授律学，门下人才济济，便和愿去日本的大安寺道航等一行于天宝元年（742）离开长安到达扬州。通过道航的引荐，荣睿和普照一到扬州，立即到大明寺谒见了鉴真和尚。
鉴真十四岁从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神龙元年（705），从光州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游学东都洛阳，继入西京长安，次年，于长安实际寺从恒景律师受具足戒。这两位律师都是当时的律宗大德⑦。在长安、洛阳滞留期间，鉴真历访丛林，遍参高僧，潜心佛典。先从济融律师习《南山律钞》（佛教律宗南山宗的创始人道宣所著）等书;又在长安禅定寺随义威律师等听讲法砺律师的《四分律疏》；从西明寺远智律师听讲《律疏》；在洛阳再听授记寺金修律师等讲《律疏》；又至长安听观音寺大亮律师再讲《砺疏》（名僧法砺为《四分律》所作之疏）五遍。当鉴真离开繁华的京都时，他已成为南山宗的嫡传，全国众望所归的授戒宗主，成为名满天下的律学权威。这期间，他前后宣讲《大律》和《疏义》四十遍，宣讲《律钞》七十遍，宣讲《轻重仪》和《羯磨疏》各十遍。多年以来，他临坛授戒，度人四万余，弟子中的西京安国寺睿光、扬州兴云寺惠琼、江州大林寺志恩、苏州开元寺辩秀、天台国清寺法云等三十五人，都是各地著名僧寺的律师，在佛教界享有极大的声誉，鉴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鉴真的声望与学识使荣睿、普照倾倒，他们顶礼膜拜，诉说日本佛教师资不足，制度松弛，私度、自度成风，僧侣素质下降，请他推荐一名他的高足去日本整顿戒律，弘扬正法。鉴真问徒众说：“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可是在扬州的徒众一个也不出声，一位叫祥彦的僧徒出来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何等祥彦说完，鉴真又开口道：“另有谁愿意去？”仍旧无人回答，于是鉴真第三次开口道：“是为法事者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鉴真大师的语气是如此的坚决，在座的弟子不禁为师父的决心所感动，于是祥彦等十七位僧徒纷纷表示愿随使东渡传戒。那时，鉴真已有五十五岁。
鉴真自天宝二载起前后五次东渡，或由于官府阻扰，或由于浪击船沉，或由于僧众护田，均未能成功。并由于第五次东渡时双目染疾失明，虽屡遭失败但东渡意志弥坚，誓曰：“为传戒律，发愿过海，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为了完成他在日本建立严格的传戒制度的宏愿，每次东渡，他至少要带十位以上的僧人（见下表），因为依据律制，合法的授戒人数是十人。
东渡次序      东渡时间             带去的传戒僧人数       　　失败原因
第一次东渡     743年3月　　　　　　　　 21                    如海等诬告
第二次东渡     743年冬　　　　　　　　　17                    风浪险恶
第三次东渡     744年春                  17                    舟山海面触礁
第四次东渡     744年冬                  13                    官府阻挠
第五次东渡     748年6月                 12                    遇到台风
第六次东渡      753年10月                14⑧
二、抵达日本后对日本僧团之整顿
天宝十二年（753）秋，已是盲僧的鉴真决定乘坐日本遣唐使船出海。尽管航程中又遇到了狂风暴雨，海面上不辨东西南北，但在经历了与海浪长达一个多月的搏击后，终于在十二月二十日平安抵达日本九州岛南部的鹿儿岛，并于次年二月四日到达奈良。看到日本佛教界盛行自誓的作法⑨，不以为然，认为没有经过三师七证的正式手续而受的戒不合法，无法获得戒体。他主张正规的戒仪，必须“三师七证”，由三位戒师授戒、七位戒师临场作证，才算完成戒仪。
鉴真的主张受到日本奈良旧教团的反对，天皇举办了一场辩论，以决定戒仪。奈良旧教团从鸠摩罗什译之梵网经中找依据，说明他们自誓受戒的合法性，“佛入灭后，无授戒法师时，自于菩萨尊前自誓受戒，称为下品戒”。鉴真和尚反驳说，“受戒有十种方法⑩，自誓受戒是其中的第四种，但举行自誓受戒有严格的规定。一、受戒时间有限制，依据《菩萨璎珞本业经》，只有在佛灭度后，千里内无法师之时才可以举行自誓受戒。现在三师七证俱全，自誓受戒便不合法。二、受戒对象有限制，只有像大迦叶这样上上根机之人才有资格通过自誓受戒而得戒体，普通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三、得戒体的条件十分严格，《梵网经》记载，自誓得戒的条件是应于佛菩萨形像前忏悔，礼三世千佛，若见佛来摩顶或见光见华等好相，才能得戒，否则虽有自誓之形式亦不得戒。”双目失明的鉴真辩才无碍，说明按正规仪式受戒之必要性和重要性，获得天皇和大众的支持。孝谦天皇于是下诏：“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并敕授了“传灯大法师”位。随后，鉴真被委负责筹备立坛授戒和设立戒坛院两项工作。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规划准备，754年四月初五日，于卢舍那殿前立戒坛，鉴真登坛主持，先为当时已是太上皇的圣武天皇授菩萨戒，接着孝谦天皇、皇太后、皇子也依次登坛受戒，接着为沙弥澄修等四百三十余人授戒，最后为内道场兴行僧神荣等五十五人重授大小乘戒。五月初一日，又在鉴真的亲自主持下，在卢舍那佛殿西面，用为太上皇、圣武天皇等授戒设立的戒坛的砂土，另行动工兴建一个戒坛院，这个戒坛院于次年（755）落成，随后在此处为已经受过戒，且在佛学方面有所造诣的日本高僧灵福、贤璟、志忠、善顶、平德、道缘、忍基等八十余人重授具足戒。从此，“凡经鉴真授戒者，方始为国家公认之僧尼”。鉴真以他的高深德学和崇高威望，确定了他在日本佛教界的领袖地位。
三、奈良旧教团对鉴真整顿僧团的反击
前面我们已讨论过，鉴真未来日本之前，佛教已经很兴盛，并且建立起一整套以大僧正、大僧都、少僧都为中心的僧纲行政管理制度，处理一切和僧尼有关的事务（如授戒、训练和教育）。鉴真到来之后，通过天皇朝廷的诏书和戒坛院、唐禅院的成立，把授戒权和教育权划归鉴真管理，日本原有的僧纲组织便降为一个纯粹是事务性的机构。没有授戒权，就无法取得僧籍，便不能享有免课免税免役的特权。奈良旧教团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所以他们采取攻击、诽谤、辱骂等方式来泄愤。为了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利益和权力，奈良旧教团利用一切机会对以鉴真为首的新教团进行攻击。这可从思托撰写的《延历僧录•普照传》得到证明：“普照、鉴真、思托……自至圣朝，合国僧不伏。无戒不知传戒来由，僧数不足，先于维摩堂已具叙述竟。……出僧尼智惠，皆由普照，不以为德，反以为仇。”
从上述引文来看，鉴真来到日本后，在奈良旧教团的煽动下，不少旧派僧人不服。鉴真为日本建立起了健全的僧团，本来应是功德无量之事，可日本旧派僧人不仅不感恩，反而把鉴真当成仇人。由此可见，当时奈良旧教团对鉴真的反对是何等的激烈。
这种矛盾，到了756年，发展到了顶点。当时以法相宗兴福寺僧侣为代表的奈良旧教团从对鉴真的嫉妒、不满演变成公开辱骂。思托在《延历僧录•鉴真传》中有详细描述：“胜宝八年四月于卢舍那佛前，天皇十八种物令唐僧作羯。京城诸寺集。和上曰：今天皇羯磨十八种物，是唐僧边华，近前坐；未唐僧边受戒，少远坐。举众不伏，……中有兴福寺僧法寂，起立大叫，出粗言。”
鉴真让已按照三师七证正式受过戒的僧人坐在前面，请未正式受戒的人坐到后面，本是依律而行，无可厚非。可坚持自誓受戒的奈良旧教团僧人不但不服，还破口大骂。可见当时新旧两派的斗争已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以鉴真为首的正统派人数毕竟是少数，而土生土长的旧派人数是大多数，最后连天皇也不得不屈服，让鉴真“退休”。在圣武天皇死后不久，孝谦女帝让位以后的758年八月初一日，新天皇下诏免去鉴真“大僧都”之任，尊为“大和尚”，“其大僧都鉴真和上，戒行转洁，白头不变，远涉沧波，归我圣朝；号曰「大和上」，恭敬供养。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
此时鉴真到日本才四年，百废待举，一切刚开始，便被逼“退休”。其主要原因在诏书中也有暗示。“宜停僧纲之任”，表示旧派僧人夺回了授戒权；“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表示旧派僧人夺回了对僧侣的教育、训练权。日本女作家永井路子也指出，鉴真和尚之被解除大僧都职权，可能是由另一日本人大僧都良辨所发动的一种权利斗争的结果。那时候，日本和尚中曾有一种“自誓受戒”之说，其目的似乎便是为了反对中国和尚的专权授戒。而良辨很有可能便是这个说法的幕后支持人。
面对旧派人物的打击，鉴真不但没有灰心，反而更加积极行动起来，加倍努力，以完成他东渡前许下的誓愿。鉴真在六次东渡中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受排挤和打击的逆境中再一次表现出来。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为了不受干扰，鉴真利用朝廷施给自己的田园建造了一座唐招提寺，来安置真心求学的僧人，使他们能专心修学，并为那些真心出家者授戒，用戒律来提高僧侣的品质。鉴真这种不屈不挠地为传戒弘法而奋斗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唐招提寺最终成为日本律宗的总本山，而鉴真则被日本人民奉为律宗开山祖、医药始祖、豆腐业祖师、日本文化恩人。
四、从无戒之戒到无戒佛教
——背离鉴真东渡之宏愿
鉴真九死一生，抵达日本后，讲律授戒，在日本建立起完备的授戒制度，“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即使到最澄（767-822)创立日本天台宗的时候，日本各宗派出家人仍依《四分律》受具足戒，最澄的弟子也不例外，他们也得下山受戒。由于法相宗势力很大，待遇优厚，有的天台宗僧人便加入此宗，也有下山后不归。从大同二年（807）到弘仁九年（818）的十二年间，最澄按朝廷规定度僧二十四人，最后留在比睿山的仅十人，在不归者中有六人加入法相宗。最澄在《显戒论》中说：“顷年之间，此宗学生，小仪被拘（按：指受小乘具足戒），驰散城邑，山室空芜，将絻圆道（按：指天台宗）!”就是说此事。在这种情况之下，最澄提出：天台宗是大乘圆教，那么，此宗的得度者就不应下山受小乘戒，只要在比睿山受大乘戒（也称菩萨戒）就可以了，然后十二年在山中专心修法，这样就会保证天台宗存在并发展下去。弘仁九年（818）春，最澄告诉弟子：“自今以后，不受声闻之利益，永乖小乘之威仪”，并发誓愿，舍弃小乘二百五十戒。于是在819年上奏，欲创建大乘戒坛于比睿山，遭到其它佛教宗派的反对而不成功，直到他逝世后，日本天台宗方获准在比睿山设大乘戒坛。这是“纯大乘菩萨圆顿戒”之开始。
由以上对“纯大乘菩萨圆顿戒”产生之前因后果之简单回顾可知，“纯大乘菩萨圆顿戒”之产生，并非像台湾一些学者所赞叹的那样：“传教大师最澄大胆进行僧团戒律改革，全然弃舍小乘戒律，首次建立纯大乘菩萨圆顿戒，突破了中国佛教的大小兼受戒规格。自此戒律改革之后，日本佛教即与中国佛教分道扬镳。”“纯大乘菩萨圆顿戒”是出于一宗私利之产物，最澄以单受持大乘菩萨戒为借口，彻底否定了佛陀亲自为比丘（比丘尼）所制定的戒律的价值，忘记了所谓小乘戒之形式主义戒条与大乘戒之精神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从此以后，最澄的“纯大乘菩萨圆顿戒”，一步一步地把日本佛教引入到另一个极端——否定僧俗之异、主张无戒无律。
日本平安后期以来佛界戒律弛缓，虽僧人中多有蓄妻者，但仍被僧俗信徒看作是犯戒（称“女犯”）的表现。但到了镰仓佛教，一方面有道元（曹洞宗）与日莲（日莲宗或即天台法华宗）分别开展的单受菩萨戒传统，另一方面又有亲鸾（净土真宗）开始了具有日本佛教特色的“无戒之戒”的僧团，比最澄所创大乘圆顿戒的原有规格走得更远。
亲鸾（1173-1262）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创始人。他的主张与净土宗其它派别不同，不很注重勤修称名念佛，只是强调坚定的信仰（信心），提出“恶人正机”之说，认为恶人正是阿弥陀佛拯救的对象，也可以往生净土成佛。同时提倡僧俗一样，在无戒无律之上建立宗规，主张僧侣可以食肉、娶妻。1203年娶藤原兼实之女玉日为妻，为日本僧侣公开娶妻之始。
