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扶轮鹏展翅，护持宝筏兴传灯。
1250年前，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为播中华之耆彦，弘大法于扶桑，三学五明，乘桴东征。百折百赴，终成宏愿。放眼“淼漫沧海，已化康庄”，大师“慧灯无尽，法云永垂。”今天，当我们置身千百年前大师东渡经过的舟山群岛，追觅大师为弘扬佛法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排众沮，冒风涛”的足迹，眼前便涌现出一幅幅悲壮刚烈，而又神奇瑰丽、光彩四溢的历史画卷。
鉴真东渡，号称六次，历时十年。而真正扬帆出海，只有三次，并且都是途径舟山群岛。其中相关的主要有大悲山、下屿山、乘名山、桑枝山、普陀山和曙峰山等大小岛屿。直至最后一次出海，才经舟山群岛北端外缘之嵊泗列岛，终于抵达扶桑。舟山群岛，与鉴真东渡弘法，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伟大事迹，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解的关系。但自古以来，中日两国学者对其中某些岛屿和鉴真东渡事迹的关系，有不同的观点，颇多商榷。现据我对相关史料与海岛实地考察相互印证，提出粗浅的见解，以作引玉之砖，讨教于诸位专家学者前辈。
一、曙峰山与鉴真东渡关系之质疑
曙峰山，是有关鉴真东渡史料最为完整和翔实的原始资料，根据公元748年时日本天皇后裔、日僧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所印行各种版本，都一致明确记载鉴真东渡之舟曾经泊停过的海岛。也是鉴真东渡路过舟山千岛时靠泊过的最大之山岛。
曙峰山，系鉴真于唐天宝七载夏，二度浮桴出海后曾避风泊停之岛。由日本“南部戒校园院幻住沙门长老上田照遍”题序，即“戒檀木” 。《法名赠大僧正唐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载：鉴真率众僧俗35人“六月二十七日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得好风，发至署风山，停住一月……”
曙峰山地近明州即今宁波。周围有大小岛屿千百余座。若隔海相望，但见这里岛山林立，水波浩渺，古人称之为“海中洲”，上古“东海外越”的先民，亦称“东海 人”即在此渔盐劳作，繁衍生息。相传东吴葛玄号称葛仙翁，曾在此岛上修筑伏龙阉羽化，就以此翁字作山名和州名。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朝廷在此千岛设县时，即以翁山为县名，初隶余姚郡，由鄮县县令王叔通兼任翁山县令。
曙峰山，本为唐时翁山县所辖千岛之中最大岛上一座山峰之名。因此山临海雄峙，过往船人途经此岛，皆必先见岛上曙峰山。久而久之，曙峰山闻名于东海，人们就以此山名，代作整座大岛之名，称作曙峰山岛。意即最先迎接曙光，最早看见日出之岛。当时翁山县已是大唐境内全国九大海盐产区之一。时县辖富都、安期和蓬莱三乡。曙峰山为富都乡属，山下有盐场。县设富都盐监，下有曙峰、甬东和东江等盐场。直至宋端拱二年（989）八月，仍在富都盐监旧址，建立监盐场。正监盐场下，尚有曙峰和芦花两个子场。
宋英宗初年，为避英宗皇帝赵曙庙讳，曙峰盐场才改为晓峰盐场。据（宋）罗浚撰宝庆《昌国县志》：“县东八里又有子场曰晓峰，在县西十二里。晓峰因避英宗皇帝庙讳更名。”宋治平元年（1064）为避皇帝赵曙庙讳，不仅盐场改名，曙峰山也同时改为晓峰山，并沿袭至今。从曙峰山改为晓山，曙与晓字改义不改，仍是最先迎接曙光与太阳之山岛。打开1992年版《舟山市志》中的《舟山市区图》，可看到在马跃岗与竹山中间，有座晓峰岭，并凿有晓峰岭隧道，其外侧临海即竹击门航道，为舟山与宁波之间浙东海上大通道。唐时高僧鉴真及其高足思托等一行驾舟经过竹山门航道，抬头便见曙峰山，并在山下海岸埠泊船，停住一月。将此曙峰山之山名，作为全岛之岛名，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历史上各朝皆有。
