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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东渡史料的几点质疑
2005年8月15日 阅读6948次

鉴真东渡史料的几点质疑

 

    唐鉴真大和尚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使者。他以僧团形式,数度渡海,历经风涛之险,牢狱之灾,终于到达日本。十年时间,他率领弟子、工匠,在日本朝廷和广大僧俗的支持、配合下,积极从事文化交流活动,对日本佛教、建筑、雕塑、医药、文学艺术诸方面作出了不朽贡献,被日本人民奉为律宗开山祖、医药始祖、文化恩人。中日两国学者,对鉴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近几年来,笔者在对这些史料的学习和研究中,发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现提出求教于专家、学者。

关于六次东渡

诸多史料,谈到鉴真东渡时几乎众口一词:“六次东渡”。虽也有人提出过质疑,但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我们第一次见到鉴真六次东渡提法,是1962年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的有关纪念文章。而最先记述鉴真东渡事迹的真人元开撰的《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只是详细记述鉴真东渡的艰险历程,而没有明确提出鉴真东渡的次数。鉴真到底进行了哪六次东渡,说法不一。但有五次东渡,看法是一致的。

第一次东渡。唐天宝二年(743)鉴真接受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的邀请,决定东渡。僧人、工匠、水手已邀约齐全,船只也打造成功,所带的佛具、佛像、佛经、漆器、玉器、铜器、药材、香料及大批海粮也都集中到既济寺。出发前夕,发生了人事纠纷,高丽僧如海向扬州采访使官厅诬告道航、荣睿等与海盗勾结,将洗劫扬州。官府追查,将僧人道航、荣睿、普照等人捉拿拷问,船只和物资查封。虽然后来事实弄清,是如海诬告,僧人先后释放,粮食和各种物资放还,但船只被官府没收。失去船只,一时难以出海,东渡失败。

第二次东渡。六个月后,鉴真买得旧军船一艘,邀约僧人、工匠、水手85人,备好各种物资再行东渡。船至狼沟浦遇大风,船破进水,众人离船,第二天修好,再行渡海。复遇狂风恶浪,军船触礁,物资沉入大海,人困荒岛,幸遇明州官船相救,安置在贸阝县阿育王寺,东渡再次失败。

第三次东渡。鉴真在阿育王寺度过一年多后,决定从福州出发再行东渡。他派法进等人先行去福州购船和采办物资,随后又率弟子前往福州,走到永嘉郡后,因扬州诸寺三纲请求官府出面挽留鉴真,不让他东渡,于是官府派差役追到永嘉郡禅林寺,将鉴真追回扬州,没有能顺利渡海。应该说,这是又一次失败的东渡。

第四次东渡。唐天宝七年(748)六月再次东渡。在海上漂泊了五个多月,最后漂至海南岛最南端的振州。鉴真将所有物资和佛像、佛经全部捐给大云寺。东渡再次失败。

第五次东渡。时至唐天宝十二年(753),日本遣唐使至扬州,邀请鉴真再行东渡,鉴真应允。他带弟子、工匠38人及大批物资,于十一月随遣唐使船从黄泗浦出发,次年春到达奈良,东渡终于成功。

六次东渡中还有一次是什么时候,说法各不相同。主要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鉴真第二次出发到狼沟浦,船被大浪击破,第二天修好。原有船只,原班人马,原有物资继续渡海,算是一次新的东渡。如杨曾文先生《日本佛教史》便取此说。这就好比我们骑自行车去某地,半途修了一次车,就算是两次去某地,这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另一种说法是,鉴真从海南岛回扬州,到达桂林后,笃信佛教的广州太守卢奂邀请他去广州。鉴真应邀去了广州,并为卢奂授了菩萨戒。鉴真没有能从广州出海东渡,也算是一次东渡。如许凤仪先生《鉴真东渡》便取此说。其实,鉴真去广州并没有明确想从广州渡海的意图,更没有筹办船只和物资准备渡海的行动。鉴真在广州忙于讲律授戒,参观佛寺,过了一个春天,便回扬州了。即使鉴真有从广州渡海的念头,他也没有明确提及。真人元开撰的《唐大和尚东征传》中,也只字未提鉴真想从广州东渡。因此,我们不能估猜,更不能将其作为事实上的一次东渡。还有一种说法,将荣睿在阿育王寺被捕算是一次东渡。这更难以令人信服。《唐大和尚东征传》是记述鉴真东渡事迹时间最早、最为详尽的史料,其中并没有明确记述鉴真是六次东渡。六次东渡之说,只不过是后人叙说鉴真东渡经过时加以推定的。就是中国最早绘制的《鉴真东渡行迹图》和日本绘制的《鉴真和尚东征图》也只标出四次东渡线路图,加上第一次未能成行的东渡,总共五次,而不是六次。因此,笔者认为,鉴真应为“五次东渡”,而不是“六次东渡”。其实,五次东渡也好,六次东渡也好,并不影响鉴真东渡的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只不过是史料研究上的一次探讨。