按照佛教戒律，不论是大乘戒还是小乘戒，都把“淫”戒作为“重禁戒”，违犯者的比丘资格便会自动失去，如果他犯了淫戒而仍隐藏在僧团内，一旦被发现，将会立即被逐出僧团，因为他已不再是僧团的成员，不应受人天供养。
中日佛教界通用唐道宣的律宗教义，以《四分律》作为僧尼具足戒的主要依据，僧尼一般在受具足戒后再受大乘戒。大乘戒通用《梵网经》。在《四分律》中，淫戒为僧“四根本戒”之首，而在《梵网经》中淫戒是“十重禁戒”之一。日本天台宗在最澄之后规定不受具足戒，只受大乘菩萨戒，即据《梵网经》受大乘戒法。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和娶妻，自然都属于僧人违犯淫戒。
很多人对亲鸾的无戒之戒有误解。他的无戒之戒源于众生业障深重而不可拔的亲身体验，故而强调深心忏悔与绝对他力，并非刻意弃舍一切戒律，实与天台本觉门的极端化了的旁门左道不可同日而语。
亲鸾开始的无戒之戒是否有意义，这要看每一信徒的宗教态度与精神健全与否，已经不是表面上的道理争论所能置答。正因亲鸾之类的独特宗教人格世上罕见，如果不择对象，一味推广无戒之戒，则恐会导致佛教伦理道德沦丧之险，而所谓“无戒之戒”，也只变成“一切皆可为”了。
自亲鸾直至战后日本的（佛教本位）新兴宗教，无戒之戒传统渐获肯定，由是源于印度佛教的戒律传统，已在日本荡然无存。日本佛教的无戒状态最终导致道德危机而不可收拾。这都是日本僧团背离鉴真东渡之宏愿所产生的恶果。
从1872年以后，政府除僧位、僧官，规定僧侣只是一种职业，命他们称姓氏；解除过去官府对食肉、娶妻和蓄发的禁令。结果战后，僧人在社会上成为普通人，需要靠自己的双手谋生，佛教在神教之下，为了丧葬之宗教，传统佛教寺院虽然通过形式主义的举办丧葬仪式、法会和各种说修法活动与信徒保持联系，但这种联系已十分松散。佛教各宗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困境，于是他积极兴办托儿所、幼儿园、旅馆、学校和各种旅游观光事业，大量僧人还俗从事教育、文化和公务员工作。有的虽仍从事佛教事务，但同时兼任其它社会工作。
五、僧团健康发展的反思
现实社会某些人为日本佛教辩护说，“中日佛教戒律观的根本殊异，首须分开戒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双层问题。就特殊性言，戒律本身自始就有‘随犯随制’的自我调整性格，因此应许各国各地的佛教有其各自不同的戒律规格。譬就中日两国的佛教传统言，我们必须同情地了解，由于两国在国体、政情、民族性、风俗习惯、历史乃至文化的不同，所展现出来的佛教戒律也就有各自的独特风格。我们于此很难遽下孰是孰非的过早评断”。鼓吹中国佛教日本化的热心人应该知道，戒分性戒和遮戒，譬如四根本戒是属于性戒，是人类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不因日本和中国的任何差异而有所改变，对于出家人来说，犯了淫戒，就是违犯佛制，就得被逐出僧团，而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的犯戒行为进行辩护，说三道四。只有遮戒才有可能因时因地作适当调整，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原则、随心所欲乱改，更不是完全弃除，而是依照佛当初制此戒的本怀进行调整，不知欢喜赞叹日本戒律改革者是出于对性戒和遮戒两类不同性质的戒条的无知呢，还是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戒条，而有意鼓吹中国佛教日本化？！更何况日本佛教界在背离鉴真东渡之宏愿后，为什么从早期奈良旧教团的“自誓受戒”发展成佛教大师最澄的“纯大乘菩萨圆顿戒”和亲鸾的“大乘无戒之戒”，最后变成“一切皆可为”呢?因为他们对戒律的认识上有偏差。
自古以来，不少日本僧人争辩说，佛陀最初给弟子们讲法时，并无戒律，听闻佛法后，弟子们闻悟者极多。由此可见，学佛只要领悟佛法之真谛即可成佛作主。他们因此自我标榜是大乘人，只要守菩萨戒就可以了，无须守那么多枯燥过时的戒律。对末法的众生来说，这种想法是有害的。
其实对于一个根机极利的人来讲，他甚至无须听闻佛法，在无佛世，观落花流水即能领悟人生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就能获得解脱，这种人称为僻支佛；对于上等根机之人，无须学律而自然合律，故无须守戒条，有的听闻三两句佛法，即开悟，如五比丘中的马胜比丘，大弟子中的舍利佛、目犍莲。佛陀为五比丘第一次讲四圣谛时，马胜比丘就大彻大悟，证得阿罗汉果；舍利佛见到马胜比丘威仪庄严，形态安详，心生欢心，向马胜比丘求法，马胜比丘只为他说了一首缘起偈颂，舍利佛当下就得法眼：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有的多听几次佛法就能领悟佛陀要旨，如五比丘中的其余四比丘，以及佛陀的其它许多弟子，都是因听闻佛讲，静坐思维而证罗汉果位，到佛陀入灭为止，至少有五百人，因为到第一次结集时，有五百罗汉参与结集法会。有的人要听闻很长时间的佛法才有所领悟，如阿难陀，随佛听闻的佛法最多，但直到佛入灭时为止，他仍没有证罗汉果，以上我们所讲的都是上等根机之人，但对中、下等根机之人，因业障深重，只靠听闻佛法、静坐思维而能得道者很少，他们必须借助于戒律，方能有所成就。这也就是为什么佛陀成道后十二年开始制戒，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中、下根人尽快解脱。尤其是在当今时处末法时代，这个世间上等根机之人则更少，下等根机之人太多，因此迷理迷事的就数不尽，要学佛，惟有法、律并重了。造就如同一个儿童来说，如果他的智力上等，我们就称为神童，如果遇到好的老师指导，他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普通学生十二年才能完成的课程，所以中国专为培养这些神童设立了一所学校，重点培养他们。但当今这样的神童毕竟很少，对于普通学生来说，他还必须按部就班，先上小学，再读中学，最后才读大学。同样，对于我们这些普通根机的众生来说，修学佛法时，必须按部就班，先持戒，再修定，从而引发智慧。
因此对于末法时代的众生来说，由于根机多为中、下等，属于多欲的凡夫，一切见思惑，悉皆存在。学佛之后，只能算是迷途初返，若论身口意三业，尚未能合于规则，所以佛陀制定了许多戒律，以防止恶，生善利生。在五浊恶世中，真正不需要戒律者惟有佛，菩萨尚有戒，二乘以下更不必论矣。以孔子的天纵之圣，由十五岁修学达十七岁，方才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然而他在晚年时，尚希望延长寿命，学习易经，以免大过。由这样看起来，博地凡夫，若要调柔意识，不生染心，真是难比登天。谁敢夸下海口，说我不需要持戒，这人就是狂人。
所以生在末法时代，千万不可忘记了自己的根机，而以利根之人的修持方法来误导世人，以为不持戒亦可成就佛法胜事，废弃明文规定的戒律，片面强调所谓大乘戒之精神，于离戒而别觅所谓修行，主张无戒之戒，危害极大。在日本，无戒之戒极为流行，其结果是，所谓的出家人，他们吃肉喝酒、娶妻生子，使得日本僧团灭亡，更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教训是惨痛的。不知佛教一切法门皆须建立于戒行之上，无戒之修行，必不能成办佛法胜事，其终沦为魔业，与世俗外道合流，此实为末世行者多，而戒律为佛法慧命所依。所以严格说起来，在末法时代，戒学所起的作用，比定慧更显得重要，它是使正法久住的根本。
鉴真深知健全的律制对一个僧团的健康发展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才有“是为法事也，何惜生命”之豪言壮语。为了实现他在日本建立严格的传戒制度的宏愿，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他这种始终坚持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人们为真理而献身。今天，我们正处急遽变化的年代，僧团受到社会变革之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如何才能使古老的戒律具有操作性、可行性和制约性，使之在数码时代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真正成为僧人行为的准则，以便确保僧团的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以举行鉴真大和尚东渡弘法登陆日本125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总结日本佛教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对中国僧团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③汪向荣《鉴真》，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l979)。第l6－l8页，第20－2l页，第24页，第76页，第77页，第2，85页，第79-85页。
④⑤［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l979年，北京)。第36，39页，第4-5页。
⑥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商务印书馆（l992年，北京）。第44页。
⑦道岸（654-7l7）是继承道宣的弟子文纲（636-727）大兴南山律宗于江淮的人（《宋高僧传》卷十四）。恒景（634-7l2）初从文纲受律学，后来又到荆州玉泉寺研究天台止观，有名于（《宋高僧传》卷五）。鉴真受了这些名师的熏陶，数年之间便通达了三藏教法。
⑧第六次东渡所带之戒本：《四分律》，法砺、光统《四分律疏》、南山道宣《含注戒本疏》、《行事钞》、《羯磨疏》，怀素《戒本疏》、《比丘尼传》、《西域记》、《戒坛图经》。
⑨自誓受戒即未请三师七证，由自誓而得具足戒，为十种得戒之一。又作自誓得戒、自誓得、自誓受。自誓之时，身、口之律仪须森然具足，方可得戒。
⑩小乘有部，得具足戒之缘有十种。即：(一)自然得，自然获得具足戒之意。指佛与缘觉获尽智时，无师自然得具足戒，不通于余人。(二)见谛得，又作见道得。入见道观四谛理时所得。彼等闻四谛之理而自得戒。(三)善来得，佛见耶舍之机已熟，称之善来比丘，彼乃即座得戒；(四)自誓得，自坚誓而得戒。如大迦叶信受佛为人师，自誓言而得戒；唯大迦叶能，不通于余人。(五)论议得，与佛陀问答论议而得受戒，如苏陀夷。(六)受重得，又作敬重得、八敬得。指受持八尊重法《八敬》而得戒，(七)遣信得，又作遣使得。由佛遣音信而得戒，(八)边五得，又作五人得。由五人授之作法得戒。边地僧侣少，不能从正式仪规行三师七证之十人受时，以四僧众与一羯磨师作法授戒。(九)羯磨得，又作十众得。即在国境内立三师七证，依规定行羯磨作法授戒。(十)三归得，闻归依佛法僧三宝即得戒，如六十贤圣三度听闻归依三宝而受得具足戒。上述出自十诵律卷五十六、杂心论卷三、俱舍论卷十四，但得戒之缘依诸律、论所载互有异同。（顺正理论卷三十七、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三）
“佛子！受戒有三种受。（中略）三，佛灭度后，千里内无法师之时，应在诸佛菩萨形像前，胡跪合掌，自誓受戒，应如是言：‘我某甲白十方佛及大地菩萨等，我学一切菩萨戒’者，是下品戒。”《菩萨璎珞本业经》，卷下（T24。1020c）。
［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l979年，北京》。第7页。
［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l979年，北京)。第7页。
［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l979年，北京)。第7页。
杨曾文，（l995），《日本佛教史》，第11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13页，第582页。
罗竹风，（l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第57l页，第311页。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傅伟勋，（l993），《大小兼受戒、单受菩萨戒与无戒之戒——中日佛教戒律观的评较考察》，第77页。台湾：中华佛学学报第六期。
（原载《纪念鉴真东渡文集》，扬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编，2004.1）

