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618—916）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时期之一，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中心。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科技领先、对外开放、对内休养生息，以致出现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
唐代扬州继隋代初兴之后，由于大运河的开凿和长江、黄海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国内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和中国东南开放大港及国际贸易港口，扬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是对外文化联络和对外贸易频繁的城市，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成为“雄富冠天下”的中国东南的大都会，世称“扬一益二”，是当时中国南方粮、盐、茶、药材、盐铁等物资的最大集散地。人口4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城市方圆13公里，“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
正是唐帝国的太平盛世和扬州的繁华，奠定了鉴真日后成为中日两国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造就了一个集佛学、医学、文学、建筑学、书法、绘画、园艺学于一身的一代大师。
在唐代以前中国医学经过若干年劳动人民的不断实践积累，形成了早期的医学总结，如《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伤寒论》、《全匮要略》，以及失传的战国神医扁鹊及三国名医华佗的医学著作，还有随佛教传入我国的印度医学《龙树论》、《婆罗门药方》等医书10余种。到了唐代，医学更加繁荣，涌现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医药学家，其代表人物首推大医药学家、药王孙思邈。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并以此为毕生准则，写成了著名的古代医书《千金方》和《备集千金要方》，对后世影响巨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朝设有世界上最早的医学院太医署，设有管理医药行政事务的太医令，并组织编写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修本草》。
鉴真20岁开始游学唐代都城洛阳、长安，遍访高僧名刹，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虚心好学，并常去宫廷太医署，求学一些宫廷名医。为他传经授戒的两位大师道岸律师和弘景律师都是精通佛教和医学的得道高僧。佛教本义提倡普度众生，救济人间疾苦，佛教“五明学”中即有专门论述研究医理、方剂、药物的“医方明”，又称医明、医方论。鉴真在长安、洛阳求学过程中，大量学习医学知识，研读古代医书，不断向医家及宫廷医师请教，还亲自到药房观看药物炮制、加工，拜访经验丰富的药师和老农，到深山野岭辨识、了解、采挖药材，观察、记录这些药材的形态、生长习性、出芽、开花、结果、何时收获等，并不断验证古书记载的药材，洛阳、长安一带的山山水水到处都留下他勤劳的脚印和汗水。
潜心研读和领会象《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千金方》、《伤寒论》、《唐新修本草》、《海药本草》是鉴真除佛学之外的最大爱好，他对这些古代医书中的药物不断进行试验、总结。游学长安时，经常访问太医署，请教有关药草、病症和方剂的识别，系统了解太医署的设置和功能职责、方剂的配伍等。在每次出外传经讲学及游览过程中，他都利用时机，注意收集当地药草和民间偏方、秘方，并利用业余时间为民众疗伤医病。
扬州是当时唐帝国的经济文化和对外贸易港口，也是全国药材的主要集散地，外国（波斯、大食、吕宋、天竺、安南等国）船舶运来的大量药品都从这里转运销往全国各地，自然形成了对药物的品种、规格、功效、真伪鉴别的一套经验，儿时的鉴真即在其生活的故乡扬州目睹了扬州药市的繁荣景象，并接触了很多的国内外奇形怪状、不同气味的药物，学到了不少辨别药物的基本知识。
鉴真在长安、洛阳游学后回到龙兴寺，首创悲田院，亲自在寺内山地种植药材，炮制、加工、配伍、煎煮、熬制方剂，济贫扶困，为贫苦百姓免费看病，送医送药，业余时间系统深入地钻研医药学理论，验证古代方剂，并在自己身上试验。
鉴真回扬州后不久便到大明寺，同样除了研习、讲授佛经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研究古医书、古方剂，积极行医问药。并在大明寺设悲田院，种植药草，采集炮制，坐诊治病，而且一边行医，一边总结前人的经验和自己行医的心得，在大明寺大量种植药草，还到药材交易市场去与胡商交流，了解有关胡药（原产波斯、大食、天竺等国）的种植、炮制及药效。胡药中的沉香、乳香、没药、安息香、诃梨勒、龙脑香、郁金香、琥珀都是原产外国的热带药材，就在那时随佛教传入中国，直至现在仍是我国药典中规定可以使用的有效药物。