思托后来根据随大师东渡弘法经历，所撰成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中，忠实载录了他们在曙峰山停留一月的情形。而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是借鉴或在许多地方是直接引用思托所撰鉴真传中内容原文而成。因此，《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关于曙峰山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基于此，宋英宗初年以来的晓峰山，即唐时的曙峰山，而唐时曙峰山，即今舟山本岛的论断，是有史实依据，经得起推敲的。
二、大悲山与鉴真东渡关系之质疑
唐时大悲山，即今嵊泗岛404座岛屿中最大之岛——泗礁岛古称。又作泗洲山，是与周朝时徐偃王为保民生北退古“甬东”即今舟山及嵊泗有关。与徐偃王在舟山本岛建城池，附近鼓吹峰建有偃王祠一样，古泗洲上也建过泗洲殿，其岛名庙名均与徐堰王及其故国都泗洲有关。但现在泗洲山名已不再用，泗洲殿也不再有，但大悲山的山名，却沿用至今。只不过是此名仅保留在其本体——泗礁山岛东部一座海拔156米之山峰——大悲山上，不再代作整个泗礁山岛的岛名。
大悲山名出观音尊号全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渔民在海上常遇风涛海贼忧苦，自然将“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寻声救苦救难的灵感观世音作为自己的第一信仰，因而将自己祖辈栖息的岛上居中之山称作“大悲山”，以志子孙万代永远崇仰观世音，永远受到观世音保护。从此，大悲山之名远播东海，吸引佛门弟子上山结茅礼佛修行。在鉴真东渡之前，大悲山应已是一座颇有名望的海上名山。
南部戒檀院本真人元开《法务赠大僧正唐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载鉴真首次扬帆东渡时情形：
“天宝二载十二月举帆东下到狼沟浦被恶风漂浪击船破……更修理舟下至大坂山泊舟不得即下屿山……”对上述这段文字，中日两国学者因认识不同，见解不一，因而注解也不一样。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汪向荣先生校注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为：
“天宝二载十二月，举帆东下，到狼沟浦，被恶风飘浪击，舟破……更修理舟，下至大坂山，泊舟不得；即至下屿山。”
综上所述，汪向荣先生的观点是：东渡之舟曾在悲山泊，因风潮影响既不能继续东“去”，而在大悲山又不能继续泊停，即往下屿山泊；而孙蔚民先生的观点是东渡之舟仅是驶到过大悲山，但因无法停靠，未曾在大悲山泊停，直接去了下屿山。这是两个迥然不同的观点。我想结合嵊泗实地考证，予以辩析探讨。
嵊泗列岛地处东海外海，泗礁岛是嵊泗列岛面积最大主岛，地处北纬30°43′，东经122°28′，四周是北鼎星岛、连槌山、金鸡山、马迹山和大黄龙岛、小黄龙岛等岛屿拱围，在茫茫海洋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泗礁岛离长江口的上海南汇芦潮港仅31海里。