荣睿、普照与鉴真东渡

郭 天 祥

唐代高僧鉴真大师率领庞大的僧侣使团东渡弘法的壮举，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谱写了一曲壮美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凯歌，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但是，不少人在介绍评价鉴真东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了鉴真在其中的作用和贡献，而忽略了其他人的作用和贡献。譬如说日本国使者荣睿、普照的作用和贡献，我们认为，以往的评价有失偏颇，也欠公允。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予荣睿、普照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定他们在鉴真东渡中的作用和贡献。
一
关于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入唐以前的情况，文献中记载得很少。在鉴真弟子思托写的《延历僧录》里，说荣睿是美浓国人，住在奈良的兴福寺里。《延历僧录》说普照也住在兴福寺里。但《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又说普照是奈良大安寺的僧人，未知孰是。不过，据《续日本书纪》天平神护二年(766年)二月条记载，普照的母亲是姓白猪氏的吕志女。如果不是命运之神的垂青，也许荣睿和普照会在奈良的寺院里默默无闻地吃斋念佛，终其一生。但是，日本政府的一项重大决定，改变了这两位青年僧人的命运。
公元732年(以下提到的年份，除特别注明者外，均采用公元纪年)，日本政府决定在相隔14年后，再次派遣遣唐使。第二年，优秀的年轻僧人荣睿和普照，被遴选为留学僧，随从以多治比广成(或作丹墀广成)为大使的遣唐使船队，踏上了入唐求法的漫漫旅程。荣睿、普照的表面身份虽说是留学僧，但他们入唐的目的，并不单纯是自身的修学请益，而是同时还担负着一项重大的秘密使命，这就是从唐王朝聘请合适的律宗大师赴日弘律传戒。
那时日本为什么要从中国聘请律宗高僧？这不仅是日本佛教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原来佛教传入日本，虽远在鉴真东渡日本以前，然迄至鉴真东渡之时，尚处在很不成熟的初始阶段。戒律仪轨极不健全，僧侣阶层内部十分混乱。僧尼取得正式僧籍的“具足戒”仪式也因有资格作为“三师七证”的高僧大德难以凑齐而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为逃避赋役，而并非真心皈依三宝的不法之徒，也采取在佛前自誓的办法混入僧侣队伍。由于缺乏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必要的戒律规范，难免流于放任伪滥，这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又导致了僧侣素质的低劣，产生出种种社会问题。日本政府也曾下令禁止百姓自度为僧，并实行过由国家颁发作为僧尼身份证明的所谓“公验”制度，试图控制人们的出家资格，但收效都不大。在朝廷干预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僧人隆尊和舍人亲王，首先认识到了借用佛徒所信奉的释迦的最高命令——戒律，来约束僧侣整饬佛教界秩序的必要性。于是隆尊奏请舍人亲王，“差遣僧人荣睿，随遣唐使同行，迎请可传戒之师，在我日本，传授戒律”。舍人亲王准奏，即命荣睿、普照携带敕书入唐迎请。①
二
733年，荣睿、普照随从遣唐使抵达唐土，首先来到了东都洛阳。在洛阳，荣睿、普照随大福先寺高僧定宾受了具足戒，并和该寺的律僧道璇结为知己。道璇是大福先寺增算(又作信算)的弟子，据说还是华严寺普寂的弟子。他长于律学，也通天台、华严。相信道璇学问人品的荣睿他们，便首先与他交谈，希望他能到日本传律授戒，道璇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没多久，便搭乘日本遣唐副使中臣名代的使船去了日本。道璇虽然去了日本，但道璇的声望和影响还不够大，荣睿等人觉得仍有必要再迎请一位学养深厚、德高望重的律宗大师及其门人赴日。再说，道璇的东渡，仍没有凑够授戒必须的“三师七证”十位律师的人数。于是荣睿和普照，一面在唐留学，一面继续物色合适的戒师人选。
742年秋天，在唐留学将近10年的荣睿、普照，偕同日本国同学僧玄朗、玄法，慕名来到扬州，打算迎请鉴真东渡。荣睿、普照他们为什么要迎请鉴真东渡弘律传戒呢?这主要是由于鉴真在唐代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决定的。从鉴真传记《唐大和上东征传》(简称《东征传》)可以知道，鉴真曾先后随从两位著名律宗大师道岸和弘景受菩萨戒和具足戒，青年时期，“巡游二京，究学三藏”。是一位很有学养的高僧。“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江淮、江南地区，本来是道岸大师传戒的主要区域。道岸的名气很大，《东征传》说他“命世挺生，天下四百余州，以为授戒之主”。道岸迁化之后，他的弟子仪威大师，“响振四远，德流八纮，诸州亦以为授戒师”。义威大师无常之后，继承其衣钵者，就是鉴真。《东征传》说义威圆寂的时候，“大和上年满四十六岁，淮南江左净持戒律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授戒大师”。赞宁《宋高僧传》也称颂鉴真说：“虽新发意，有老成风。观光两京，名师陶诱。三藏教法，数稔该通。动必研几，曾无矜伐。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诱，郁为一方宗首”②。由此可知，鉴真从四十多岁起，就已成了道岸、义威这些大师级的律师的传人，享有崇高的地位。此时荣睿、普照入唐求法已快10年，他们对中国佛教界的情况和鉴真本人的情况，自然是十分清楚的。所以荣睿他们便把鉴真大师作为最合适的戒师人选来聘请。
当荣睿一行来到扬州的时候，鉴真正在大明寺里为众僧讲律。荣睿、普照顶礼鉴真足下，具述本意说：“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和上东游兴化。”③鉴真听后，认为佛法在日本的兴隆，大有希望，便问弟子中有谁愿去?结果众僧默然，一无对者。鉴真毅然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④于是有弟子祥彦、道兴、道航、如海、思托等21人，表示愿随鉴真一起东渡日本，传授戒律。
三
鉴真自742年接受邀请，到754年抵达日本国都奈良，前后12年中，六次起行，五度失败，直到第六次才终于东渡成功。在这期间，荣睿、普照和鉴真等人历尽艰辛，屡遭磨难。客观地说，当时东渡的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太平洋上凶险的飓风狂涛，渡海之人往往要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二是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大家知道，李唐王朝皇室，追尊道教宗师李耳为其始祖，所以唐朝的不少皇帝都有崇道抑佛的倾向。鉴真东渡期间在位的唐玄宗李隆基，也不例外。据《东征传》记载，日本国遣唐使亦曾奏请大唐天子李隆基，请求批准鉴真及“持律弟子五僧”，东渡“向日本传戒”。结果，唐玄宗却要他们“将道士去”，为此，鉴真“和上名亦奏退”，不予批准。可见，经过官方的正规渠道迎请戒师是走不通的。那么，鉴真、荣睿他们绕过官府，自行东渡行不行呢?也很困难，而且要冒违法受惩处的风险。因为按照《唐律》的有关规定，“出入国境，非公使者不合”；“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共化外人私相交易，要治以重罪。”另外，《唐律》还严格限制外国使者与华人之间的接触，如规定，“蕃客入朝，于在路不得与客交谈，亦不得令客与人言语。州县官人若无事，亦不得与客相见。即是国内官人、百姓，不得与客交关”⑤。违者也要治罪。这就决定了鉴真、荣睿他们的东渡，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必须在暗中秘密地进行。
事实上，鉴真、荣睿他们后来东渡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风险，也的确来自以上两个方面。第一次东渡，因随行僧人道航与高丽僧如海发生矛盾，如海诬告道航等人与海盗勾结，结果渡海舟船被官府没收，荣睿、普照及僧玄朗、玄法4人被捕，在扬州的监狱里羁押了4个月。后经唐玄宗亲下敕令：“宜委扬州，依例送谴。”⑥始得放出。玄朗、玄法从此还国别去。荣睿、普照则没有退缩，“坚请僧，将还本国，流传戒法。”⑦于是，二人避开官府耳目，秘密来到鉴真的驻地，再次请求东渡。鉴真安慰他们说：“不须愁，宜求方便，必遂本愿。”⑧接着，他们又开始了第二次东渡的准备。但很不幸，第二次和第三次东渡，又因出海遭遇飓风或触礁接连失败了。就在鉴真一行留驻鄮山阿育王寺，等待再次东渡机会的时候，越州(余姚郡，今绍兴)僧人获悉荣睿、普照迎请鉴真去日本的消息，即告官府说：“日本国僧荣睿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山阴县尉立即差人捉拿荣睿，“著枷递送于京”。走到杭州，荣睿生病，“请假疗治，经多时，云病死，乃得放出。”⑨
荣睿、普照虽艰辛备尝，但他们一心为日本迎请戒师的初衷却始终不改。这一点，也深深地感动了鉴真。《东征传》说：“荣睿、普照师等为求法故，前后被灾，艰辛不可言尽，然其坚固之志，曾无退悔。大和上悦其如是，欲遂其愿，乃遣僧法进及二近事，将轻货往福州，买船、具办粮用。”继续准备东渡。
第五次东渡，行至东海，又遇狂风巨浪，航船迷失了方向，随波漂流。过蛇海、飞鱼海、飞鸟海，风急浪高，人皆荒醉。“舟上无水，嚼米喉干，咽不入，吐不出。饮咸水，腹即胀”，“人总渴水，临欲死”⑩。鉴真、荣睿他们吃尽了苦头。后来航船漂流到了万里之外的海南振州(今三亚附近的崖县)，这才脱离险境，上了岸。
由于长期的劳顿颠沛，750年，荣睿在随同鉴真由陆路北返扬州途中，不幸病逝于“端州龙兴寺”。此后不久，鉴真的双目也失明了。天宝元年以来，荣睿作为历经千辛万苦，把鉴真作为传戒大师迎往日本国的中心人物，壮志未酬便客死异国了，实在令人遗憾。因为年代久远，荣睿的灵骨埋在了哪里，至今也不知道。甚至连唐代“端州龙兴寺”遗址的确切位置，今天也很难考证。
但可以告慰荣睿的是，在鉴真和荣睿的另一位同伴普照等人顽强不懈地努力下，第六次东渡终获成功。荣睿的心愿最终还是圆满地实现了。
关于普照回国后的情况，文献记载也很少。思托在《延历僧录》里评价普照说，日本国僧尼像戒律要求的那样持戒，是托了虔诚的普照的福份。甚至说，全国的僧尼，即使每日礼拜普照，也难酬其功。我认为，作为自始至终参与东渡，熟悉内情的鉴真亲信弟子思托，上面的这段话，不仅是在肯定普照迎请鉴真大师的功劳，同时也是在肯定荣睿的功劳。因为他们两人一直是为了同一使命，患难与共，并肩奋斗的。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知道：(1)鉴真的东渡完全是应日本国使者荣睿、普照的邀请而进行的。如果没有这两位使者的执着邀请，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可能就不会有这一段颇富传奇色彩的佳话；(2)鉴真东渡，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艰难困苦面前，邀请者与被邀请者都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胆略。双方执着的追求，坚定的信念，相互影响，相互感染，相互激励，最终共同完成了这一壮举。如果有一方中途畏难退缩，那肯定会是另一番结果。因此，在评价鉴真东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决不能只提鉴真的作用贡献，而不提荣睿、普照的作用贡献。实际上，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在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用他们的意志、鲜血和生命，共同谱写的一曲壮美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动人乐章。

注释：
①［日］安藤更生：《鉴真》，吉川弘文馆1967年日文版第l章。
②《宋高僧传》卷14《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  349页。
③［日］真人元开撰、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简称《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页。
④《东征传》第42页。
⑤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8第88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⑥《东征传》第46页。
⑦《东征传》第47页。
⑧《东征传》第57-58页。
⑨《东征传》第63-64页。
⑩《东征传》第73页。
（原载《长沙理工大学报》，2005.1）
 