关于官厅阻挠

鉴真的十年东渡期间,除了受跋山涉水之累,惊涛骇浪之险,饥寒交迫之苦,还受到牢狱之灾。有史料将几次牢狱之灾,归罪于官厅阻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鉴真及其弟子总共受到过四次官府的干预。第一次是在扬州。第一次东渡刚筹备就绪,准备出航。私自随道航和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来扬州的高丽留学僧如海,一心要随鉴真东渡。鉴真对随行的弟子选择很严,必须品学兼优。而如海的品行不端,鉴真将他从随行人员中除去,这是应该的。如海认为这一定是熟悉他的道航和荣睿、普照两个日本僧人向鉴真告的状,于是极为气愤,积怨于他们,便作了一番化装,裹起头巾溜进城里向扬州采访使诬告,说长安和尚道航和日本和尚荣睿、普照等人与海盗勾结,不久要带领五百海盗洗劫扬州城。当时东南沿海盗贼蜂起,公私断行,朝廷并派要员在海上缉捕。扬州濒海,常受海盗威胁。当采访使班景倩听到如海的告密后,极为震惊,立即派捕役将道航、荣睿、普照等人捉来审讯。同时又将他们为东渡打造的船只和筹办的海粮等物资一律查封。经过审讯,弄清情况之后,将诬告的如海重责60大板,勒令还俗。道航等中国僧人立即释放;日本僧人地方不好处置,需要奏请朝廷鸿胪寺。三个月后朝廷下诏释放,每年赐绢25匹,四时给时服,如要回国,随意放行。筹备的海粮物资也归还僧人,惟有船只被官府没收,防止他们入海,整个过程没有牵及到鉴真东渡,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第二次是鉴真一行海上遇险,围困荒岛,被明州官府搭救,安置在阿育王寺。鉴真名气很大,邻近的明州、越州、杭州、台州、宣州都有他的弟子,各为一方名僧。他们得知鉴真东渡遇险,住在阿育王寺,纷纷前来邀请他去讲律授戒,整整花去了一年多时间。他回到阿育王寺后,准备再行东渡,越州僧人舍不得这样年事已高的大德高僧冒死渡海,便来劝说鉴真,挽留鉴真,甚至希望他留在越州不回扬州。鉴真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执意要走。越州僧人认为,如果没有日本僧人邀请,鉴真也就不会东渡。于是他们联名向越州官府请求,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诱骗大和尚鉴真私自东渡,请官府捉拿荣睿、普照。官府应越州僧人请求,捉得荣睿一人,普照逃脱。荣睿被押送到京城,路经杭州,被杭州僧人暗中救下。按照唐时的制度,私自出国,要坐大牢的。这次越州官府明知鉴真私自渡海,却没有对鉴真作任何处置,只是处置了“诱骗” 鉴真的日本僧人荣睿。荣睿、普照在广大僧俗的保护下,又回到阿育王寺,商谈东渡大计。应该说,这次挫折对鉴真东渡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第三次是一开始就反对鉴真冒险东渡的高足灵佑,在得知年将花甲的恩师鉴真,九死一生回到大陆一年多仍然不回扬州,估计他还要东渡,心中实在割舍不得。他自知,凭他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劝说鉴真回心转意的。于是,他联合扬州诸寺三纲,联名向官府请愿,想借官府的力量,劝鉴真死了东渡之心回扬州。官府接到请愿书,便派差役一直追到永嘉郡的禅智寺,将途径此地的鉴真“护卫”回扬州。途中鉴真受到各地官员僧俗的欢迎和供养,鉴真照样应请讲律授戒,因为官府对差役有过交待,对鉴真要好好防护,不得对鉴真无礼。因此差役对鉴真是以礼相待的。回到扬州后,官府也未对私自渡海的鉴真作任何处理,只是要龙兴寺的僧人严加看护,不要让他再冒险出国。这次追回鉴真,是扬州诸寺三纲的请求,而不是官府的本意。第四次是日本遣唐使得知鉴真六次东渡五次失败,未能到达日本。邀请唐国高僧到日本弘扬佛法、整顿戒律、光大圣教是朝廷的本意。于是,遣唐使便向玄宗皇帝请求,邀请鉴真等五人去日本。玄宗是奉行道教的,他没有反对遣唐使邀请鉴真,只是希望带几个道士去。日本是不行道教的,不好请道士去。为了不让玄宗龙颜不悦,便选了两个青年留在唐国学道士法,而主动收回了聘请鉴真的奏章。他们想在回国时,顺道拜访鉴真,邀请鉴真一行随遣唐使一道去日本。以上几次情况,都不是官府主动干预。而是地方僧徒为防止鉴真这样享誉全国的大德高僧冒险渡海,请求官府干预的。官府虽然也有明知鉴真私自东渡,也没有按条令对他作任何处理。玄宗更没有提出不让鉴真去日本,而是遣唐使主动收回奏章的,更谈不上官府阻挠。再说,明州太守、振州别驾、广州都督,以及桂州、江州、端州太守,明里暗里都知道鉴真私自东渡,他们不仅没有处理他,还亲自带领官员僧俗相迎,乃至亲自掌勺做饭,供养鉴真等人。因此说,鉴真东渡受官厅阻挠应当受到质疑。