而大悲山则处在泗礁岛东部，海拔156米。大悲山脚下海岸，前有五龙乡黄沙岙、左侧有高场湾，均是避风泊舟的天然良港，现建有码头。千年古刹灵音寺就建在大悲山的山腰上，坐正南侧东朝北。大悲山山脚下的港湾，有大黄龙岛与小黄龙岛为屏障，可避西风、西北风和西南风，即使有十级以上西北大风，泊停这里港湾内的船舶也安然无恙。在冬季风暴天，常可看到这样一种景象：从长江口东下的船舶，沿途浊浪浮滔涌似山，而进了嵊泗黄（龙）马（迹）海峡，却是风平浪静，大悲山海岸，正处于黄（龙）马（迹）海峡的蔽护中心区，自然浪平浪静犹如湖泊。
再则，嵊泗海域，秋季多西北风，或西风，或北风。南风、东南风则为数不多。鉴真东渡之舟，在嵊泗列岛地域之“舟去不得”之“去”，乃为继续东渡去东瀛岛国的去，“去不得”亦即不能继续东去。为何缘故？真人元开文中未有答案。既然在长江狼山附近修好船能驶至嵊泗大悲山，那么说明此间风浪中还能驶船。其后舟去不得，根据海洋地理条件和气象上的因素，是否有三种可能：一是在大悲山下海岸泊了一段时间后要启航东去，因风浪猛然增大，索性驶至能供航船全天候避风而又就近的古下屿山即今以上川山、下川山组成的川湖列岛海域泊停。因为，上川山与下川山之间有一条海峡，两岛形状虽狭而长，但呈八字形对峙，成喇叭口状，能蔽遮各种风向的海风袭击，是在大悲山下海岸处上海东南向，从长江口东渡（无论是吴淞口，还是南汇嘴出发）嵊泗，在用篷帆、橹桨作动力的古代，利于航行的风向最好是西北风或西风、北风、东风，东南风则是逆风行舟。而从日本赴嵊泗或去长江口沿海陆地，则最好是东风。
鉴真一行驾东渡之舟，于“天宝二年十二月，举帆东下”，正值冬季，海上多西北风，也是利于东渡之舟航行之风。只是航至南通狼山附近长江江面上，风浪增大而船漏，修理好船后又乘顺风驶至嵊泗海域即“下至大坂山泊”。在大悲山下泊了半天一夜或若干时间后，因风向转为正东或东南大风，这里浪大，无法继续泊驻，故驶往下屿山；三是在长江狼山附近江面，东渡之舟被风浪击破漏水，因夜黑天寒，未能完全修整，在海上漂行较长一段距离，经比江面更大风浪的打击，船破程度更严重，若遇上转风向，大悲山下海岸无法泊停修理，即至能全天候避风浪的上、下川山海峡泊停，边避边修船。再则船刚离开扬州，水粮充足，下屿山虽小，即使山上无淡水补给，就凭船上淡水和粮食，泊驻一段时间应有条件。
基于上述种种实际条件和理由，我赞同关于鉴真东渡之舟首次出海曾在大悲山泊停，后又去下屿山的观点。
三、乘名山与鉴真东渡关系之质疑
鉴真一行东渡，到过嵊泗大悲山和桑枝山（即今小洋山）及附近下屿山（即今由上川、下川组成的俗称“川湖列岛”）滞留或泊驻，这是中日学者所共同认定的。是否去过乘名山即今嵊山岛，以及狼山（今浪岗山）却有不同的说法。
先讲乘名山。
一种说法是鉴真一行东渡，首次浮海遇风在大悲山和下屿山泊舟月余后，欲去大乘名山。日本明治三十丁西年夏之首、南部戒校园院幻住、沙门长老上出照遍谨题之即“戒檀本”《法务赠大正唐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1922年石印本，扬州市图书馆古籍部馆藏）有载：“天宝二年十二月，举帆东下，到浪沟浦，被恶风漂浪击，船破，人总上岸。潮来，水至人腰，大和尚在乌蓲草上，余人并在水中。冬寒，风急，甚太辛苦。更修理舟，下至大坂山泊，舟[去]不得，即至下屿山。住一月，待好风发，欲到乘名山。”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孙蔚民著《鉴真和尚东渡记》，其中所附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也有相同载述：“……住一月，待好风发，欲到桑石山。”
鉴真一行东渡，首次浮海时是否有过“欲到乘名山”之举？为力求比较准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乘名山即嵊山岛的地理与人文概况。
乘名山即今之嵊山岛，面积4.005平方公里，自古即为繁华渔镇，是中日文化经济交流的海上要冲。嵊山岛有乘名山、乘山、神前山和陈钱山、尽山等多种称谓。其神前山一名，始见于宋乾道《四明图经》。宋宝庆《四明志》云：“东北五潮至神前山、壁下，与海州分界。”