纪念鉴真  育人弘法

胡 新 文

1250多年以前，日本高僧荣睿、普照，登上了扬州蜀冈之上的大明寺，恭敬顶礼，启请鉴真道：“我国在海之中，不知距此几千万里，虽有法而无传法人。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非烛何见乎?愿师能辍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
鉴真大师允应了请求，涉波蹈海，东渡弘法。他的伟大壮举，犹如明烛照亮了幽室，点燃了日本人民心中的佛灯。
他是中日友好的使者，他是日本佛教律宗的始祖，文化的恩人，他更是千万缁徒信众的导师。赵朴初先生曾对鉴真有这样的评价：“唐代出了两位高僧，一位是玄奘，一位是鉴真。玄奘取经是做学生去的，鉴真弘法是做老师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鉴真的伟大功绩，首先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生做了许多丰功伟绩，其中最重要的是培育人才。
今天，作为鉴真传人，在纪念先贤时，最有实际意义的大事，就是学习大师。以大师的精神、道行、胸襟、才智办好鉴真学院，为继承与弘扬中国先进传统文化——佛教文化，为促进中日世代友好交往，培养大批人才。
本文拟就鉴真大和尚在佛教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如何弘扬大师精神，办好鉴真学院，略作论述。
一、鉴真大和尚是中国佛教史上伟大的教育家
他在能典谒之年（14岁），于扬州大云寺出家，18岁幸遇南山律宗开山祖道岸，受菩萨戒。
后随道岸赴长安。景龙二年，从律宗大德弘景受具足戒。
道岸律师，是号称“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与玄奘大师一同开场译经。弘景大师，既是律宗名僧，又是天台宗的大师。他在武后、中宗时代曾三次被召入内庭供养，作皇室的授戒师。并奉诏与实叉那陀重译《华严经》，并著有《顺了义论》、《摄正法论》、《佛性论》等论著共11卷，景龙二年为鉴真授戒时，已75岁高龄，次年告老还乡，中宗亲自赋诗送行。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犹桶水与杯水。鉴真深知弘法传道没有广博的知识是不行的。他在两京旁参经籍，潜心研究，广拜名师。除去拜上面两位大德外，先后从济融律师习《南山律钞》、《业疏》、《轻重仪》，随长安禅定寺义威律师习《四分律疏》，从西明寺远智律师习《律疏》，从长安观音寺大亮律师再习《砺疏》（即法砺《四分律》）。鉴真大师巡游两京，究学三藏。在诸位高师大德指导下，广泛吸取，勤学博采，终成造诣极高的律佛学大师，为今后的传戒授道、弘法育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鉴真大和尚厚积薄发，真正开始授戒弘法，当于开元二十一年，大和尚年满46岁，“淮南江左净持戒者，唯大和尚，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受戒之大师”。开始了规模宏大的佛教教育事业。作为名满天下的律学权威，大师以渊博的知识、雄辩的逻辑、通俗的语言，反复宣讲律宗要义，前后讲授《大律和疏义》40遍，宣讲《律抄》70遍，讲《轻重仪》10遍、《羯磨疏》10遍。当时对大师的讲经是这样评价的：“具修三学，博达五乘，外秉威仪，内求奥理。”
鉴真大和尚通过登坛授戒，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度众四万余，其中佼佼者30多人，后成为大师弘法的得力助手，教育的重要师资骨干。其中最著名的有西京安国寺睿光、扬州兴云寺惠琮、江州东林寺志恩、苏州开元寺辩秀、天台国清寺法云等人。超群拔萃，为世师范。此后他们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导化群生。
鉴真大和尚东渡以前“兴建佛事，济化群生，其事繁多，不可具载”。而其间最为世人称道的当推“教授戒律，独为化主”。《唐大和尚东征传》的评价是恰当而中肯的。
天宝元年（742）10月，日本高僧荣睿、普照恳请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讲习律学，弘法授戒。十年中五次渡海失败，但大和尚百折百进，历千难，经万劫，双目失明，矢志不移，终于在公元753年12月，登陆日本。谱写了传播友谊、舍生弘法的不朽诗篇，时年66岁。
鉴真大和尚初到日本时“无人传戒”的情况依然严重。戒行不整肃，法度不健全，人才匮乏，私度成风。
鉴真担任整肃僧纲、弘法授戒之大任。当时可谓头绪万千，政事烦琐。而鉴真大师执授戒弘法、培养人才之牛耳。公元754年，鉴真在晋见孝谦天皇后不久，即祈请于东大寺开工兴建戒坛院。这所戒坛院后被赵朴初先生称为日本第一所佛教学院。戒坛院根据鉴真设计，建造了包括戒坛堂、讲堂、回廊、僧房、经藏等建筑群。天皇把僧侣教育受戒的权力交鉴真掌管。僧尼只有通过戒坛院及东大寺所属各寺受戒，才能取得僧籍。
鉴真的授戒仪式很庄严，必须有三师七证才合礼仪。三师：戒和尚、羯磨师、教授师。七证：七名受过大戒的僧人作证。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通过这种形式，以正僧纲，以示法度，显现佛教的神圣与庄严，与当时私度之草率和随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曾遭到贤璟等日本僧人反对。为此在兴福寺维摩堂举行了一场辩论会。鉴真及他的学生们，人才济济，学识渊博，战胜了论敌，使贤璟等日本僧人大为折服，化敌为友，拜鉴真为老师，鉴真在戒坛院为贤璟等80余人重授具足戒。不仅如此，日本天皇、皇后、皇太子亦登坛受戒。沙弥证修等440余人受戒。
作为日本佛教教育的最高学府戒坛院，不仅为僧人受戒，而且成为弘法传道、培育人才的中心。
鉴真东渡日本成功，带去了大量佛教藏经：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大佛名经》16卷，金字《大品经》1部，金字《大集经》1部，南本《涅槃经》1部40卷，《四分律》1部60卷，法励师《四分律》5本各10卷，光统律师《四分疏》120纸，《镜中记》2本，智首《菩萨戒疏》5卷，灵溪释子《萨戒疏》2卷，《天台止观法门》、玄义《文句》各10卷，《四教仪》12卷，《次弟禅门》11卷，《行法华忏法》1卷，《小止观》1卷，《六妙门》1卷，《明了论》1卷，定宾律师《饰宗义记》9卷，《补释饰宗记》1卷，《戒疏》2本各1卷等，合48部。为日本佛教教育的教材建设作出了不朽贡献。
鉴真大和尚亲自讲授《四分律》，法励《四分律疏》，镇国道场《饰宗义记》，宣讲师钞。日本当时四方来学戒律者，不计其数。而其中学成优秀者，则成为弘法精英，佛门之雄。贤璟曾任大僧都敕住西大寺；普照住东大寺，在维摩堂讲律疏；法进被任命为律师。弟子思托、如宝、忠慧、惠新、常巍、真法，均为律学师资。天皇诏书褒奖鉴真师徒说：“或学业优富，或戒律清净，堪后代之镇护，为玄徒之领袖。”从此以来，日本律义，渐渐严整，师资相传，遍于环宇。
随着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东大寺戒坛院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已不适应。公元757年，鉴真大和尚率弟子建初律寺。758年天皇朝廷下诏宣布：“其大僧都鉴真和尚，戒行转洁，白头不变。远涉沧渡，归我圣朝，号曰大和尚，恭敬供养。政事繁躁，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从此，鉴真大师摆脱繁冗政务，专事讲经传律，得以集中精力培育人才。 
公元759年，初律寺初期工程落成，淳仁天皇颁赐敕额“唐招提寺”。同时宣旨，凡出家人必须先到唐招提寺研习律学，然后方可选自己的宗派。唐招提寺担负起培育僧人基础教育的任务。天平宝字五年（761），鉴真大师又在下野药师寺、筑紫观音寺设戒坛。
唐招提寺成为律宗的总本山，是日本佛教的主要教育基地，标志着把日本佛教纳入正轨戒律的规范，大大推动教徒对佛经的研习与探究。
公元763年，为传播弘扬佛法，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而奋斗终生的高僧鉴真大和尚终因操劳衰老而寂化，享年76岁。临终时，他抚摸着高徒如宝头顶，嘱咐继续修缮唐招提寺。他念念不忘唐招提寺修行的四方学僧的学习与生活，关照思托说：“我若终，己愿坐死，汝可为我在戒坛院别立影堂，归住房与僧住。”
鉴真大师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慧灯无尽，法云永垂”。他的精神与业绩，尤其他育人弘法的思想，将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而永存于世。
二、学习鉴真育人弘法
鉴真大师育人弘法的理念，至今还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
首先把育人做为弘法之本。赵朴初先生说：“弘法大事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还是人才。”鉴真大师最大的贡献也是培育了人才，有了大批精通佛法、道行深邃、博学多才的人才，才得以将大法发扬于扶桑。鉴真大师开办戒坛院并使之规模不断扩大，开创了日本佛教教育的先河，使日本佛教有了正规的戒律。不仅如此，鉴真大师还将中国的文化、医药、建筑传播到日本，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佛教文化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在践行“三个代表”时需要深入研究和继承的。这就需要培育一批爱国、爱教并且既精通佛法有传统文化素养，又具有当代科学知识与人文精神的现代化佛教人才。尤其是要培养国际性交流人才，以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担负起正确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批判抵制邪教，继承弘扬佛教精华，促进祖国统一，加强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重任。随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培育与时俱进的国际性佛教人才的任务，已经十分紧迫，十分重要地提到人们面前。这不仅是佛教界、教育界的大事，也是全社会的大事。
大明寺方丈鉴真传人能修说：“培育一个人才，胜造九层栖灵”，此言是十分中肯的，深谙鉴真精神之精髓。如佛所言：“我诸弟子展转行之，即为如来常在不灭。亦如一灯燃千百灯，冥者皆明明不绝。”
第二，必须建设设备先进、具有一定规模的育人基地。鉴真大师初到日本，在东大寺设立戒坛院，授戒弘法，这可谓日本佛学院的雏型，稍解燃眉之急。然而他深感寄人篱下之困。为了使十方学僧有研习修行的专门场所，于是建初律寺。从公元757年起至759年，初期工程落成。从此，鉴真大师有了自己永久的育人基地。在鉴真大师的精心策划下，唐招提寺的建设成为天平时代文化的典范，至今仍被视为日本建筑的国宝。现存的主要建筑物有金堂、讲堂、宝藏、经藏、礼堂、鼓楼等。虽然这些建筑有的是在鉴真圆寂后由其弟子最终完成的，但就其风格来说，仍然是鉴真大师带去的盛唐建筑艺术的瑰宝。其中金堂“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其构造装饰足以代表当时最发达之式样手法”。讲堂，结构简朴优美，内部广阔敞朗。
唐招提寺佛像的雕像艺术“为天平时代末最伟大最巧妙之雕像。甚至形之格式可谓权衡尽善。所设衣襞，甚为自由，不失写生之体”（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
环境弘法，环境育人。有了如此好的育人弘法建筑，使得广大僧众感受到佛教的宏大与庄严，皈依佛门之心顿生，修行之念常定。之后，寺中聚集四方学僧，讲律授戒盛极一时。今天，我们在创办鉴真学院时，就是要以鉴真大师的办学理念，对校园进行精心规划设计，建设代表我们民族建筑与文化最高水平的时代精品。
第三，要有广阔的胸襟。通向佛门的大道只有一条，而抵达大道的小路有多径。这势必会开成宗派。而鉴真大师毫无门户之见，以其广阔的胸襟，容各山学派，育各方人才。
鉴真大和尚系日本律宗之祖。他将大量的律宗经疏及戒律带至日本。日本天台宗的兴起，也和鉴真大师有关。他曾把《摩诃止观》、《法华音义》、《法华文句》、《小止观》、《六妙门》等许多天台宗的经疏带到日本。随同鉴真和尚到日本，最后成为鉴真传人的法进、如宝、思托等，也都是天台宗的学者。
鉴真大和尚的广阔胸襟，还体现在化敌为友。开始反对鉴真授戒仪式并与之辩论的贤璟等人，最后竟皈依大师，由大师授戒就是最好的明证。
日本天皇宣旨，凡出家人必须到唐招提寺研习律学，然后才可选自己的宗派。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宗派，又显示鉴真大师的开放与明达。
鉴真大师在育人弘法时，传授的不仅仅是佛学，而且包括建筑、雕刻艺术，传授文学、汉语知识，传授印刷技术，传授医药知识。鉴真大和尚带去的中国著名书法家的字帖，也对日本的书法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今天，我们创办鉴真学院，培养当代佛教人才，必须以鉴真大和尚为楷模。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立足佛教，放眼社会。要以鉴真大师开放的眼界，广阔的胸襟，宏伟的气度，加强与国内外佛教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延请海内外佛教精英及有缘有识之士，共同办学，以成大业。在专业设置及教材建设上，要广采博取，在人才培养上，培养既具有传统文化素养，又具有当代科学知识与人文精神的现代化佛教人才。
第四，以鉴真为楷模，知难而上，与时俱进。鲁迅曾把舍生求法的玄奘称之为民族的脊梁。“民族脊梁”非夸语，鲁迅由衷感慨。拭目仰望，是何意志。坚定安祥仁且勇，信千回百折无碍。仰遗德，迎风拜。赵朴初先生在《金缕曲•鉴真大师像回国展欢迎礼赞》中歌颂鉴真大师：“历艰难，舍身为法，初心不改。”   
鉴真与玄奘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这两位大德的精神，已超出佛教界，是矢志不移、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的伟大体现，是鼓舞我们民族与时俱进的旗帜。
今天我们创办鉴真学院的意义已不仅仅是弘扬佛法，而是弘扬我们民族自立的伟大精神。在创办过程之中，已经遇到和必将遇到很大困难。人不忍其贫，不堪其忧，不解其痴。而这些困难，是对鉴真传人的磨练与考验。在面对这些挫折与困难时，我们要学习鉴真大师的“坚定安祥仁且勇，信千回百折无碍”。我们要像大师那样，发挥聪明才智，聚四众之力，举八方之才，定能破坚冰，斩荆棘，平风浪，将鉴真学院的蓝图化为现实。
千载弘法扶桑情，万世埙篪民族魂，大师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原载《纪念鉴真东渡文集》，扬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2004.1）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与鉴真东渡的贡献