佛教中的吉祥草（Poe Cynosuroides）即是生长于潮湿地区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天竺举行佛教圣典时，常在会场上铺设吉祥草，传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开悟时，也是坐在吉祥草垫上的，而且吉祥草的根可用来治疗赤痢。沉香（Aquilaria agallocha）则是香料中的上品，其香气优于诸香，供药用，可治疗风水肿毒。佛教及中药中都提到的诃梨勒（Terminalia chebule Retz）是一种使君子科的落叶乔木，佛教意思“天主将来”，为佛教五药及五香之一，据《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介绍“余甘子、诃梨勒、毗醯勒、比钵梨、胡椒，此之五药，有病无病，时与非时，随意皆食”，密教以五药统括一切药物，于设法坛或行镇地法时，取五药、五宝、五谷，一起埋在坛下地中，表示以佛的法药救治众生的无明烦恼。
在鉴真几次赴日东渡传播文化的过程中，每次都随船备有大量的药材，其中一次，随船队带去麝香二十剂，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六百余斤，又有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这些药材中既有中药材，也有通过胡商贩运进来的胡药。在每次出发前，鉴真都要吩咐手下人到药市去大量采购这些药材，除了留待船上备用外，也带至日本后供同去人员及日本人民使用。当年鉴真带去日本的药材品种到底有多少，暂时还无法确切统计，但至今留存在日本东大寺正仓院的唐代药物有犀牛角、人参、麝香、胡椒、白芨、远志、大黄等药物60多种，还有唐代不同规格的药碗、药壶、药瓶等，其中就有不少是鉴真带去的，绝大多数是从鉴真的出发地扬州的药市上购买的，也有的是当时大明寺自种自制的药材。
鉴真到达日本后，除了传授佛经创立律宗，仿造唐代长安等地寺院建造唐招提寺外，还在日本东大寺、药师寺、观音寺设悲田院，施药问诊，救治贫病。对乐于学习中医中药的日本人，认真教授，悉心指点，从药材的种植、管理、采集、加工、炮制到功效、配伍和辨别等，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僧人。特别是虽然早在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带医药书籍《明堂图》等160卷赴日本，使中药书籍首次直接传入日本，但医学大规模传入日本在唐朝，代表着唐代中国医学先进水平的医学书籍《素问》、《张仲景方》、《黄帝内经》、《神农本草》、《诸病候论》、《古今录验方》、《千金方》、《新修本草》、《海药本草》等大量传入日本，其中就有不少是鉴真直接带去的，并以鉴真的贡献和影响为最大。
鉴真还把唐代中国的政府医学行政机构及医学教育模式介绍给日本，逐渐形成日本的医官医药制度，仿唐制在日本宫内省设立专门医疗机构“典药寮”，相当于唐朝的太医署，并仿唐朝的太医令、医师、医生、主药、针工、按摩工、咒禁师、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等治病医生，医生必须学习唐医书《甲乙经》、《脉经》、《新修本草》，针生学《素问》、《黄帝内经》、《明堂脉决》、《赤乌神针》，按摩生学伤折、按摩等，药园师、药园生学《本草》。
到达日本后的10年间，鉴真先后为日本圣武天皇、光明皇太后及孝谦天皇等治过病，连天皇御医法荣一时难以诊治的病，鉴真都能准确判断治疗，取得很好的疗效，深受天皇及皇太后的赏识。当时传入日本的药材很多，真伪不易辨认，常有外形相似而实际不同的药材服后无效甚至加重病情的现象，天皇命鉴真进行鉴别并传授日本弟子。鉴真虽然年事已高，又双目失明，无法直观地从外观上判断药材，但他凭着丰富的医药理论知识和长期的医药实践经验，利用鼻嗅、手摸、口尝、敲打等方法，从多方面加以鉴别，十分成功，实质开创了一种原始的药材物理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在应用。
此外鉴真还利用业余时间指导弟子们在日本种植中药材，教授如何加工炮制中药材，如何根据病状辩证施治，如何进行药材配伍等。在东大寺等设立的悲田院实质是一种早期的寺院医药机构，既为本寺僧侣治病，也为大众百姓看病。鉴真的这些医药实践活动受到了日本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的欢迎，为他在日本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这些活动和事迹在日本的古代、现代的医书和史书如《续日本记》、《风土记》、《日本书记》、《延历僧录》、《延喜式》、《唐大和尚东征传》、《医心方》、《日本国见在书目》、《大和本草》、《和汉药百科图鉴》、《宣禁本草》、《本草和解》、《日本医学史纲要》等都有记载。据传鉴真在日本10年总结自己几十年行医经验和研究成果，编写而成的《鉴上人秘方》一卷医书，日本医书《本草和名》、《皇国名医传》等典籍中都准确记载有这本医学著作。虽然《鉴上人秘方》后来失传，但如“诃梨勒丸方”、“脚气入腹方”、“鉴真服钟乳随年煎方”、“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等药方仍为日本部分地区所沿用，几乎成为民间常备药，对日本的医学事业产生巨大影响。
纵观鉴真的一生，除其佛教成就外，应当说他还是一代学术高深、经验丰富、品德高尚的医药专家，他巧妙地将佛教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深奥教义和中医中药的精髓转化为具体的医药实践活动，是天人合一的一种体现，这与当时他所处中国的强盛，科技发达，开放开明和他所处地区的有利优势分不开的，充分体现了他“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道德准则。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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