从人文角度看。嵊山岛古称乘名山，当与佛教有直接关联。佛教分大乘、小乘两大流派。而从佛教修持的途径来看，又分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乘名山，则是以佛教的大乘、小乘与三乘，以及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这诸多“乘”字来命名之岛，故称之为“乘名山”。乘名山，即为佛之山、菩萨山之意。与自古有之“神前山”岛名，含义是相同的。而明代使用的陈钱山等岛名，则是“神前”之谐音。
乘名山（陈钱山、嵊山）自古即为中日文化经济交流的海上通道，早已被世人所识。明嘉靖年间劂若曾编著《筹海图编》倭国事略云：“凡倭舡之来，每人带水四百斤……水味不闻，海水咸不可食，食即令人泄。故彼国开洋，必与五岛取水，将近中国过下八山、陈钱之类，必停泊换水……遇山而汲，亦其势耳。”陈钱山即乘名山，亦即今嵊山岛，在古代——明以前中日海上交通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由此也可见一斑。
纵观古今海航，鉴真东渡路经嵊泗列岛，遇风浪“至下屿山住一月，待好风发，欲到乘名山”，则情理之中事，也是鉴真一行继续东渡淡水补充等之必需。
从地理位置看，乘名山即嵊山岛地处北纬30°43′，东经122°49′，小洋山则地处北纬30°38′，东经122°03′。志书上载嵊山因“地处中国海山之尽处”，故又称为“尽山”，是我国东海上最东端的一个住人岛，在东海所有岛屿中，数嵊山岛离日本岛最近，其距日本长崎仅300海里。而桑枝山即小洋山则在长江口南汇嘴外，近苏沪大陆。下屿山即川湖列岛，恰好处在乘名山岛与桑枝山岛中间差不多等距离的中间位置上。鉴真东渡之舟首次浮海，来到嵊泗列岛海域，在大悲山、下屿山泊停后继续东渡，从地理位置上讲，理应向距日本较近的乘名山即嵊山岛进发；从驶航风向上讲，在下屿山泊停一月，即为等待有利于继续东渡航行的好风、亦即顺风的西北风，也应是向乘名山即嵊山岛进发。若是向桑石山即小洋山航行，那就是东渡路上倒退，距东渡目的地——日本越来越远，走回头路。
鉴真一行冒各种风险发愿东渡，为的是弘扬佛法；在大悲山和下屿山苦苦等了月余等待好风，也为的是继续东渡早抵彼岸，从航行之目的和情理上讲，也应该是：在下屿山等利于东航的好风后，即扬帆东进向乘名山进发。而不应该向西北退行到桑枝山，向东渡之舟出发地扬州靠拢。
据此，笔者倾向于这个观点，即：鉴真一行东渡之舟，在大悲山、下屿山泊停月余，“待好风，欲到乘名山。”
四、狼沟浦（狼山）与鉴真东渡关系之质疑
有人以为这是今之嵊泗狼岗山的问题。无论是《过海大师东征传》，还是《唐大和上东征传》，都有载：鉴真一行东渡，首次浮海，“天宝二年十二月，举帆东下，到[狼]沟浦，被恶风飘浪击，舟破，人总上岸，潮来，水至人腰，大和上在乌蓲草上，余人并在水中……”；二次浮海，是在天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风急浪高，旋转三山。明日得风，至越州界三塔山。停住一月，得好风，至署风山，停住一月。”
关于鉴真东渡首次浮海到过的狼沟浦，日本学者藤元春《上代日支交通史的研究》称：“狼沟浦恐在今南通县之南，近狼山，位于扬子江北岸的港口。”同是日本学者的安藤更生则以为，此狼沟浦是在扬子江南岸，而不是北岸；不在南通附近，而是在现今太仓浏河口附近的狼港。中国学者汪向荣在其为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中曰：“我认为安藤氏的意见是正确的。”