钱 文 忠

很荣幸这次能够应邀来到日本，在鉴真大师亲自建造的唐招提寺内参加鉴真精神论坛。鉴真大师与日本渊源深厚，曾经不畏艰辛，六次东渡日本，传播文明，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正如邓小平同志说：“在中日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和长河中，鉴真是一位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鉴真精神更是千余年来中日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鉴真精神从何而来，源于大师东渡。所以，我觉得忆鉴真大师，论鉴真精神，了解大师东渡的背景和原因是一个必备的前提。这就让我想到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盛况与日本佛教的特殊需求。中日两国隔海想望，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历史之长、影响之深之广，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唐朝达到了一个高峰，并且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个是日本积极主动地、全面彻底地学习和移植唐朝文化。决定其社会面貌和历史进程的核心环节，比如统治机构、赋役制度、法制法令，等等，这一切都是以向唐朝学习为基础的。另一个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日本从唐朝全面学习、全面移植，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文化和精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历史阶段，日本对唐朝的文化明显是机械模仿和一味照搬，这就是所谓的“唐风文化”时期。至于“国风文化”的兴起，那还是后来的事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至少有两个方面。
首先当然是“遣唐使”。当时的日本普遍认为：“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书纪》)。不定期地派遣遣唐使成了日本的国策。从630年第一次派遣，到834年最后一次派遣(正式决定停派是894年)，一共派出十九次，实际到达十五次。我们要注意的是，从701年第六次遣唐使起，就完全以学习唐朝的文物制度为目的。另外，唐中宗至唐玄宗的五十年间，派出的四次遣唐使规模最大，超过五百人的有三次，都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入唐。这正是鉴真大师所活跃的年代。
其次当然是“学问僧”。来唐的学问僧的人数远远超过世俗的留学生，他们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学习和传播唐朝的佛教，中日佛教交流的主要任务都是由他们承担的。后期的情况又有所发展，占优势的是“请益僧”或“还学僧”。他们和以前的“学问僧”的主要区别是这些“请益僧”和“还学僧”是在某些领域已经有所成就的人物，到唐朝一两年，是带着明确的疑难问题来的，不象他们的先驱，往往会十年甚至几十年地停留在唐朝。
那么，日本佛教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又有哪些特殊的需求呢?大化革新以后，佛教受到了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的信仰，发生了从氏族佛教到国家佛教的巨大变化。这期间自然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其中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和唐朝一样，只要取得僧籍，就能免去赋役，这当然会诱导人们为了生活考虑而选择出家为僧了。麻烦在于，日本没有中国的诸如“三师七证”之类严格的、由国家控制的授戒制度。日本的僧人至多接受三聚净戒，只需要一位戒师即可。更多的干脆是自誓自戒，也就是说假如没有合适的律师，自己认为够条件时，自己就可以解决了。日本社会对这样的私度、自度也完全承认。国家就完全没有手段来控制僧人的数量了，长久以往，必然对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
所以，日本的有道高僧，如元兴寺隆尊才提出向大唐寻求戒师。为了佛教宗派的完善，为了提高僧人的素质，为了增加佛教镇护国家的效力，为了国家能够有效地控制佛教，日本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
实际上，在鉴真之前，也确实已经有唐朝的戒师东渡了，但是，情况似乎并不理想，不能满足日本佛教界的期盼。
上面所讲的是日本佛教的特殊需求，这是否就足以促使鉴真大师东渡了呢?我想这仅仅是一方面的原因。鉴真大师之所以接受日本邀请东渡，还有其他的考虑。
作为一名高僧，鉴真大师是满怀普渡众生的慈悲胸怀的。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期盼着能够有机缘将玄奘法师等高僧从印度求回的佛教戒律传播开去。
机缘确实出现了。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他面临的是武周佛教势力急剧膨胀的局面，出于不难理解的多种考虑，他远绍高祖、太宗以道教为先的“祖制”利用道教，一方面制衡佛教，一方面打击武周的势力。道教受到皇帝推崇，空前发展，佛教相形见绌，这一切怎么可能让虔诚的鉴真大师无动于衷昵?正如郝润华教授的精辟的论断：“我们可以循着鉴真成长的足迹看到他的这一心态 ：在武则天崇佛抑道时期，鉴真在扬州出家；在律宗得势的中宗、睿宗时期，鉴真游学两京；在玄宗崇道抑佛时期，鉴真六次东渡，终成正果。”
大师东渡成功后在日本是备受尊崇的，不仅负责了日本僧侣的教育权和授戒权，还将唐朝的建筑、雕塑艺术传到日本，特别是后者，形成了日本雕塑史上重要的“唐招提寺派”。在传播汉语言文学乃至书法方面，鉴真大师等用唐音说法，这对日语中始终保存唐音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另外，鉴真大师对日本医药学也有重大贡献。鉴真大师本人就是一位名医，东渡时又带去了许多药物。日本正仓院至今保存着唐朝传去的六十多种中约材，应该就有鉴真大师带去的。鉴真大师和弟子法荣曾经治愈过圣武天皇的病，并将一整套医药手段传授给日本。日本人对有些药物不能分辨，根据淳仁天皇的旨意，视力极差或者已经失明的鉴真大师“一一以鼻别之，一无错失。”日本一直承认，很多药方就是鉴真大师带到日本的，二三百年前，日本药店的药袋上都印着鉴真大师的头像。唐招提寺至今也是如此。
我们完全可以说，鉴真大师的影响是遍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没有鉴真大师，根本就无法想象日本文化会是什么一个样子。
对于我们国人而言，鉴真大师惊天地、泣鬼神的东渡成功，其贡献远不止大师在日本的成就，更多的是促进了中日文化的发展，更多的是留下了可贵的执着、无私、奉献的精神，这是大师留给我们、留给历史的最可宝贵的、永不磨灭的精神财富。
注：钱文忠，复旦大学教授，华东师大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鉴真精神论坛文集》，扬州•奈良2008.5.10）

风月同天  共结来缘

季 建 业

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访问日本之际，扬州市人民政府、日本奈良市政府，扬州大明寺、奈良唐招提寺共同在这里举办鉴真精神论坛，怀着对鉴真大师的尊敬之情、感恩之心，共同纪念这位中日友好交流的使者、日本文化的恩人，共同探讨鉴真东渡之旅的精神真谛，以弘扬鉴真精神、永续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情谊。
鉴真大师出生于扬州，是中华大地上极受人们敬重的大德高僧。1254年前，鉴真大师受日本留学僧及遣唐使邀请，历经千难万险，踏上奈良这块土地，把佛教济世度人的律宗戒律和中国盛唐文化的精华传播到日本，鉴真东渡之旅，是弘法之旅，是文化之旅，更是精神之旅，堪称世界佛教传播史上的盛事、中日友好交往史上的壮举。
鉴真精神，就是不畏艰险、
百折不挠的执着精神
大师六次东渡，五次风涛之险、牢狱之灾、饥饿之苦，历经劫难而毫不气馁，九死一生而从不后悔，即便是在双目失明、爱徒病死、自己也年届66岁的情况下，仍不言退缩、不惧艰险，毅然东渡。大师这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我们克服困难开创新的事业、实现新目标的动力所在，必将激励后人为继续推进中日友好而殚精竭虑、不懈努力。
鉴真精神，就是普济众生、
自度度人的奉献精神
大师以普渡众生为己任，践行“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的诺言，舍生而忘死。在日本十年，开创律宗道统，使“慈悲为本、普渡众生、兼济天下、和合共生”的佛教经义深入人心，引导人们“积德行善、乐善好施”、“内外兼修、淡泊名利”，点化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众生平等、慈航普渡”，被日本人民称为“律宗始祖”。大师穷毕生精力推行的佛教义理，体现了佛教普济众生的博大胸怀，对于当代人淡泊名利、修身养性、仁者爱人、讲睦修德有着重大借鉴意义。
鉴真精神，就是慈悲为怀、
传播文明的大爱精神
鉴真东渡，不仅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佛教义理，而且带来了中国盛唐文化的精华——绘画、书法、雕塑、医药、工艺、印刷、建筑等文化，促进了中日文化的广泛交流，成为日本人民心目中的“文化恩人”。大师以乐善喜舍为愿力，广播佛法慈悲，奉献人间大爱，既通过佛教传播引导人们迁化向善，又通过促进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造福众生。大师这种不分国界、不唯种族的无私大爱，值得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国际社会之间广为弘扬。
鉴真精神，就是重信守义、
和合共进的和谐精神
鉴真东渡，为受托传法的佛缘而来，为一诺千金的信义而来，为普济天下的志向而来。鉴真与日僧荣睿、普照在东渡过程中结下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相依为命、并肩拼搏的情谊，是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集中体现。大师倾一生心力，倡导“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口和无诤、身和同住、戒和同修、意和同悦”，惠及当世，泽被千载，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为世界各国和谐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今年五月正是鉴真大师圆寂1945周年，大师虽逝千年，但作为中日友谊的伟大使者，他的精神永存；尽管历史变迁，沧海桑田，鉴真精神仍然照亮我们的心灵。缅怀东渡功德，弘扬鉴真精神，我们由衷感到慈悲的力量、信仰的执着、人格的魅力、友谊的珍贵。扬州大明寺鉴真纪念堂和奈良唐招提寺的石灯笼长明不灭，遥相辉映，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光明前景。今天我们在这里研讨鉴真精神，就是要延续千年佛缘，推进世代友好。
最后，衷心祝愿各位嘉宾、各位友人身体健康、六时吉祥、诸事圆满!
注：季建业时任中共扬州市委书记，现任南京市市长。
（原载《鉴真精神论坛文集》，扬州•奈良2008.5.10）