关于日本使节报丧的时间

唐广德元年(763)五月六日,在日本辛勤工作了十年的鉴真,在唐招提寺结跏趺坐圆寂,享年76岁。

鉴真去世后,日本朝廷是何时向扬州寺院报丧的?日本安藤更生先生在《鉴真》一书中,说是唐大历十二年(777)日本才派使节到扬州龙兴寺报丧,扬州僧人得到消息,汇集龙兴寺举行盛大法会哀悼三日。中国学者傅杰先生在《鉴真大师传》一书中,也说是唐大历十二年第14次遣唐使入唐,副使小野石根等到扬州传送鉴真大和尚圆寂的消息,扬州僧侣集中龙兴寺举哀三天的。也就是说,鉴真圆寂14年后,日本才向扬州报丧的。而成书最早的《唐大和尚东征传》是说日本宝字七年(763)癸卯春鉴真圆寂,宝字八年(764)甲辰日本遣唐国使便到扬州龙兴寺报丧,扬州僧侣著丧服集于龙兴寺举哀三日。前后报丧的说法相差13年,孰是孰非?

傅杰先生在文中特地指出,是第14次遣唐使来中国报告鉴真圆寂消息的。但据《辞海》“遣唐使”条目载,日本从630年至894年,总共有13次派遣唐使到中国,那么777年就不可能派第14次遣唐使。公元733年之前,日本共派出了九次遣唐使,差不多平均每10年左右时间一次。第10次遣唐使是753年派的,如果777年派出的是第十四次遣唐使,那么差不多平均五、六年一次,如此频繁派遣唐使显然是不大可能。据王勇先生在《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中说,日本宝龟十年(779)五月二十七日派过一次遣唐使,那么两年之前的777年会不会派遣唐使?《唐大和尚东征传》上明白地记述,鉴真是宝字七年癸卯圆寂的,是宝字八年甲辰派使节到扬州报丧的。癸卯与甲辰正好相隔一年。此外,733年前平均十年派一次遣唐使,鉴真753年随第10次遣唐使到日本,十年后的763年圆寂,正好10年左右时间,差不多可以又一次派遣唐使了。由此可以确信,日本使节到扬州龙兴寺报丧,应当是唐广德二年(764),即鉴真圆寂的第二年。

 

 

参考书目:

 

《唐大和尚东征传》    真人元开撰  扬州大明寺藏本

《鉴真》                汪向荣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鉴真》朱福火圭、许凤仪、姚国定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鉴真大师传》            杰著  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鉴真》                安藤更生  日本吉川弘文馆

《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  王勇主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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