而198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嵊泗县志》“存古”——“鉴真东渡与嵊泗”一文则称：上述观点失之偏颇。同时又称：明州界狼沟浦当今嵊泗且以之浪岗山。其论据曰：唐时，胡逗洲（今南通市）岛上若有狼沟浦的话，只能称为扬州界狼沟浦；而太仓浏河口若有狼沟浦的话，只称为苏州界狼沟浦。被收入《大日本佛教全书》的鉴真末弟子丰安所撰《鉴真和上三异事·海路遮奇异》云：“天宝十二年十二月，举帆东下；到明州界狼沟浦，遭恶风浪，船被打破，人物共飘没；俄尔恶风被息，20余人著岸免死，仍即还唐朝。”在此，丰安明确地指出为明州界狼沟浦。丰安作为鉴真的嫡系弟子和第二代继承人，是有机会听其师口述东渡经过的。所以说，此文是当时鉴真口述的真实记录，要比现代人藤田元春先生和安藤更生先生的说法可信得多。据此，明州界狼沟浦当为今嵊泗县之浪岗山。《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宋版《宝庆四明志·叙山》，均称为狼港山。文中尚有“即还唐朝”之说。若不出国境，岂有还唐之说？唐时，浪岗山附近海域，已可称为国境线了。
将浪岗山附近海域说成“唐时……国境线”是否允许姑且不论，《嵊泗县志》“存古”——“鉴真东渡与嵊泗”一文，将天宝二年十二月鉴真东渡首次浮海途经遭风浪漂击破舟之“狼沟浦”，与天宝七年六月二次浮海途经遇风处“狼山”，均作为今嵊泗县之浪岗山了。我以为，这种说法确有值得探讨之处。
浪岗山，是为列岛。由中块岛、西块岛、东块岛和半边屿“三岛一屿”12块礁组成。所有礁、屿皆环列在三岛四周近处。此三岛排列呈东北—西南走向。以中块岛面积最大，为0.262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89.2米，地处北纬30°26′,东经122°56′。而东块岛、西块岛，面积只有0.056平方公里和0.07平方公里，海拔分别为76.4米和96.0米。历史上，只有中块岛住人。据清光绪二年（1876）《浙江沿海图·附海岛表》载：“浪岗山长一里又七分之六，宽六分之五，居民三四十户，船只二十余号。”又据民国《定国县志》舟山群岛岛屿一览表载：“浪岗山，在衢山极东，长1.76里，宽0.82里，居民三十四户。”皆以渔捞和贝藻类集谋生。但浪岗岛四周皆悬崖峭壁，水深流急，自古即有“浪岗三块山，上落十万难；稍有薄弱饭，永不上此山”之渔谣。遇有风浪，在此丧生的渔民为数不少。
先从唐天宝二年十二月鉴真东渡首次浮海说起。东渡之舟发扬州“举帆东下，到狼沟浦，被恶风飘浪击，舟破，人总上岸。潮来，水至人腰；大和尚在乌蓲草上，余人并在水中。”
我在县级政府部门从事文秘工作时，因工作需要，曾于1984年冬与1985年夏，两次登上过浪岗山岛，曾对浪岗山进行过详尽细致的踏勘与察看。浪岗山地处东海最外围之边缘孤岛小山，岛之四周均是危岩险礁，水深均在20米至50米，东侧水深达100米，风浪多且大。有渔谣云：“浪岗山，浪岗山，无风三尺浪，有风浪翻山。”由于海浪常要打过山岗，因此岛上植物难以生长。海岸礁岩，除海水中生长的藻类及贝类外，诸如乌蓲草之类是无法在只有礁岩没有土岸的浪岗山海岸生长的，此其一；
其二，既然是遇到足以击破船舶的恶风浪，那么像浪岗山这样“孤悬东海，极东突出，四周全无遮拦”的弹丸小岛，必定是怒涛滚滚，浪潮就不是像江水那样缓缓漫之人腰，而是一浪接一浪，像一群群咆哮的雄狮恶狼，张牙舞爪地扑打而来，使人在及腰深的礁岩海潮中根本就无法立身，而只能被浊浪打下海；
其三，十二月寒冬之夜，茫茫大海汪洋，风吹浪打，更是刺骨寒冷，僧俗无法在漫腰深的海水中站上一夜；
其四，浪岗山之高，均在70米以上至近百米，船破人落水，僧俗们完全可以爬上海浪打不到的岛岸，不必让年过半百的鉴真大和尚栖身于乌蓲草上，何况海礁上不可能有乌蓲草，而众僧俗也不必要在海水中受冻和冒险；
其五，假如海潮及人腰的礁岸能立得住人，那么岸边也定能使缆带船并修理，更不用让众僧俗泡在海水中。
综上所述，这等“狼沟浦”，决不可能是东海外海嵊泗列岛海水最深处的浪岗山，而系长江入海口的狼山。