传承鉴真精神 让“戒”深积于心

（日）西山明彦

前  言
鉴真法师（688-763）带着弘扬佛法的夙愿，于天平十五年（743）十二月携弟子从大明寺出发克服沧海淼漫，踏上了传道之旅。出国授法需要得到唐玄宗的批准，鉴真法师的敬慕者又对此表示反对，加之途中遭遇官吏巡视船及海盗，因此，鉴真法师一行四次东渡，四次失败，历尽磨难，第五次又漂流到了遥远的海南岛，旅途的坎坷与艰辛使鉴真法师双目失明，但他矢志不渝，最终于天平胜宝五年（753），66岁时到达了日本。
传承鉴真法师伟业的人
最早记录鉴真法师事迹的人是陪同鉴真法师东渡扶桑的高徒思托，他著有传记性名作《广传》，但是，由于该著作不易理解且文章较长，所以，在鉴真大师17年忌日时，思托主动委托日本大学者兼文学博士淡海三船（僧名“元开”722-785）将其整理成一卷。淡海三船对原文进行了简化和提炼，制作出后来的《唐大和尚东征传》（即东征传）（779），这是日本第一部古汉语文学作品。到了镰仓时代，极乐寺的忍性出于对鉴真大师的仰慕，将《东征传》翻译成流畅的日文，加入插图，制成了共五卷的《东征传绘卷》，并将其献给了唐招提寺。后来《东征传绘卷》成为了该寺的寺宝，一直被供奉至今（珍贵文物）。元禄元年（1688）俳句大师松尾芭蕉参拜初春的唐招提寺，仰望鉴真法师的佛像，随口吟出（新绿的叶子哟，轻轻擦去大和尚眼中的泪水吧“，文政四年（1821）御影堂前立起了俳句碑，唐招提寺成为了奈良的名胜，鉴真法师的事迹也被介绍给了越来越多的人。到了近代，早稻田大学博士——安藤更生创作和发表了名著《鉴真法师的研究》，因此成为研究鉴真法师的先驱。并且，在他的建议下，作家井上靖发表了长篇连载《天平之甍》，将鉴真法师的经历传到了民间。另外，东山魁夷等自昭和四十六年起经历十二年完成了御影堂屏风画，为了告慰鉴真法师坎坷的一生，将其献给了唐招提寺。这是一幅六十面屏风的大作，在供有鉴真法师像的佛堂内栩栩生辉，给前来参拜的人以新的感动。
鉴真法师东渡的决心与扶桑方面的期望
下达邀请鉴真法师旨意的圣武天皇的想法大概是希望在日本建立大佛，同时，确立僧宝。但是，也有站在不同的立场，抱着不同想法的人。天平四年（733），荣睿、普照带着从唐朝邀请可以授戒的师僧的使命，作为留学僧，乘遣唐使的船到达了唐朝。而当时日本的情况是，虽然佛教传入了二百多年，但是，仍然无法同时聚齐具有正式授戒资格的“三师七僧”十名僧人。因此而一筹莫展的元兴寺的隆尊上奏天皇，请求从唐朝邀请具有正式授戒资格的师僧，并得到了天皇的批准。可在另一方面，官府政客担心享受免租、免税的私度僧过多会威胁到律令国家的基础，所以，建立和管理僧尼的资格制度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当务之急。为了举行正式的授戒仪式而邀请师僧对于纯粹兴教目的的人和政客来说，都是改善现状的良策。作为留学僧去唐朝的荣睿、普照先后在洛阳、长安等地寻访师僧，但最终一无所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见到了有名的授戒大师——扬州大明寺的鉴真法师。天平十四年（742）他们访问了鉴真法师，《东征传》中记载了当时二人来到大明寺的情景，他们对鉴真法师施以大礼后，向其道出了希望鉴真法师能够派遣修行高深的徒弟前往日本授戒的想法，鉴真法师当时应允，并说：“在二百年前，我国的惠思禅师转世为日本的圣德太子，宣传佛法，普度众生。另外，日本的长屋王赠予我国僧人千领袈裟，并在袈裟边上绣了‘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寄诸佛子  共结来缘 ’的诗句。两国通过佛法相连，日本是我有缘之国”。而后召集众弟子问道：“谁愿应他们的邀请，前往日本传教授法”，一名叫祥彦的僧徒站出来说道：“日本太远，沧海茫茫，百人中也无一人可达”，这表达了众僧的担忧。由于众弟子担心生命安全，加之不愿意离开鉴真法师，所以，都默不作声。面对弟子们的漠然，鉴真法师说道：“宣传佛法，振兴佛教是僧人的使命，因为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拒绝邀请不是佛教僧人应有的态度。如果你们都不愿意去，那我自己去”。鉴真法师不顾个人安危的坚定决心感动了众弟子，于是，许多人表示愿意与师父同行。而荣睿、普照在唐朝十年间，走访洛阳、长安等师僧无果的原因也正是由于在唐朝人的印象中，日本是偏远之地，是个野蛮未开化的国度，不用说国学，就连修行佛教的僧人也会受到限制。
鉴真法师带来的文化
在《东征传》中记载了鉴真法师一行在第二次东渡时所准备的物品，可以认为这些物品与最后一次东渡的物品种类相同，只是数量上有所不同。这些物品大致包括佛像、佛经、佛具，另外，还有药品。香料等共六百多斤，在船中装载了大量的医药品。食品类的品种很多，其中有我们熟悉的砂糖、酱等。虽然鉴真法师一行的目的是在日本举行正式的授戒活动，但是，同时也推动了日本的医疗、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飞跃发展。
鉴真法师研究的佛经
鉴真法师是中国律宗的开宗立派大师——道宣（596-667）的徒孙，宗派的代表。关于鉴真法师的学派，其师恒景法师（635-712）曾提到过“鉴真法师跟随天台智者大师学习止观门”（宋高僧传）。而通过《东征传》中鉴真法师所带来的物品目录，除戒律书籍外，也能看到反映鉴真法师思想的经书，即在佛经目录部分记载，鉴真法师共带来《止观法门》、《玄义》、《文句》各十卷等八部五十六卷有关天台的论疏。而著有《广传》的思托自称“天台沙门”，陪同鉴真法师来到日本，后来继承戒坛院的法进在《沙弥十戒威仪经疏》中也记载道“对其感兴趣者常来借阅、抄写和交流”，表明法师将许多天台教论疏带到了日本。另外，作为遣唐副使，秘密让鉴真法师一行搭船，在鉴真法师东渡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大伴古麻吕之孙大伴国道也曾在信中提到“我的祖父古麻吕被派遣到唐，而后与鉴真法师乘同一条船回国。天台教是由我祖父与鉴真法师共同带回日本的”（天长二年，大伴国道书信），表明鉴真法师是日本天台教第一人。通过鉴真法师向荣睿、普照详细询问有关奈良佛教的情况可以看出，他要将天台教传到日本的想法。但是，在鉴真法师来到日本时，大寺院都宣传法相教，所以，作为授戒大师来到日本的鉴真大师，无法在佛教界找到宣传天台教的空间。半个世纪后，在南都学习的最澄领悟了鉴真法师所带来的天台经书的真谛，决定入唐求法，可以说最澄是最终实现鉴真法师夙愿的人。
鉴真法师所要宣扬之事
鉴真法师一行进入平城京是在天平胜宝六年（754）二月。同年四月，于东大寺大佛殿前对圣武上皇、孝谦天皇及僧人、俗家人共四百四十人进行了授戒。受戒是指有志出家，成为僧人者在成为佛教徒之际，在具有资格的十名师僧面前举行的入门仪式。受戒者发誓终身奉行“戒杀生、戒盗窃、戒邪淫、戒妄语和戒饮酒”，即五戒（酒会麻痹人的意志，而当代社会却因为人们也将其作为药物）。这五戒本应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之“戒”，而当代社会却因为人们没有去恪守，而使得世间灾难连连。鉴真法师授戒内容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自身恪守五戒，进而还包括为他人持戒（普度众生的行为）。而向鉴真法师及三世的佛祖立下誓言一心向佛，便是授持“菩萨戒”。后来“戒”渐渐与“律”相结合，组成了“戒律”这个人们所熟悉的惯用词。 其实戒与律原本具有不同的意思，“律”是指组织与团体所规定的规则，现在相当于法律，并附带违反时的罚则。换句话说，如果接受了罚则就会被原谅，而只要不被发现就可以不受惩罚。而“戒”是指自觉恪守，形成习惯的做法，即使不被社会的法律（律）所惩罚，也不可以不顾“戒”而放纵之际。将更多的“戒”深积于心，发誓一心向佛，祈求佛祖永远的保护，并接受授戒仪式就可以成为佛教徒。但经过平安、镰仓时代，授戒却只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形式，对佛“发誓”，真诚的“忏悔”渐渐不被重视。佛教故事“沙石集”中记载道：“所谓授戒有名无实，只是到戒坛前转转而已”表达了对当时情况的感慨。在距鉴真发誓来到日本一千二百年后的今天，向佛祈祷已从公共教育中消失，并也远离了家庭教育。当今的日本是不是应该重新教育下一代让年轻人懂得人类所应恪守的“戒”的重要性。当出现令人震惊的少年犯罪时，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被我们抛弃和遗忘的重要精神。
鉴真发誓的寺庙  唐招提寺
天平宝字（758）朝廷为表彰鉴真法师的功绩，赐于其“大和尚”称号，并将新田部亲王的旧宅地赠给他。鉴真法师于第二年搬到京城的朝堂并将其作为讲堂，使其成为了专门修行戒律的场所，这便是唐招提寺的原形。天平宝字七年（763）弟子忍基梦到讲堂的大梁折断，预感会发生大事。于是，随行的弟子们制造了鉴真法师尊像（脱活干漆造鉴真法师坐像国宝）。《东征传》中记载道：“春秋七十六年五月六日，大和尚正襟危坐，面西（扬州）圆寂”。
注：西山明彦，唐招提寺执事。
（原载《鉴真精神论坛文集》，扬州•奈良，2008.5.）
 

继承和发扬鉴真精神

能  修

在我们两国文化血缘关系的缔结史上，中国盛唐的鉴真大师以他献身佛教的宏愿和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永远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鉴真大师为了弘扬佛法，度化众生，传播文化，先后六次东渡，历时12年，其中五次失败，三次来自社会的阻力，两次遇到大海风浪阻挠。东渡途中弟子荣睿、祥彦先后病势，大师本人也积劳成疾，以致双目失明。然而，大师并未消沉，以超人的意志，在他66岁高龄时第六次东渡，最终完成了多年夙愿。鉴真大师不仅把佛教戒律传到了日本，而且还把中国唐朝的建筑、文学、医药、雕塑、绘画等传到了日本，为中日友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了继承和发扬这个精神，我们将从下面三方面着手 ：
一、纪念鉴真大师，促进中日友好事业
鉴真大师是中日友好的使者，一千多年来，我们深深怀念这位缔结中日文化纽带的不朽人物，用多种方式缅怀他为中日文化和友好作出的杰出贡献。1963年，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隆重举行各种纪念活动，鉴真成为当时“打开中日友好关系的钥匙”。后来又于1973年在扬州大明寺建立鉴真纪念堂，从此两国人民交往越来越多。1980年鉴真像回国探亲，经过1200多年之久，鉴真大师第一次回到了祖国，鉴真像在扬州、北京正式展出23天，瞻仰人数超过50万人次，迎接规格之高，展出盛况之大，产生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见的。鉴真像回国巡展推动了中日友好的新的进程。2003年我们大明寺又举办纪念鉴真东渡成功1250周年活动，日本佛教界和民间人士数百人参加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今天，我怀着对鉴真大师深深的崇敬之情来到大师当年东渡弘法的地方，鉴真大师曾经住持过扬州大明寺，这是大明寺的荣耀和骄傲，日本唐招提寺和中国扬州大明寺都是鉴真大师曾经弘法的地方，都是鉴真大师的故乡，也是我们友好交往的桥梁和纽带，我们深深怀念鉴真大师，作为鉴真传人，更要延续鉴真1250多年前结下的佛缘，以鉴真为师，发扬鉴真精神，多做促进我们两国人民友好的事情，把当年鉴真大师开创的友好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二、以鉴真为典范，做好弘法利生事业
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鉴真大师以“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的坚强决心和意志东渡弘法，今天佛教弘扬佛法的条件与鉴真大师当年的艰苦条件要优越千百倍，然而，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的是鉴真大师以弘法利生为己任，矢志不渝，献身佛法的精神。我们两国佛教自古以来法乳一脉，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提出了“和睦世界，从心开始”的思想，以及“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的远景目标等，佛教徒要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要做促进和平友好的纽带，为服务社会、关怀社会多贡献力量；佛教自古就有扶危济困、抑恶扬善、倡导和谐、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弘扬鉴真精神，就是要有鉴真大师那样的信仰和追求，更要用实际行动来弘扬佛法、造福众生。
三、传承好鉴真精神，办好佛教教育事业
在新的历时时期我们继承和弘扬鉴真精神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要办好鉴真学院，传承好大师精神，培育好佛教人才。赵朴初先生曾说：“弘法大事第一是培育人才，第二是培育人才，第三还是培育人才。”我们今天纪念鉴真大师、弘扬鉴真精神就是要以鉴真为师，创办好鉴真佛学院，培养和造就新时期像鉴真一样的佛教人才，不断提高僧众的素质，让鉴真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中国国家宗教局于2003年4月批准以扬州大明寺为依托建设鉴真佛学院。鉴真佛学院座落于国家AAAA级风景区蜀冈之上、校园占地308亩，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与千年古刹大明寺融为一体；学院培养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级佛学研究、教学与国际交流人才。学院坚持高水平、高起点、高质量的办学方针，以佛教外语教育为特色，开设了英语、日语、艺术、佛学、寺院管理等多门学科，将来鉴真学院培养的学僧不仅善念、善解佛经，而且会一口流利的外文，成为传播友谊，广结善缘，进行对外友好交流的栋梁之才，鉴真学院不久也将成为佛教教育论坛和国际友好交流的重要平台。鉴真学院在创办过程中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日本佛教界和各界人士也提供了大力帮助，在此，我希望能在佛教教育办学方面与日本佛教院校开展广泛合作，相信有鉴真的精神，有鉴真大师的佛缘，我们一定能办好鉴真学院。
鉴真东渡弘法为我们播下的善因，鉴真精神一千多年后仍然激励着我们，它必将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让我们共同努力，开创黄金纽带佛教事业的新局面，鉴真大师如若看到我们今天的山河新貌，一定会留下喜悦的泪水。
注：能修为扬州市佛教协会会长、扬州大明寺方丈。
（原载《鉴真精神论坛文集》，扬州•奈良2008.5.10）

传承鉴真精神  加强中日友好

明   生

正今天，我们中日两国佛教界共同在风景秀丽、千年文化古都奈良，隆重举行“鉴真精神论坛”，纪念和缅怀一代宗师的懿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值此殊胜因缘，我受中国国家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的委托，代表中国佛教界向在会的日本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鉴真大师与我所住持的海南南山寺、广州光孝寺都有很深的因缘。鉴真大师第五次东度时遇飓风，漂到海南岛三亚市南山，登岸后便住三亚的南山，养息身体，弘传佛法，居留一年后在回扬州的路上，也曾驻锡广州光孝寺和广东庆云寺，设坛传戒。今天我能够和大家在这里共同宣传鉴真大师的事迹和学习鉴真大师的精神，感到非常高兴和无比荣幸！鉴真大师，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出家学习也在中国，但他把一生所学、所修、所证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日本人民，他不仅是中日两国佛教界无比尊崇的高僧大德，也是两国人民永远怀念的中日文化传播与友谊的先驱者。
鉴真大师自幼聪颖过人、慧根宿具，少年时期就自愿发心出家，随后在中国各地遍参大德高僧，勤学苦修。由于他严持戒律，学业精进，年仅25岁就已经是学通三藏精通五明、德望高超的大师了。中年时代的鉴真大师，一方面弘扬戒律、培养僧才、修建寺院，一方面积极服务社会、利益人民，广泛地从事社会慈善活动，比如开悲田院以布贫民，亲自开处方煎药治病救人。这段时期适逢盛唐文化的顶峰阶段，鉴真大师通过长期与社会大众的接触，使他掌握、吸收了盛唐的优秀文化和技术成就，积累了许多实际经验，以他的道德为招感，团结了一大批具有高深造诣的技术人才，为他后来东渡日本传播盛唐文化和优良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42年，贵国僧人荣睿和普照礼请大师东渡日本弘传律法。他听闻邀请之后，想到南岳慧思禅师转世为日本王子大兴佛法的传说，以及日本长屋王曾造千领袈裟供养中国大德僧众，其袈裟边沿上绣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大师认为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早就结下了深厚的善缘，应该前往，于是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和荣睿、普照及众多弟子一起拉开了六次东渡的悲壮序幕。
鉴真大师率领弟子和各类技术人才先后于743年——748年五次东渡，均以失败而告终，牺牲了三十六人，特别是第五次渡海失败，对鉴真大师打击更为巨大，不但贵国高僧荣睿大师病逝在我们广东肇庆，连他的爱徒祥彦也不幸去世，自己还双目失明，而他东渡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
753年(天宝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在回国前，到扬州拜见鉴真大师，再次代表日本迎请鉴真大师去日本传律授法。此时的鉴真大师已年届66岁高龄，且又双目失明，在这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仍慨然应允随使团东渡日本。经过艰辛与不懈的努力，鉴真大师等人终于在公元753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成功地抵达了日本九州太宰府，实现了他的人生夙愿。到日本后，他立即在奈良东大寺建立戒坛，教授戒法。后来又创建专门弘传戒律的唐招提寺，以正规羯磨法为日本僧人授戒，成为日本律宗始祖。除了律法典籍之外，鉴真大师还带去了中国天台宗的根本著述，在唐招提寺他还常讲天台三大部，成为日本天台宗的先驱。
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携带了佛经、佛像、佛具、舍利、书画等，同行弟子还有擅长雕塑、绘画、建筑、书法等高等技术人才，他们创建了以唐招提寺为中心的文化宝库。以鉴真大师为首的东渡僧团，从他们人员的组成和所携带的物品可以看出，他们是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地要把盛唐文化传播到日本去。所以他们到日本除了传播佛法戒律外，还给日本人民带去了中国盛唐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技术，对日本奈良时期光辉灿烂的天平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的民间外交家，中日友好的天使。
鉴真大师将贵国看作是他弘法利生的第二个故乡，不遗余力地从事佛法传播、文化交流工作，直至公元763年五月六日圆寂于唐招提寺，圆满完成了他一生的丰功伟业，这是多么伟大地壮举啊!回顾鉴真大师为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友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一生为法忘躯的动人事迹，使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鉴真大师是中日友谊的象征，他那种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挠为法为教的大无畏奉献精神，是两国佛教界乃至两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因此，中日两国佛教界只有维护好两国的传统友谊,才是真正发扬光大鉴真大师的精神，才是对大师的最好怀念与崇敬。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和平、友好更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佛教是利国利民的宗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新中国成立后，日本佛教界与中国佛教界一起，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世人共睹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是我们共同肩负的历史使命，我们期盼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与日本佛教界的朋友们并肩携手，加强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让鉴真大师的精神永远传扬，为稳定中日两国友好关系而继续努力，为促进中日友好持续发展，为亚洲、世界和平作更多积极地贡献。
此时此刻，谨以一偈来表达我的心情：
一衣带水两邦情，佛缘深厚一脉承；
鉴真精神辉千古，中日友谊万古存!
最后，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句祝愿：
祝愿世界和平!
祝愿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
祝愿日本各界朋友身心康泰、万事吉祥!
祝愿鉴真精神论坛圆满成功!
阿弥陀佛!
注：明生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外交协会理事。
（原载《鉴真精神论坛文集》，扬州•奈良200.5.10）
 

弘扬鉴真精神，发展中日友好

许 凤 仪

中国唐代出了两位高僧，一位是洛州玄奘。他西天取经，单人匹马，受尽苦难，九死一生，终于取得真经。另一位是扬州鉴真，他东渡 弘法，一行数十人，受尽牢狱之灾，风涛之险，六次东渡，五次失败，先后牺牲三十六人，他本人也因风霜雨露，积劳成疾，双目失明。历时12年，终于实现东渡宏愿。
玄奘大师去西天是为取经，他带回大量经卷，亲自译出经、论75部，对丰富祖国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鉴真也是一位佛教徒，他东渡不单单是为了弘扬佛法，而是要将盛唐高度发达的文化介绍到了日本，为广大民众造福，这就是佛家的普度众生。正因为东渡怀有如此宏愿，因此每次渡海就不是单枪匹马，总是二三十位主持一方的高徒随行；每次还挑选一二十位能工巧匠，他们中有技艺超群的建筑、雕塑、绘画、雕刻、铸写、修文、刺绣、镌碑、音乐、饮食等人才；所携物资不光有经书、佛具，还带有数以千百计的画像、绣像、金像、珠幛、铜镜、铜盘、铜叠、藤簟等艺术品，以及二千多斤的麝香、沉香、龙脑香、安息香、熏陆香、呵梨勒、胡椒、石蜜等药材。由此可以看出，鉴真东渡不仅仅为了弘扬佛法，而是要以僧团形式，将中国丰富的文化传至海外。
如此庞大的东渡队伍，如此之多的工艺品及药材等物品，注定他在航海技术相对落后的唐代，必然困难重重，遭遇各种各样的灾难也就在所难免了。
东渡的五次失败，船翻人亡，物资葬海，他自己也双目失明，在众多人感到绝望的时候，鉴真没有丧失东渡的信心和决心，没有动摇他当初“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落地有声的诺言。唐天宝十二载冬月，66岁高龄的鉴真，接收日本的遣唐使的邀请，依然作第六次东渡，几经海上风险，终于到达日本，实现了东渡宏愿。
鉴真到达日本后，以其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和坚强的意志，赢得日本朝廷的尊崇，敕授鉴真“传灯大法师”位。时隔不久，鉴真于日本国寺东大寺前立戒坛，为天皇、皇太后、皇太子及文武百官授戒，又为四百四十多位沙弥授戒，一时声振全日本。从此，日本朝廷下诏：凡经鉴真授戒者，方可成为国家公认之僧尼。从而确立了鉴真在日本佛教律宗的领导地位。
鉴真东渡的主要任务是整顿戒律。与此同时，他又广施医药。鉴真在扬州就是一位医药高手，治病救人不计其数，到日本后，他更是积极为民众治病、送药、传授医药知识。鉴真还亲自为光明皇太后、圣武天皇看过病，效果很好。朝廷还委托鉴真鉴定药物。凡经鉴真鉴定过的药物方为灵药。当时药店的药袋上还印有鉴真像。
此外，鉴真东渡还将中国的豆腐制作技术传到日本，在僧家和民间广为传开，一些豆食品包装袋上还印有“唐传豆腐干”字样。
鉴真东渡曾带去中国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字帖及其名人字帖50多种，王体书风很快便在日本民间风传开来。孝谦女皇题写的“唐招提寺”门额就是王体，佛家抄经也盛行王体。鉴真在日本最先亲自主持建造过唐禅院，后又建了唐招提寺，他的弟子又造过金堂。还有鉴真主持塑造的众多佛像以及由他的弟子为他塑造的干漆夹纻坐像，多被列为国宝，一千多年来，这些国宝受到日本的很好保护，是令人感动的。
鉴真在日本民众的支持配合下，辛勤生活了十年，对日本律宗、天台宗、医药、建筑、雕塑、绘画、刺绣、音乐、文学、书法、饮食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日本人们奉鉴真为律宗开山祖、医药始祖、豆食业祖师、文化大恩人。这是日本民众对鉴真的高度评价。
一个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只要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穿越千年时空，中日两国人们都没有忘记这位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过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的鉴真大和尚。邓小平著文称颂鉴真是“一位永远值得纪念的人物”。温家宝去年访问日本，演讲时也对鉴真精神给予了很高评价。日本天皇、首相对鉴真也给予热情赞颂。1980年鉴真像回乡“探亲”，在扬州、北京展出短短23天，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瞻仰者多达58万。这正是鉴真人格的魅力和鉴真精神的感召。
鉴真东渡取得巨大成就，是和日本朝廷的支持、广大日本民众的支持与合作分不开的。我们更不会忘记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的杰出贡献。荣睿受尽折磨，积劳成疾，病故于中国广东肇庆。肇庆建有荣睿纪念亭，如今肇庆市政府又兴建荣睿纪念堂、纪念碑，纪念其功德，弘扬其精神。正是由于普照的请求，日本遣唐使才到扬州再次邀请鉴真，实现了东渡宏愿。应该说，荣睿和普照是鉴真东渡成功的功臣。
鉴真恩德高山之大，鉴真慈爱大海之深。我们将鉴真精神概括为传播文明，何惜生命的献身精神；坚定信念，夙志不移的执著精神；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突破俗念，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努力弘法，普济众生的无私精神。鉴真精神就是扬州精神，是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弘扬鉴真精神，促进中日友好，共创美好未来！
注：许凤仪，鉴真文化研究常务副院长
（原载《鉴真精神论坛文集》，扬州•奈良，2008.5）
 