再则，东渡之舟自扬州经运河与长江入海，直到嵊泗浪岗山，航程达百余海里之遥，在靠篷帆和橹桨产生动力的唐代，必须要数昼夜才能到达，若途中遇风浪，更遥遥无期。况且，既然在浪岗山岸边将船只破漏之处修复可以重新行驶，那么应该扬帆继续东进朝目的地日本方向航行，而不应是向后倒退至大悲山。自浪岗山至大悲山，即使在使用机动船舶的当代，也至少要用大半天时间。并且后来船在大悲山泊后又至下屿山停泊一月，待到好风后再驶向乘名山即嵊山岛。而嵊山岛至浪岗山，机动船舶行驶也要近3个小时。在浪岗山岛海域漏船，修好后又月余时间一直倒退泊至下屿山，才又行驶到嵊山岛，这些举动对于发愿东渡弘法的鉴真一行是不可思议的。据此而论，鉴真东渡首次浮海，遭风浪漂击船破之“狼沟浦”，应是号称“长江第一山”的狼山江岸。而且，当时这里的岸滩还很浅，也只有这样的岸滩才能让乌蓲草即芦苇之类野草丛生。因此，众僧俗只得忍寒立于及腰水中，而让鉴真大和尚暂栖于乌蓲草上。
再说鉴真东渡第二次浮海。唐天宝七年六月，东渡队伍“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至常州界狼山。风急浪高，旋转三山，明月得风，至越州界三塔山，停住一月。得好风，发至署风山……”
这次也同样，如按《嵊泗县志》“存古”，“鉴真东渡与嵊泗”一文所言，此狼山为嵊泗浪岗山的话，路远浪高，不仅时间久长，浪波阻拦，不可能在扬州新河上船，就能直达浪岗山。而且遇上“风急浪高”的天气，船应躲到避风处以保安全。“旋转三山”，只能导致舟没人亡，这是海上航行的常识。所以，此狼山，也应是南通附近之狼山。当时，沙流冲积，这一带江面也有三座江山。江面虽然也是“风急浪高”，但这江面风与海洋风，江河浪与大海浪，是无法相比拟的。江面有风浪，“旋转”山周缘，就能避险；而海洋上，却只能找背风处泊船才能免于受灾。
再则，既然东渡之舟已到浪岗山外海洋面，那么为避风浪，也应就近到乘名山即嵊山岛，以及附近的枸杞岛、壁下岛、花鸟岛、绿华岛中任何一个岛屿暂泊，就是大悲山也比“三塔山”即前次海滞留过的桑石山（今小洋山）要便捷得多，为何要顶风浪、冒危险，舍近求远，驶到小洋山停泊一月再东渡之地，以至于到曙峰山即今舟本岛？从这个角度讲，此“狼山”，也应是长江上之狼山，而不是东海外海上的浪岗山。
五、定海普陀诸岛与鉴真东渡关系之质疑
鉴真一行东渡，唐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首次浮桴出海举帆东下，历尽长江狼沟浦破舟之苦和东海桑枝山即小洋山岛沉舟之险，在桑枝山即小洋山岛泥沙海滩上避难时，遇巡海官船，后又被明州太守派来的官船接到宁波阿育王寺暂住。而从嵊泗小洋山岛至宁波港或宁波附近沿海某一渔村，就必定要穿越舟山海域。无论是从海上航行看，还是海图上看，近杭州湾一侧，要路过灰鳖洋，其间可能途径的岛屿有大小鱼山、大鹏山、金塘岛和大榭岛等岛屿，相对来讲行驶的是较为捷直的航线。而近东海一侧，则要路过岱山岛和长涂山之间海峡，然后从左侧海道经长白岛至宁波的慈溪一带沿海海岸；或从右侧海道经梁横岛、普陀山和朱家尖海域，至宁波的穿山、白峰一带海岸。尔后，再从慈溪一带海岸，或是穿山、白峰一带海岸，经陆路可达阿育王寺。而宁波白峰与普陀六横岛之间，有座佛渡岛，鉴真一行是否经过佛渡来到宁波海岸？
鉴真一行东渡，唐天宝七年（748）夏，二渡浮桴出海。自六月二十七日舟发扬州新河，驶过长江狼山风浪江面后，次日到嵊泗海上小洋山为避风泊舟一月后，得好风，“发至署风山”，又遇风而在署风山泊舟一月……
而至十月十六日晨，东渡之舟又扬帆启航后不久，海上又起风浪，船朝顶岸方向驶行。“东南见山，至日中，其山灭，知是蜃气也。”至此，定海、普陀岛与鉴真东渡的关系就显得更具体、更密切。
而关于上述提到的顶岸山，按汪向荣先生校注中言：“而安藤更生则以为应在普陀山南的朱家尖。”从后来鉴真东渡之舟漂行到南海的海南岛的事实来看，我以为，船离开嵊泗小洋山后，驶过舟山岛，到普陀山，或是朱家尖岛，都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从原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作者真人元开系佛门弟子这一特殊的身分来看，这种观点，与书中有关东渡途中遇风浪后拜观音祈平安等某些特定情景、细节的描写也是相吻合的。
同样如此，无论是从海上航行看，还是从海图上看，自东海洋山岛至南海海南岛航线上，最便捷的航道，就是径直穿过灰鳖洋，然后从普陀山、朱家尖岛外缘驶过。不仅从中外学者的有关专著中看到相应的见解注释，也可从新编《普陀山志》上见到关于鉴真东渡途中上普陀山候风待潮的历史记载。
不仅有汪向荣先生校注的《东大和上东征传》第63页，关于“顶岸山”的注中曰：“……安藤更生则以为应普陀山南的朱家尖。”而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普陀山志》大事记中也有载：“唐天宝七年（748年）高僧鉴真东渡日本，途经莲花洋，上山候风待潮，见海市蜃楼。”《普陀山志》的大事记虽把鉴真东渡之舟离开小洋山之后的第一泊舟处释为普陀山，但其基本的总体位置却是正确的。从海图上看，普陀山与朱家尖岛是处在同一直线上的两块岛，离得又是那么近。具体地讲，应以普陀山更为贴近、准确。
六、衢州群岛与鉴真东渡关系之质疑
日本作家上靖先生著《天平之甍》，是他1958年的作品，取材于日僧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写中国唐代鉴真大师东渡弘法史迹。此书由楼适夷先生，根据中央公论社1962年版译出，1963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系文学作品，不必拘泥于史实，但其所用地名又采取实名，注释也采用实名，因其影响甚大，故不可不对其中重大史实作一考证。该书第二章第62页第1行起有这样一段话：
“重新等到了顺风，船向桑石山开去，海上波浪又大作，好容易到了桑石山，岸边散布礁石，船无法靠这，不得已后退，但后退仍不顺利，波浪把船远远地冲到海心，一会儿又冲回岸边……船碰到岸上时，船体碎成了几截。”
但在同一页倒数第4行开始，又有这样一句话：
“他们从衢州群岛中的一个小岛，桑石山的荒滩移到官船上……”
而在同页末端的注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①原注：衢州群岛中一岛。”
再回过来看该书同一章第61页倒数第3行，有这样一段话：
“第二天风息了，修好了船，重新下海，开到江苏海中的一座大板山，浪又大起来了，船不能靠岸，又开到下屿山停泊，在那里过了一个月。”
而在同页末端的注释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
“③原注：马鞍山群岛中的一岛。”
今嵊泗境内有“马鞍列岛”，指嵊山、枸杞岛、壁下山等诸岛，在此作者将马鞍列岛当作代表和包括了整个嵊泗境内诸岛的“马鞍山列岛”，即嵊泗列岛。而“大板山”亦称大坂山，即今泗礁岛——大悲山。当时鉴真东渡之船“重新等到顺风，船向桑石山开去，”这座桑石山，应是嵊泗境内另一岛，即今小洋山，但在其注释中，却成了“衢州群岛中的一岛。”
众所周知，浙江有个衢州，但不在海上，而在大陆上，与金华相邻。浙江沿海并无“衢州群岛”。把桑石山即今洋山当作“衢州群岛”这个事实上从未出现过，也并不存在的一个群岛中的“一岛”，这显然是一个失误，再读该书第二章第64页第1行开始一段话：“一百八十五人重新踏上了大陆的大地。他们从扬州出发，下到扬子江，在散在扬子江口的马鞍群岛中的几个小岛间白白漂滚了一番，然后被官船救起，穿过舟山群岛，现在被带到了杭州湾的一角。”可见鉴真一行此番浮桴出海，其活动范围一直是在扬州——长江口嵊泗列岛——舟山群岛——杭州湾这片沿海地区，即使衢州真成为其为群岛的话，也早已大大超越了这个范围。其失误就更明显。
那么其失误是如何产生的呢？与嵊泗列岛相毗邻，有大衢山和小衢山，而桑枝山即小洋山就在大小衢山左上方海中，大悲山、下屿山即川湖列岛就在大小衢山上侧海域，其衢州列岛，恐为衢山列岛之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