鉴真，一面高扬的人文旗帜

墨   林

鉴真东渡，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次伟大的壮举。穿越1250年悠远的时空隧道，鉴真，用他生命点亮的佛灯，依然如日悬空，光明灿烂。鉴真，在史册上不仅留下一个千古不朽的名字，留下弘扬佛法、传授戒律、构筑中日文化交流虹桥的光辉业绩，更值得珍惜的是在人类文明进步中高扬起人文旗帜，其精神甘泉是子孙万代取之不竭、受之无穷的财富。
在人类文明史上，总有一些豪杰才，以博大的胸怀关爱人类的命运和前途，以睿智的目光进行抉择，以大无畏的人格、大牺牲的精神去实现目标。鉴真，就是中华民族中杰出的代表。
鉴真接受邀请东渡传授戒律，已是55岁的佛门高僧了。55岁是成熟的年纪，学识、威望、业绩均已水到渠成。继道岸、义威之后，鉴真为东南戒律宗首，仰为“江淮化主”。作为大明寺的住持，受到众多高僧弟子的爱戴，一呼百应，一应俱全，他完全可以高坐讲坛，享一方福田，为什么偏偏立下如此宏愿?他也完全可以派出众多高僧弟子中的某位代他讲法授律，为什么果断决定自身践行?难道他不知沧海阻隔，风涛险恶，作了轻率的表态?据日本奈良时期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鉴真正在为众僧讲授戒律时，日僧荣睿、普照照呈词恳切，天皇以下臣民皈依佛门之心殷切，佛教界企盼中国传戒大和尚早日赴扶桑授戒。鉴真怦然心动，似有所思，遂问座下众僧：“可有人愿去佛法兴隆有缘的日本传法吗?”众僧默然不答。鉴真追问：“真的没有人想去吗?”祥彦道：“东渡日本，航路遥遥，生死难料，况且修业刚半，谁都回答不得。”和尚毅然表态：“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祥彦应道：“尊师既去，我愿随行。”随即有21人报名愿往。
这场对话，看似平淡，实质是何去何从的抉择考验。祥彦申述的不无道理，但和鉴真所站的高度绝然不同。鉴真不是盲目从事，而是从日僧诚切的邀请中，听到了佛的召唤，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职责，只要是“法事”，便是高于一切，又“何惜身命”！宏愿之立，正是他忠于教义，不惜牺牲一切弘扬佛法的坚贞，也是他生命的追求所在。“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在这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中，可以见到鉴真关爱众生的胸怀和准备牺牲一切的精神。
鉴真作出东渡日本的果断决定，决非偶然，多年刻苦的修炼、执着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涵养起强大的人格力量，这是从平凡的“人性”走向脱俗的“佛性”的艰难过程。
他出身江阳贫寒家庭，14岁随作为居士的父亲去大云寺参拜，第一眼见到慈悲的佛像，立即产生心灵的感应，向父亲提出要皈依佛门，这对一般懵懂少年来说简直难以理解。鉴真的诚心感动了父亲，父亲就将他委托给自己的老师智满禅师，这可说是鉴真生命的第一次觉醒。佛门的清苦，众所周知，要摒弃七情六欲，耐得住青灯黄卷，人世间的一切享受都要舍弃，走出这一步是另一重天地，而戒律，除了形式的规范之外，更注重对佛经义理的透彻悟觉，自我的约束修行。一个涉世不深基础浅薄的少年，一下出世改变了环境，投入佛学深奥的殿堂，最终奔向律宗大师的峰位，这里要经过多少艰苦的跋涉和顽强进取!史册虽无详尽记载，但可以想象他刻苦发愤攻读的情景。他先后从智满、道岸、弘景、义威等诸师，受具足戒，研三藏经，受菩萨戒，精通“五明”。他把“修”和“行”结合起来，20岁随道岸西游二京，他不囿门户，凡有高僧所在，他都叩门求学，探讨佛义。在佛法戒律之外，他在梵声音乐、庙堂建筑、雕塑绘画、草药医术、书法镂刻等方面广泛涉猎，时有进益。经过20多年的精进博取，以至46岁时就登上戒律大师的讲座，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唐和尚了。这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也锤炼了他坚忍不拔的品质和伟大的人格力量。
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没有一个从平凡“人性”走向“佛性”的艰苦过程，没有炼就一个金刚雄强之身，他又何以能挑起东渡传律这副重担?任何人要完成一项伟业，如果缺乏敬业精神，如果不在思想上精神上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不在人格上站起来，那最大的宏愿也只是一句空话！
鉴真东渡，拦在面前的有沧溟万里，海涛凶险；有僧侣内部的思想分歧，门户之见；有世俗的偏见，官府的阻挠；还有饥饿、病痛、丧徒、背弃、眼盲等种种肉体上感情上的折磨，经历失败、挫折、迂回、反思、积聚、重新扬帆挺进的六个回合，鉴真始终用佛的精神激励自己，用佛的精神感召大家。鉴真东渡，不仅是向大自然的挑战，也是向自身生命极限的挑战，他的胆魄、智勇、沉着、坚毅，呈现了生命的大气象。
鉴真东渡，从天宝元年（742）到天宝十二年（753）前后经历十二载，六个回合，谱写了事业和生命最光辉的篇章。依日本当代大画家东山魁夷所言，这是他第二人生的开始。
鉴真东渡，不象明代郑和下西洋那样声势浩大的官方举措，纯属于民间交流活动，无论是人力、财力上都是有限的，因而鉴真所遇到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
缺乏远洋航海设备和经验的鉴真，以樯帆舟楫去迎战洋流、暗礁、飓风、暴雨和惊涛骇浪，航向难以定位，航期难以控制，必然会遇到缺水断粮、晕船得病，甚至樯折舟覆、葬身鱼腹的可能。日本唐招提寺所藏的《东征传画卷》五卷，生动描绘了鉴真东渡的事迹。其中第二次东渡，在狼沟浦遇险的场面惊心动魄。船遭飓风恶浪袭击，樯倾船破，渐渐下沉，落水的人影在浪间挣扎，货物经箱在海上飘浮，时值隆冬，天寒风急，被迫上岸的鉴真坐在乌蓲草上指挥营救，可是如此险境，得救者十之有几呢?第五次东渡，在海上遭受的磨难远胜于前几次，因季候风向难测，在东海来回飘泊折腾，长达两个多月，耗尽积存物资，舟中淡水用尽，中午只能以少许生米充饥，难以下咽。煎熬之中，仍未到达扶桑。强劲的东北风，一直把破船吹到海南岛。这一年，鉴真已是61岁的高龄了。以生命为赌注的海上搏斗前后有四次，说不定哪一次就会被风浪吞噬，鉴真难道没有想到过死?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去冲刺，我们平时所说的“大无畏”、“大牺牲”的精神，鉴真用行动作了生动的注释。
鉴真东渡，遇到的第二重困难是僧侣思想的分歧和外界的压力。传律授法，是鉴真的重任，但要完成东渡这项伟业，却又不是鉴真一人所能承担，必然要在僧俗中组织起一支队伍，凝聚起一种精神，依靠集体的智慧和能量，去破关突隘。鉴真东渡，除荣睿、普照以外的大批僧侣外出并没有得到唐朝政府的许可，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偷渡”，鉴真东渡的目的也不可能被外界所理解，因而必然要遭到种种阻碍。第一次东渡一切准备就绪，却因为道航和朝鲜籍僧人如海发生争执而祸起萧墙，道航认为如海学养德行平平，不宜前往，惹恼了如海，如海告官，诬称道航等人“造船入海，与海贼连”，谎称有“五百海贼入城来”里应外合。淮南采访使衙门便捉拿荣睿、普照、道航等人查办，直到弄清是诬告，官府仍没收船只，第一次东渡计划就此搁置。这次东渡的失败提醒鉴真，他在日后的谋划中，更注重人员的选拔和思想的统一，注意和官府的沟通，内部的运作技巧。第二次东渡在狼沟浦遇险，在实战经历中，不乏有佛心动摇、自动离去者，鉴真从容应对，以自身的坚定信仰感染影响众人。第三次东渡，触礁桑石山，搁浅荒石，水米俱尽，幸好渔夫发现得救，住明州阿育王寺。越州的僧侣闻悉鉴真要去日本，便递请官府进行挽留，并认为鉴真赴日是荣睿引诱，只要处置荣睿，即可打消鉴真赴日念头。于是山阴县尉逮捕了荣睿，竟要递送进京。面对这种由不理解进而恶化到连锅端的极端处置，鉴真沉住了气，一是以诚感人，二是设法营救，最后终于解开死结，疏通官府，荣睿因病假释，向朝廷报称亡故。
如果说大自然的惊涛骇浪是够凶险，那么人世间的复杂矛盾更难以预测。三次东渡失败，鉴真卷进了更大的人事漩涡。第四次，当鉴真准备取道福州买船东渡时，以灵佑为首的弟子会同扬州各大寺院的三纲（即上座、寺主、维那）告官阻拦，虽然是出于一片爱心，但又使鉴真又一轮宏伟计划宣告破产，鉴真等人在浙江黄岩被江东处置使截回，送回扬州严加守护。此举令鉴真极为痛心，从此不认灵佑为弟子。灵佑为师父的一身正气和矢志不渝的佛心震慑，他的行为被准备东渡的众僧蔑视。灵佑反思觉醒，痛责自身浅薄，为了求得师父的宽恕，站在鉴真房前忏悔，每天自初更侍立至五更，一站就是六十天。这是一种信念意志的较量，一种“恒”的精神的提升和感化。鉴真是守“恒”、识“恒”在东渡的去从上不作半点妥协、让步。灵佑是读“恒”、悟“恒”，对自己的偏隘、过失也不作半点原谅、宽恕。两人都在痛苦中选择，都在选择中舍弃，最后为“恒”的光焰融合一体。澄清世俗浮翳，洞烛生命奥秘，在“佛心”的感召下，携手再赴征程。这是鉴真人格力量的又一次胜利。
鉴真东渡还有来自自身肉体上和感情上的煎熬。鉴真是座“佛”，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的东渡，是从“佛性”再次走向“人性”的过程。风涛恶浪、触礁遇险、断水断粮、酷暑风寒、疾病瘟疫，一重重困难推到他面前；内部纷争、祸起萧墙、世俗偏见、官府阻挠、人心焕散、财力匮乏一次次压力接踵而至，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再坚强的意志毅力也是难以忍受的，特别是第五次东渡，船漂泊到海南，重返扬州的千里归途中，荣睿病死，普照分手，祥彦诀别，这对一个63岁的老人，是难以想象的打击！这三位忠心弟子始终是东渡的中坚力量，患难与共，生死难离，为此鉴真对荣睿之死，悲痛得数日不进滴水，几乎昏迷，与普照分手时悲泣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于是分手，感念天喻!弟子祥彦在吉安病逝，鉴真抚摸着他的遗体悲呼：“祥呵，祥呵——”而这时，因遭受暑热瘴气，毒火攻心，致使他双目失明（专家学者对此持有异议，暂且不说），沉入一片茫茫黑暗。如果此时鉴真稍一动摇：“这是佛的旨意，不必前去冒险”，那么就堕入人生真正的黑暗，历史也因此留下遗憾的一笔。鉴真在痛苦中挣扎，在孤寂无援中重新凝聚，在僧侣的献身中更感到责任重大。眼睛失明了，但他看到一个莲花灿烂的佛国，看到佛对他又一次召唤，佛国需要他去献身营造，他心中点亮起一盏压住千顷风涛、照亮万里沧漠的佛灯！ 
面对鉴真，仰视着看，他是佛门的骄傲，他是民族的脊梁，推动人类文明进展的伟大功勋：平视着看，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博爱之心的人，他以百折不挠的意志毅力去实践一项宏伟的事业，在向生命极限的挑战中体现了生命的价值。鉴真是一面镜子：他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佛心”和成“佛”的机缘，就看你能不能刻苦修炼和持之以恒去实践去献身。
鉴真，这面高扬的人文旗帜，永远有感召我们前进的力量!
（原载《纪念鉴真东渡文集》，扬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2004.1）

鉴真精神与文化建设

郑  阳  卢道岭

公元754年，鉴真大师成功东渡日本，这是中国佛教史上向外弘法的伟大壮举，更是推动和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千载一时的盛举。今天，缅怀大师的伟大业绩，赞颂大师的崇高精神，传承大师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和平安宁的遗愿，对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作用。
鉴真大师弘扬佛法、自度度人的利他精神，昭示我们应为建设充分体现人民愿望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不畏艰难、奉献终身
鉴真大师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以出世心做人世事，“有一众生不得度，我誓不成佛”的宏大誓愿，自利利他、慈悲喜舍的道德追求，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人民大众是国家的主人，是新生活的创造者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决定力量。人民大众既是文化创造、建设的主体，又是文化服务的对象。这就决定了文化必然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因此，在现阶段，我们需要弘扬鉴真大师的利他精神，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为反映人民大众生活、理想和愿望，维护和增进人民利益，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为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充分体现人民性的人民大众的文化。在现阶段，文化建设的目的、任务都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维护人民的利益，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动员和激励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而辛勤劳动，积极进取。
在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自觉贴近人民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了解和熟悉人民群众的思想状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语言艺术，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从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吸取营养，撷取素材，并敏锐把握时代脉搏，以对人民和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遵循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运用艺术手段生动形象地表现丰富、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情感愿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鉴真大师不畏艰难、夙志不移的执着精神，启示我们在克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困难时要锲而不舍、孜孜以求
鉴真大师不但在六次东渡中受到中国落后保守势力的破坏、阻挠，就是到日本以后，也遭到保守一派的诽谤和仇视。在这种环境中，大师不改初衷，以不畏艰难、夙志不变的执着精神，克服一切困难，把唐朝的灿烂文化带到了日本。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不可避免还带有封建文化、殖民地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痕迹和影响。我国目前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在这一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在思想认识和社会行为上难免会出现某种困惑和混乱。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有差异就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冲突。21世纪，人类日益频繁的交往进一步强化了不同文明人们的文化寻根意识，文化作为国际政治“软权力”的作用不断提升，对文化或文明的关注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些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内容和形式方面，还未能完全摆脱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思想和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同时，也存在着对各种腐朽思想文化侵蚀抵制不力的问题。
然而，只要我们能够弘传鉴真大师不畏艰难、夙志不移的执着精神，能够勇于面对挫折、失败，正视自身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失误，能够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全面深刻地反思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高度警惕和反对“右”的错误倾向，能够自觉从当今时代特征和国情出发，创新社会主义理论，重新探索并找到既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融汇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并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和新的历史条件，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将日臻成熟，确立起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并朝着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发展；将步入由传统到现代、由隔阂到融合的转变，并走向全面复兴，成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社会主义文化将更加从容自如地与各国各民族文化进行平等交流，成为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鉴真大师传播文明、撒播智慧的博爱精神，启迪我们应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世界文明进步而虚怀若谷、心怀天下
鉴真大师不仅将佛法送到日本，还将我国盛唐时代的建筑、雕塑、绘画、日法、文学、印刷、医药等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大师卓越的远见和睿智的抉择，对于我们如何建设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要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文化。
我国现阶段面临着从落后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面临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繁重任务，由这一历史任务所决定，我国需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和小农经济落后意识。弘扬科学精神，对于推动科学进步，推动科技长入经济，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技进步，使之成为全民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同时，我们又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人类发展进步的一切问题，尤其是精神领域的问题。西方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片面强调科学主义，忽视人文精神的建设，结果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同时，却带来了人际关系冷漠和功利化，道德沦丧，精神空虚，极端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等各种社会弊端。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就要继承和发扬鉴真大师既高举科学精神又高扬人文精神的深远识见，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国家成功的经验，避免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在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加强现代人文精神的建设，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我国现阶段在全社会努力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应大力倡导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趋势和现代化规律进程相一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人文精神。
（原载《纪念鉴真东渡文集》扬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2004.1）
 

序

蒋 寿 建

今年11月26日，日本东大寺的鉴真坐像回归省亲。在鉴真大师的故乡——扬州，将举办纪念这位高僧大德和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的重大系列活动。这同30年前日本鉴真坐像第一次回归省亲一样，是千载一时的盛举。
正如邓小平所说，鉴真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人物”。这位大师以普渡众生为动力，以慈悲喜舍为愿力，以勇猛精进为助力，劈风斩浪，六渡东洋，虽痛失高徒、双目失明而矢志不渝。他不仅将佛法送到日本，还将我盛唐时代的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印刷、医药等文化科学技术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被日本人誉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医药的始祖、文化的恩人。鉴真大师传播文明、何惜生命的献身精神，坚定信念、夙志不移的执著精神，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突破俗念、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努力弘法、普济众生的无私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鉴真佛教学院以“鉴真”命名，这是1200多年前的鉴真大师给后人留下的福报。在扬州组建鉴真学院，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老会长赵朴初的生前遗愿，并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亲自关心。2003年，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筹建，这是“特例批准在地市上筹建唯一的全国性宗教院校”。时任国宗局局长的叶小文为这所学院明确了“以培养中国佛教国际文化交流人才为宗旨”的办学方向。也就是说，鉴真学院的使命，就是在当今现代化、国际化的条件下，培养鉴真大师的传人。传承和弘扬鉴真精神，理应作为鉴真学院的办学宗旨和办学特色。
抱着这个信念，我们从中日两国纪念和研究鉴真大师的汗牛充栋的各类文化著述中选编了这本书，作为鉴真学院的校本教材。希望全体师生刻苦学习，体悟真谛，从中吸收丰富的知识、文化和精神营养。
佛教的修炼，历来主张“学修一体”。这就要求学习与修行的统一、才学与道心的统一、弘法与实践的统一。鉴真大师的精神，代表了坚固的道心僧格、高深的佛教学识、博大的文化修养，以及“为大事也，何惜生命”的最高境界。鉴真学院培养的佛子、学子，就应该继承佛教的优良传统，坚守以信为本、以戒为师、学修一体，从而真正成为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具备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掌握广博的知识和实用的技能，能够流利地运用英语、日语的“中国佛教国际文化交流人才”。
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坚定办学方向、理清办学思路，改进办学作风，通过扎扎实实的奋发努力，把这所学院逐步打造成环境优雅、设施先进、校风清纯，质量优良，具有鲜明办学特色，在海内外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宗教本科院校。

二○一○年九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